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美团小哥救人的消息冲上热搜。安徽外卖小哥范冬冬在危急时刻跳下10米高桥，成功救出落水轻生女子。
搜索外卖、快递小哥救人词条不难发现，相关的救人、救火、救灾等信息有数百条。
今年4月份，90后京东小哥闯红灯救人引发关注；7.20水灾期间，多位京东快递小哥参与救援；前阵子山西暴雨，外卖站点组织二十多名外卖员积极参加抗洪抢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十分难能可贵，舍生取义的精神更能打动人心。外卖快递小哥这些“神奇”的群体值得我们以另一种角度重新审视。
作为新经济时代的“社会毛细血管”，外卖、快递小哥们身上传递出的正能量也在同样温暖着这个人心冷漠的时代。恰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个体并不是个人从社会中完全脱离出来，形成超越社会的个性，而是个人在社会的影响下，彼此关联塑造自身。”
现代社会中的人，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个体，也同样是商业意义上的个体。作为一个商业社会的观察者，我不自觉地联想到，这样的社会价值传递，能否在商业社会中通过一种机制化的安排，使之变得常态化？
从机制保障，到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
从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救人、救灾等事件的后续发展来看，公司也给出了积极反馈。
据公开新闻报道，外卖平台取消救人骑手超时惩罚并给予1万元的现金奖励，快递平台也对闯红灯救人的小哥给予现金奖励。对于山西水灾期间参与救援的骑手团队，美团外卖还授予该站点“先锋骑手站点”称号，并给予1万元现金奖励。
这样的反馈确实可以起到更多的激励作用。试想一下，如果平台不取消超时惩罚、给予见义勇为骑手奖励的制度性安排，生活的压力下骑手们见义勇为的行为可能就会更少一些，长此以往，社会的价值观可能就会扭曲。
事实上，对于此类社会公益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规则中存在一种保障机制，这说明一些互联网企业，其实是愿意通过一些反商业的机制，来鼓励创造社会价值。
前段时间跟一些外卖小哥闲聊，让我对平台企业如何创造社会价值有了新的认知。外卖小哥告诉我，美团外卖有“秋收假”。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而且很“复古”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70、80年代，一些乡镇企业会在秋天农忙时节放十天左右的“秋收假”，这个假期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赶回家里帮忙秋收。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没落，大量农民工进城，“秋收假”成了一部分人的历史记忆。
互联网平台为什么会有这种“反效率”的假期？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企业不仅仅在思考商业增长，也同样在反思“社会增长”。
“秋收假”这样的机制之所以会在2021年重现，背后其实更多的藏着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思考：对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等社会问题，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自发地尝试解决。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它意味着商业社会的思考不再是“唯效率论”。反商业，反效率的常态化机制背后，是对于平台企业社会价值的深层探索。
从落地上来看，企业实现社会价值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企业收益的再分配。
比如捐款捐物等直接的公益事业投入。这是很多企业都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因为执行起来更直接，也更容易实现自身设定的社会价值目标。比如前阵子腾讯推出的共同富裕计划，本质上就是企业收益的再分配。
二：机制化的社会责任履行，企业牺牲一定的商业效率，形成整体性的社会收益。
“秋收假”就是以机制化落地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调整分配的方式更为直接，可执行度较高，机制化的调整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但换来了更长效的整体社会收益。
无论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机制化保障，还是颇有复古意味的“秋收假”，这些事件背后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腾讯、美团、京东为代表的头部互联网企业，正在深度思考并实践参与社会治理以及实现社会价值的方式。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平台型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举个例子，今年2月份澳大利亚政府打算通过一个政策，让谷歌、Facebook 等公司为新闻内容向澳大利亚媒体付费。作为回应，澳大利亚当地的新闻服务被Facebook屏蔽，疫情信息发布等陷入停滞……
另外一个例子是，国内一些用户体量很大的平台内容审核越来越严，因为平台自身影响力很大，所以对不良内容的容忍度更低。
两个例子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社会价值观。
一方面，在生产效率上，新平台经济企业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在商业权利之外获得了部分公共权力。另一方面，由于覆盖人群规模庞大，平台企业的某些机制，宁可牺牲一些商业效率，对社会治理也产生了更深远的正向影响。
事实上，相比海外的平台企业，国内头部的平台企业，对于自身的影响力更加审慎，也愿意付出成本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中去。
深层来看，这背后隐约透出的不仅仅是正确的价值观，也同样是商业向善的价值内核。把这样的价值内核置于共同富裕的时代语境下，这可能意味着企业的底层思维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头部企业的社会化增长路线
对于平台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就可能需要更深度的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从腾讯、京东今年的财报来看，社会责任是强调的重点。对于腾讯而言，就是如何落地科技的愿景，对于外卖、快递平台，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可能就是如何做好一个兼顾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基础设施。至于这个答案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短期来看尚不能量化，但至少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作为一个商业化的企业机构，外卖、快递平台深入社会一线，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反映够快也够直接，依赖这样的群体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机制，把这个群体的社会价值更加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可能是需要平台持续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文明年龄很长，但现代商业文明年龄很短。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四十多年。短短的四十年中，我们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商业社会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社会经济仍然在不断发展，国内的商业文明，也同样沿着历史的轨道快速前进。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商业文明也正在快速经历融合并行的三个阶段：
劳动力资料增长阶段；技术生产资料增长阶段；资本生产增长阶段。
一方面，如此快速地经过三个阶段，商业与社会的融合是有些脱节的；另一方面，商业文明的增长是有巨大成本的。
劳动力增长阶段的成本，是工农业剪刀差带来的增长不均衡（贫富差距）；技术增长阶段带来的成本是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业压力，基础设施维护成本）；资本生产增长阶段带来的成本则是社会治理难度的增加。
要消化这些成本，政府、企业、社会需要形成合力。
对于商业社会，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更深度地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事物，尤其是科技行业，好的一面是我们能够看到，腾讯、美团等一些头部的互联网企业正在为此而努力。
去年11月，中国社科院曾经发布了一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在20个行业排名里，互联网行业社会责任排名倒数第二。互联网科技行业中只有美团、腾讯等头部企业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专栏和报告。
从目前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化探索来看，美团、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平台企业显然意识到了参与社会治理，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并正在通过制度性安排，在关键时刻，让渡商业利益，从而谋求更多社会利益。
事实上，当社会价值落地成为企业内化的制度，这意味共同富裕的时代基调下，商业文明开启了新的迭代阶段：社会化增长阶段。
什么是商业文明的社会化增长？其实就是商业增长的底层要素增加了。
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社会责任也成为商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底层要素。社会化增长的内涵在于，企业的价值增长不单是利润的增长、企业估值的增长，也同样是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生活品质提高等社会化价值的增长。
新的阶段对于平台型企业也意味着新的挑战。
社会化的增长意味着平台不仅要有发展观，更需要有治理观，实现社会价值也不仅意味着只是关注细节，公益也更需要有大局观。
长期来看，这场商业文明的迭代映射到互联网行业中，可能也是一场头部平台企业的自我迭代：从依靠商业竞争力引领行业发展，到依靠商业文明迭代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它可能会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商业形态，并影响商业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写在最后：
虽然在现实中没有“神奇”的外卖小哥，也同样没有“无所不能”的快递员，有的只是与我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奔波的普通人。但是，群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舍身跳桥救人的外卖小哥，送货途中救人的京东快递员，他们让社会看到了一个群体的力量。
当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被恰当的组织起来，便能够成为推动社会正向发展的巨大能量。
值得期望的是，我们看到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背后的平台企业都在通过规则、制度，去鼓励这样具有高度社会价值的个人行为，在如今的时代语境下，其中隐藏着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道德觉悟，同样也是平台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
社会价值始终是互联网行业绕不开的命题，也是整个商业社会绕不开的命题，互联网社会化增长的种子已经播下，至于未来能够结出怎样的果实，不如交给时间去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