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于普通教育的原因很复杂，跟公众的传统观念也有关系，这需要时间去改变，不可否认的是，职业教育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而之所以做得不够好，背后有职校自身的问题，有难以克服的客观障碍，例如说技术更新迭代快，而新技术要变成学校的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也有政策局限或政策落地的问题。
导读
壹 ||有的职校老师相对悲观，认为如果不改变职校学生来源，职校的学生一直被别人看成“低人一等”，很难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更谈不上根除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歧视。
贰 ||在政策层面，早有条文提出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而直到今天，在很多职教行业人士的眼里，“职普同重”还仅是未能实现的设想。
显然，中国的职业教育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11月初，在经济观察报的专访中聊到职业教育的政策时，马晓明感慨：“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有人说现在是职业教育的黄金时期，有人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还有人说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这些说法都反映出国家和中央对于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蓝图已绘就，就看我们是否能肩负起责任，培养更多的能工巧匠了。”
马晓明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深职院”）的副校长，他个人在职业教育领域有20余年的工作经验，他所就职的学校深职院，在广东省内乃至全国，都是响当当的高职院校。
马晓明今年60岁，博士学历，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深圳市国家级高层次领军人才。1993年，深职院成立，1999年，马晓明到深职院工作，干过深职院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系主任、二级学院的院长，再干到学校的副校长。2018年，马晓明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深职院-华为培养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人才“课证共生共长模式”研制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也是广东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零的突破”。
而深职院于2009年通过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验收，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批国家级示范校之一。2016年-2021年，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深职院连续六年获得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名，在广东省内，深职院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多年在专科院校里最高。马晓明给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个数据：近年，深职院录取的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二超过本科线。
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往往最直观地反映出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对于一所高校的认可程度。有的学生放弃就读本科而选择深职院，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在提升。但这远远还不够，事实上，不同的职业院校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高职院校能录取到本科分数的学生，也有高职院校难以完成招生任务。
说起存在已久的“职普同重”的号召，马晓明坦言：“现实中距离‘职普同重’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马晓明看来，造成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于普通教育的原因很复杂，跟公众的传统观念也有关系，这需要时间去改变，不可否认的是，职业教育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而之所以做得不够好，背后有职校自身的问题，有难以克服的客观障碍，例如说技术更新迭代快，而新技术要变成学校的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也有政策局限或政策落地的问题。
评价职教的发展，或许既应看到振奋人心的A面，也应看到欠佳的B面。
职教变迁
在经济观察报的专访中，马晓明提到自己在职业教育认知上的两次转变，一次是刚入行的时候，从不了解到亲身感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一次是十八大以来，作为行业资深人士目睹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日益重视。
在入职深职院前，马晓明是一名企业员工，他曾在深圳飞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工作过，再往前，他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的一名老师，他的父母也是大学老师，教书育人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被深职院首任校长俞仲文的办学理念打动，马晓明从企业转行再执教鞭。但一跟深职院的学生打交道，他就发现职校学生跟普通大学里的学生的不同之处——西电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在西电教书时，学生们的学习动力都很足，而到了深职院，老师要花很多功夫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需要让学生们相信，他们把技能学好了，将来出到社会，并不一定比自己的本科毕业同学待遇差。
马晓明感受到的普通大学学生与高职学生之间的差异，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高职的学生来源跟普通大学的学生来源一样，都是通过高考招录，但通常来说，高职录到的学生分数层次比普通大学要低一些。
广州一家公办高职院校二级学院的院长告诉本报记者，他会跟学院里的老师说，接手新生，*要干的一件事是重建新生们的自信心，因为来到该校的学生都意味着上不了本科，对于新生当中的很多人来说，他们刚刚经历人生中*的挫折。
有的职校老师相对悲观，认为如果不改变职校学生来源，职校的学生一直被别人看成“低人一等”，很难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更谈不上根除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歧视。
而职校学生的来源，在未来可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该份意见里提到要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
在马晓明看来，这份新鲜出炉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十八大以来，政策文件对于职业教育的很多表述、定位，刷新了不少人对职业教育原有的认知。
马晓明举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定位，也被写进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里。对于很多老职教人来说，他们原本认为职教只是教育人的，而不是培训人的，教育口跟人力资源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现在，职业教育被明晰要承担人力资源开发的功能。
被马晓明列入十八大以来另一重要的职业教育政策是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这份方案在业内也被称为“职教20条”，方案开宗明义地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多名从业多年的职校老师认为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以前高职高专只是一个层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一个教育类型，对于摆正我们职业教育的地位，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和个体发展的能力，以及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发展战略意义。这个定位也明晰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联系和区别，指明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很重要的政策指导和实践意义。”马晓明分析道。
2020年底，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时，也将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作为五大亮点中最重要的亮点。
马晓明介绍，在职业教育被确立为一个教育类型前，很多人觉得职业教育是一个小“h”，而不是一个“H”，意思是说，职业教育走到一个程度，就到顶了，没法继续往前走，想往前走，必须变道。在现实中的体现是，很多高职毕业生需要通过专插本、专升本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否则只拿一个专科学历，很难找到工作。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非常常见，相当多的大公司招人，本科学历是硬性要求。
但普通大学的本科教育跟职业教育并不是同一个教育类型，两者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存在差异，高职学生在接受三年职业教育后回到普通教育类型上去，对于学生的发展，不一定是好事。
高职学生跑到普通大学读本科的现象也让一些高职老师觉得是教育资源的错配，甚至是职教资源的浪费。
广州一所公办高职院校汽车学院的院长告诉本报记者，他曾带过一个班，班上有10多名女学生，他在课上问那些女学生，你们毕业后会留在汽车行业吗？结果只有1个女生举手，而且意向的就业方向是汽车销售，而不是大家眼里更有技术、技能含量的汽车制造、汽车试验、或者汽车检修。但那些女生，平时学习非常认真，学习成绩也很好。该院长明白，那些女学生努力学习是为了升本科。
曾有人开导该院长说，就算这些高职学生好好学习是为了到普通大学读个本科也没关系，职校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工作，但该院长还是很唏嘘。成绩优秀的职校学生如果是为了一个本科学历而从职业教育变道到普通教育，说明职业教育并不能满足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而如果众多优秀的高职毕业生都去普通大学读本科了，高职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存在意义呢？
从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和服务社会的角度看，职业教育都应该有比专科学历更高一层的上升通道，而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给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打下基础。
新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主要目标提到，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要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不难想象，如果意见顺利落地，未来，会有更多、仅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能拿到本科学历。
职教反思
在政策层面，早有条文提出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而直到今天，在很多职教行业人士的眼里，“职普同重”还仅是未能实现的设想，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有职校老师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的高职毕业生经济地位不够高，反过来导致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不够高，而高职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不够高，是由我国的产业环境决定的，我国制造业的毛利率不高，难以给技术工人提供优厚的待遇。从这个角度理解，想要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还任重道远。
马晓明则认为，对于职业教育地位不高的现状，职教从业者除了要向外寻找原因外，也要积极向内寻找原因，职校真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吗？
由于工作的原因，马晓明经常会跟企业交流，不少企业告诉他，公司的技术人才存在缺口，但又有很多高职毕业生就业难，每年毕业季，有的高职院校需要多次开会推动就业工作，这说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跟社会需求存在脱节。
职校的人才培养怎样才能紧跟社会需求？这可能就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要做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对于企业和学校来说会是双赢的局面。但在现实中，有的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如果企业没有从校企合作中获得对等的收益，只是一味的付出，很难长期维持跟校方的合作。
而做不到产教融合，服务不了当地产业发展，还会影响职业院校的经费来源。曾有职校工作人员跟马晓明诉苦，很头疼，当地政府对他们的办学效果不是很满意，他们的学生一毕业，几乎都跑到发达地区去了，很少留在当地，而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投入。原来，该院校所在地区，农业较为发达，但该院校为了容易招生，设置的大多是电子信息工程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当地需求很少。
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深职院的做法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借鉴。马晓明介绍，从办学之初，深职院就有个理念是“深圳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深职院的办学就到哪里”。
“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围绕着产业需求去做的，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看其他学校设了哪些专业，我们就跟着设。我们的专业设置经过市场调研和企业专家的论证。”马晓明介绍说。
据深职院方面的介绍，深职院先后跟华为、平安、阿里、比亚迪、裕同科技、天健集团等企业共建特色产业学院。以华为为例，深职院自2006年起就跟华为合作，2008年华为在深职院建成全国高校中首家华为合作授权培训中心，2011年深职院建成全国高职院校中*华为网络技术学院，双方在课程体系建设、实训室建设、教师队伍培训、教材编写、职业资格认证、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展开了校企合作，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华为的培训认证体系。
马晓明介绍，华为对ICT人才的认证，有三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是HC－NA、HCNP和HCIE，截至目前，深职院有超过300名学生通过了华为的HCIE认证，占了全球通过华为HCIE认证的人数的2%,在全国的高校里，深职院通过华为HCIE认证的学生人数最多。而拿到华为的HCIE认证，说明这一学生掌握了工程知识、工程经验，还懂项目管理和企业的工作流程，去到企业里只需要通过简单培训就能直接上岗。
马晓明告诉本报记者，华为的HCIE认证在业内的含金量和认可度都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华为的通讯设备巨头地位，业内企业认可华为的用人标准。有一家跟华为有合作、营收过百亿元的上市公司HR告诉马晓明，在他们公司，对技术人员的职级分为13级，13级的级别最高，如果能通过华为HCNA认证，去到他们公司对应的是1级岗到3级岗，如果能通过华为的HCNP认证，去到他们公司对应的是4级岗到6级岗，通过华为HCIE认证的，去到他们公司对应的是7级岗到8级岗。
这种与企业合作课程开发和职业认证培训的模式，在深职院被称为“课证共生共长”模式。学校可以受益，得以保障自己的人才培养是紧跟时代发展的，企业也可以受益，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学校培养的对口人才。
此外，如何保障政策有效落地、切实促进职业教育如预期中发展，又是一个大而深的话题。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的政策是在摸索中落地和修正。有职校老师反馈，学校积极响应1+X证书（指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但是有的专业老师很难判断某些证书的含金量，不知道企业对某些证书的认可度如何，这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为详细的指引。而有的职校老师则反馈，职业技能大赛的举办，要更加关注落地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以及比赛项目要更加贴合课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