从走进非洲到走出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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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十月份的*个周四，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牌之日。今年在推迟了一周后，该奖项被颁发给了阿普杜勒-拉萨克·古尔纳，一位旅居英国的坦桑尼亚裔作家。
诺奖评委对古尔纳的评价是：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鸿沟之间的难民命运，表现出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此前，预测机构认定了今年的文学奖不会再颁发给诗歌和欧美作家，村上春树应景登顶赔率排行榜*。谁也没想到，最终会是关注难民问题的古尔纳获奖。
诺贝尔文学奖自设立以来，非洲似乎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上一位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美国作家海明威，1954年让他拿到此奖的代表作之一是名为《乞力马扎罗的雪》。
在海明威的时代，进入非洲是为了进行心灵净化；到古尔纳时，主题变为了走出非洲。这么看来，诺奖的评奖依据虽然深具时代色彩，但也仍旧没有脱离对人类处境思考的母题。
“恶作剧”
作为诺贝尔奖的官方采访人，亚当·斯密斯在10月7日揭晓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后，给古尔纳挂了个电话。他向古尔纳说：你的生活将马上发生巨大的改变，就像即将到来一场洪水。
古尔纳深知诺奖的意义，但他还是向斯密斯保证，自己能从容应对。
回顾古纳尔的人生经历，人们会发现，与诺奖引发的生活变化相比，生活和心灵变迁的洪水才让人辗转反侧。
古尔纳1948年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为躲避国内动乱，1968年移民到心中的天堂——英国。恰好这一年，英国保守党议员鲍威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血流成河”演说。这些演说后来形成了“鲍威尔主义”，内容主要包括要求英国停止有色移民涌入、鼓励有色移民向外移出、认为不同人种之间不能融合等观念。
对于刚到英国的古尔纳来说，心灵被流放似乎成为定局。
1976年，古尔纳在伦敦大学毕业，1980年回到非洲执教，并同时攻读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学位，两年后获得学位后，古尔纳再次前往英国，并在肯特大学执教英语与后殖民研究，主讲“殖民与后殖民话语”课程。
如果写作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么观照古纳尔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心灵之旅，也折射出了殖民主义带给人们的痛苦和身份危机。
英国文学评论界在聊起古尔纳时，会说他的作品引发读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对非洲故土某些不尽人意之处的不满，甚至痛恨，所以移民希望在英国找到精神寄托；但由于非洲文化根基的烙印难以抹除，以及英国社会的排外心态，移民们也很难融入英国社会，所以他们不得不在痛苦之余，寻找出埋藏心底的记忆以抚平哀伤，借此在过去、现实与回忆之中寻找平衡。
在古尔纳前后发表的近10部小说中，几乎都在描述非洲移民的故事，以第六部小说《海边》为例，讲述了上世纪末一位抵达伦敦的桑给巴尔岛（古尔纳的故乡）的老人，只会说“Asyl”（政治避难）一句英文。获得许可后，老人的经历引起了伦敦大学东非文化专家的关注，并希望给予老人帮助，但老人却说：“没有那个必要。”
这部小说一共有六章，以对话和回忆的形式展现了桑给巴尔的近代史。
对于一直以自己身份认同为描写对象的作家来说，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出人意料，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质疑过古尔纳是否实至名归。
在回答斯密斯电话采访时，古尔纳说，他一开始还以为是恶作剧。
乞力马扎罗的雪
在和斯密斯的通话里，古尔纳说欧洲人涌入世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现象已经几个世纪了，但非洲人来到欧洲，“我认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
被中国读者熟知的海明威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描写的是一对欧洲情侣前往东非打猎的故事。
而乞力马扎罗，正是古尔纳的家乡坦桑尼亚（也是整个非洲）的最高峰。
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描述的作家哈里去非洲狩猎，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复苏（写作能力），去掉他心灵上积累的脂肪，就像一个拳击手为去掉体内的脂肪而去深山训练那样。
在海明威的年代，进入非洲寻找心灵慰藉可以获得诺奖，而如今，表现非洲人进入欧洲的作品，成为了诺奖关注的领域。这种变化，也反映出诺奖在过去100多年评审标准的变迁。
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在1901年颁发，按照奖项设立的初衷，其评选关键是“理想主义倾向”，比如*届得主法国作家普吕多姆的《孤独与深思》，被评价为“高尚的理想、*的艺术和含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
那个时期，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文学的要求为典雅和规范，以表现人类真善美为追求，本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的“理想主义”体现。
二战结束后，诺奖评委开始关注敢于创新的作家，比如那些从丑的角度来反思人类心灵的扭曲与异化，其中海明威便是擅长描写硬汉与死亡的作家。
随着时间迁移，亚非拉地区的作家也开始获得诺奖，欧洲的理想主义，开始逐渐演化成“异国风情”。
而如今，诺奖明显倾向于关注权力下的个人命运，这让部分评论家认为诺奖已经有了“政治正确”的色彩，以至于文学研究者止庵曾说：“一百年来，诺奖时而令人满意，时而令人失望，但始终也没有成为理想的化身。”
不过和其他文学奖项相比，诺贝尔文学奖仍然保持着对人类处境的关注。比如1980年，获奖者切斯拉夫·米洛什（波兰）在颁奖仪式上担忧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这番话引发了此后人们关于“娱乐至死”的讨论。
由此看来，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关注人类处境，倒不如说是关注人类所经历的苦难，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
并不孤独的陪跑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多年被看好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落选诺贝尔文学奖也就不意外了。尽管村上春树的作品被视为票房保证，并且在全球范围有众多读者，但仍被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仍以布尔乔亚式（小资产阶级）的“苦难”为落脚点。
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瑞典学院的18名院士，其中5人担任初选，主要工作是在每年2至5月，阅读全球200多位提名作家的书，并从中选出几位不同国家、大洲的作家作为最终的提名作家。
6月，18名院士开始阅读入选作家的作品，一直到9月，全体院士投票最终获胜者。
从这个流程来看，初选院士或院士的翻译喜好的作家获得提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但如果院士不认同作品，那么无论作者获得多少次提名，也无法获奖。
有文学评论家认为，和同为日本作家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那些极富日本精神的作品比起来，村上春树的作品相对通俗化，极有可能不对诺奖评委的胃口。也或许诺奖评委认为，畅销书作家并不需要诺奖的那笔奖金。
无论如何，诺奖的陪跑历史上，村上春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村上的日本同胞三岛由纪夫从30多岁开始被提名，直到领导兵变失败，人生以切腹落幕，也未领取到诺奖，仅带着4次提名去世。
1965年，另一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去世，而就在前一年，他刚刚进入诺奖最后6人候选名单。考虑到年龄问题，1968年，诺奖委员会把奖项颁给了川端康成。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也数次获得过提名，诺奖委员会甚至计划在1967年同时将文学奖发给博尔赫斯和另一位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但最终决定过几年再发给博尔赫斯。遗憾的是，博尔赫斯没等到领奖时刻就去世了。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和中国作家沈从文也是如此，据说已经准备发奖了，但作者去世了。还有被中国读者熟知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是不得奖体质。在今年的预测里，米兰·昆德拉的赔率在榜单的倒数第五，甚至低于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和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
这或许是因为昆德拉总是在写这个世界就是媚俗渗透到了每个角落，自我标榜要远离人群。而这与诺奖倡导抗争和改变的主旋律相抵触。
这一点在诺奖官方采访人斯密斯与古尔纳的聊天中也可捕捉到——在回答斯密斯关于欧洲和非洲的文化差异时，古尔纳认为对于欧洲的许多人以及国家而言，与难民妥协是他们的一种“施舍”。
“这些难民来到这里是出于*需要，因为他们有东西可以给予，他们不会空手而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才华、充满精力的人，他们有东西可以给予。这可能是另一种思考方式。你不应该仅仅把这些人看作是一无所有的人，而是要想成是你在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同时也是在为那些可以做出贡献的人提供帮助。”古尔纳说。
因此如何理解诺奖，就成为了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新的变化方式。或许海明威名作《流动的盛宴》的书名就能恰当地总结这一点。
此外，对中国读者而言，尽管古尔纳有两篇小说入选了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古尔纳作品的其他中译版本。
对中国的出版社来说，新的挑战也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