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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张维:举国体制与硬科技投资

中国要从追赶者成为引领者,成为世界第一,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体系和产权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能动性,激发企业家精神,创造一个“举国体制的3.0版本”,我们要创造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让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带来国家的繁荣。

2021年10月20-22日,由清科创业、投资界主办的第21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创投的年度盛会,现场集结了1000+行业头部力量,共同探讨「科技·预见·未来」这一主题,助力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受邀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举国体制与科技硬科技投资》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

尊敬的各位来宾,感谢清科的邀请,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硬科技领域的投资。

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其实有很多的角度来理解,我暂时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讲这个事。五年以前中国的半导体远远没有今天这么火,真正火起来是从2018年,因为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充分意识到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差距,以及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亚洲社会有一个玩法就是集国家之力。半导体这个领域非常特殊,2017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就提出,全球半导体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需求,它的一些技术必须受到一些限制。面对现有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应对其他国家实质性的产业政策时,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认为集成电路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对创新和安全非常重要。

美国一直在半导体行业里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新兴企业也不断的涌现。全球销售额前十家的半导体企业,1985年美国有四家,日本有五家,日本占据半壁江山;2006年,韩国有两家企业进入,一家是三星,一家是海力士;2020年,美国有五家,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有两家,日本只剩下一家。经过这几十年的演变,美国在这个市场上的位置是不断靠前的,而且不断涌现出一些新企业来。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去年是1434亿美元,本地提供的只占了15.9%,其中纯中国本土企业产量只有83亿美元,占5.9%。在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中国自己本土生产的比例还是很少。

中国和全球半导体的差距有多大?今年4月18日,张忠谋作过一个演讲,大陆半导体制造落后台积电5年以上,这显然是一个谦虚的说法,我们跟台积电的差距远远不只五年。在全球一些重要的芯片领域,在CPU和GPU的领域,中国企业市场占有率微不足道,0.5%以下。

低端芯片我们基本上能生产的,中端芯片,五年后可能80%能生产,高端芯片我们在花巨资进行研发和投入,但其他国家的研发投入还是比我们大得多。高端芯片还在动态竞争中,通常认为五年之后,中高端芯片在中国是能够生产的。

1962年美国半导体的采购,国防占了百分之百,1968年只占到了30%多,1978年政府的采购是只占了10%,50年末到60年代,美国发展半导体产业,离不开国防军工采购。美国是分散式的创新,既支持新企业,也支持老企业,都有政府在采购和研发上的支持。不同类型的企业,政府的研发投入是不一样的,很多大企业自身的研发也很重要。所以政府的研发资助不一定能选中最好的对象,英特尔的发展与天使投资就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的资助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在这些领域存在着多种探索的路径;

反过来讲,前苏联在发展半导体的体制上就走错了,前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震惊了全美国,前苏联在研发投入和优秀工程师的资源来讲,当时是不逊于美国的,他们拥有全世界素质最高的人才。当时苏联放弃了自己认为不适合核战争的高精尖集成电路方向,举国之力开始研发微型电真空器件,而剩余的半导体研究仅由一个院士来领导,这样,一个人决定了整个国家集成电路的未来,最终苏联在微型电真空器件领域非常成功,但半导体行业却被通过全面探索找对了方向的美国甩在了身后。进入了“无人区”,才是考验你的基础研究和原发创新的时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无数的个体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无数次的试错,才有可能找到最高效的方法。

台湾的定海神针就是台积电,已经成为了全球前十大市值的公司,这是华人企业的骄傲,它占了全球代工市场的一半。台积电的员工感冒了,台积电缺水了,断电了,都会影响全球半导体的价格,成为全球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最为致命的潜在单点故障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台湾经济是“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贸易导向型为主,一些技术官僚,像李国鼎这样的人,三顾茅庐去找张忠谋,1985年他回到台湾,台湾政府出了一亿美元,还找到了飞利浦出资,飞利浦要控股,台湾政府不干,最后飞利浦出了27.5%的钱。李国鼎曾在剑桥的物理系留学,50年代就在台湾搞招商引资,他找到了产业大佬,比如台塑的王永庆,他虽然对半导体不懂,也没有兴趣,还是出了不少钱,凑成了两亿美元。

张忠谋成就了两个产业,一个是半导体代工产业和半导体设计产业,在这个领域可以看到一个特点,一将顶一师,没有这些巨大的努力,这是不可能的。像今年基石资本领投了合肥长鑫半导体,长鑫是在五年前开始准备成立的。

半导体要同时具备大资金、企业家、成建制的员工、知识产权,以及某些材料和设备没有向中国封锁等这些条件,才可能造就一个比较大的企业,所以并没有那么容易。中芯国际的发展,也离不开几个从中国台湾来的半导体企业的领军人才。

中国吸取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合适的方式是国家提供政策还有资金支持,加上民营资本的孵化。一方面要善用资本市场,扶持新企业,形成大大小小企业竞相竞争开发的局面,另一方面,要确立主体,明确责任,培育企业家精神,减少公司治理问题。

华为如果是国有企业,任正非在2004年已经60岁了,那个时候就得退休了,但今年已经78岁了,还在干。中兴通讯是一个混改企业,侯总2001年就60岁了,他干到了75岁。张忠谋干到了75岁退休了,过了两年还得回来,一口气干到了89岁,所以硬科技需要一个杰出企业家,一代人,几十年的努力,他们都在一个企业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和国有企业60岁退休是格格不入的。即便是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支持的也是民营企业,而不是举国体制自己干。

在这个领域,大家应该看到,它需要全方位的努力,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卓越的企业家,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德鲁克在1985年就预见美国不会出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因为美国拥有一种崭新的企业经济,是无数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而不是那些500强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企业家社会,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

要让企业拥有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中国需要进入一个举国体制发展科技的3.0版本,仅仅是依靠国家的投入,依靠少数人的力量,是行不通。 “举国”,“举”的到底是什么“国”?1.0版本的“国”,只包括少数政策制定者和精英,大部分人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不需要思考的螺丝钉。2.0版本的“国”,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由“边缘力量”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量。中国要从追赶者成为引领者,成为世界第一,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体系和产权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能动性,激发企业家精神,创造一个“举国体制的3.0版本”,我们要创造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让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带来国家的繁荣。

从硬科技的投资领域来讲,有两方面的重要支持因素,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一方面是政策的导向倾斜,政策导向和技术进步叠加在一起,估值就不再受传统的估值体系的影响,不用看PE,也不用看市净率和市销率,产业地位和研发位置决定了投资价值。所以看硬科技企业,一只手要看到技术进步,一只手要看到政府强力的导向,中国政策的强力导向已经很清晰了。

美国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企业的估值给出了示范,如果看不懂一些中国企业的估值,看一下美国硬科技企业的估值,也非常容易看明白。

还有我对智慧驾驶依然是看好的,这些重要的玩家是特斯拉、waymo,华为和苹果,而不是造车新势力。造车造不了它的灵魂,仅仅造车的躯壳,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和电池都是购买的,所以拥有造汽车躯壳能力不重要,未来的发展是智慧驾驶,一定要有造灵魂的力量。

过去基石资本投出了多家千亿市值的企业,包括迈瑞医疗,韦尔股份等,也投资了商汤科技、华大智造等能代表中国先进企业的硬科技企业。第四次工业革命要解决人与地球和谐的问题,全世界的政策都昭示了这一点,当然是硬科技投资的方向。

时间的问题,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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