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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挣扎、逃离,大厂员工为何去考公

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和年薪可观的互联网大厂,哪一个才是最终的归宿?

很难想象,曾经嘴上说着“我一定不考公务员”的那群人,正在涌向考公的独木桥。

疫情之下,大批公司缩减招聘名额,考公上岸这条路则变得越来越拥挤。11月末,一年一度的公务员国考拉开了帷幕。

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公务员国考报名过审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212.3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报录比例*的是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报录比接近“两万选一”。

尽管相比于去年,国考的比例已经扩招到21%,但报录比的压力仍然可以看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有的人是以应届生身份考公,有的人是从其他行业辞职考公。这其中,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年轻人们,无疑与“铁饭碗”公务员反差*:一种是不断地拥抱变化,一种则是“一眼望到头”。

但当这些大厂员工们开始思考“35岁红线”、“身体本钱”、“反内卷”等问题时,公务员便成了他们的新选择。

曾在“BAT”某大厂工作过的刘鸽直言,“大厂就是时薪很低的流水线,别来”。而“在职备考”的张含还在挣扎着,把大厂工作当作自己保底的后路。

这些变化共同指向的问题是,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和年薪可观的互联网大厂,哪一个才是最终的归宿?

当了半年的代码机器人后,我决定考公

柳立| 24岁,曾任某大厂后端开发

在大厂工作,也不能说是后悔,但确实是心累。

我大学本科毕业就去互联网大厂做后端开发了,也曾因为这个沾沾自喜过。因为和其他同学相比,我当时没有大厂实习经验,能顺利进去挺不容易的。

我大四一直在帮老师做实验,相当于研究生的科研工作。也是因为这段实验经历,让我获得了一个算法项目的银牌奖项。回想起来,为了去大厂,我前前后后准备半年,后来顺利拿到几家offer,最终选择了做后端开发。薪资待遇也在同辈中比较有竞争力,春招进去,我每个月能拿到15.5k,一年15薪。

进去之后,我发现,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些重要的指标,这份工作都不怎么占。

首先,我不喜欢技术,也不喜欢编程,高考时的志愿也是服从调剂的安排。其次,我家在南京,但工作在北京,离家不近,而且家里已经给我在本地安置好房子了。

更主要的是,大厂的工作量,以及领导的要求都不是常人能接受的,至少我不能接受。

起初因为没在大厂实习过,对工作还算有新鲜感。慢慢地,这份工作给我的感觉就是用时间换钱,各种考核、会议、周报,导致内耗严重。

我的原则是,如果是因为我做的需求出bug被领导批评,我可以接受,但领导无缘无故地改需求是我无法忍耐的。尤其是循环往复地修改后,工作起来就没什么成就感,感觉就像一个没有感情写代码的机器人。

我们每个季度都要提前定下季度规划,奇怪的是我们组的季度规划永远是在快马加鞭赶进度的路上,但每次都被延期。一方面,有的同事拿钱不干活。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领导的需求瞬息万变,这让我在这个团队工作感到心很累。

后来我总结了一个规律。做开发的无外乎就是两类人,一类是缺钱,一类是热爱技术,但明显这两个都不是我追求的。

所以工作半年之后,我选择辞职回家考公务员。

我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报考的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由于专业的限制,前一阵的国考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所以我在准备下个月的省考。

在南京,公务员一年的收入能达到20万,虽然和做开发没法比,但至少现在看来,能让我喘口气。去大厂工资有保障,特别是跳槽涨薪;公务员旱涝保收,作息规律。两者各有各的好,但也都不容易。

省考还没开始,我的心态还比较平稳。如果考不上,我就继续找工作。985本科+大厂经历找工作也不难吧。

不过,我肯定是不想干程序员了,也想趁备考的过程歇一歇。

实习期间就对大厂失去幻想,

我坚定选择了考公

王冉| 22岁,曾任大厂实习生

今年流行起来了一种说法:宇宙的尽头是东北,东北的尽头是公务员。

实际上,去一线互联网大厂,还是回东北考公这个问题,我从进入大学时便开始纠结,直到大三的互联网大厂实习经历,让我彻底打消了“年薪百万”的念头。

刚进大厂实习时,我的同学门还挺羡慕我的,毕竟想做大厂实习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能顺利实习转正就一举两得了。

但进入大厂后发现,和我想象得并不一样。我每天就像一个管理后台的机器,重复地输入数据、ID,再审核、删除。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十分流水线。

而且在北京吃住都是压力,虽然公司提供一日三餐,但很难吃,基本都要点外卖,越吃越觉得很不健康。

每个月算下来,减掉在公司附近租房子的钱,最终在大厂工作到手的钱和在老家工作存的钱差不多。但在家里,有稳定的房子,父母做的可口的饭菜,也不用担心一个人在外地生病没人照顾。

其次,加班文化更是让我如鲠在喉。我实习期间,遇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领导,但共同的特点都是让整个团队加班,即便是我这个按天结算工资的实习生。所谓的“反内卷”也只是口号而已,没见过几个正式员工真的敢反抗加班的。

如果说实习生遇到好领导后,还能避免加班,但正职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工作不干完就能走的权利。

关键的是,我所在的实习岗位转正几率太低了,几乎只有1%,部门喜欢有工作经验的“成手”,能减少很多培养成本。

实习结束后,我对互联网大厂也不太抱有幻想了。说白了,就是高级“富士康打工仔”而已。

现在我觉得,大厂和公务员本质上没区别,都是给别人打工。与其给资本家打工,还不如给国家打工来得稳定。

再仔细想想,大厂也只是创业成功的企业,即便是号称年薪百万,但谁能知道自己将来是最后变成大厂高管还是被中年裁员呢?

公务员虽然一眼望到头,但旱涝保收,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

而且,我不是北京人,如果最终在北京买不起房还是要回东北老家的。更何况,就算是有房子,想要凭借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混个当地户口真是“难于上青天”。

如今,我成为了东北万千应届生考公大军中的一员。我学的是新闻传播专业,国考对应的岗位很少,所以我报考了行政执法类。一边上学,一边备考,时间挺紧的,国考就当是练练手了,我的重点在于明年的省考。

我准备寒假回家报个系统的培训班,希望自己可以顺利上岸。

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大厂是我的退路

张含 | 24岁,某大厂HR

我在大厂工作有两年了,今年正在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

我所在的公司,领导们崇尚的都是加班文化。尽管我是HR,没有被强制加班的明文规定,但下班时同事都不走,准时下班的我就像是一个怪物,格格不入。

这导致我每天下班都很纠结,也很难受。我很担心有一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而且隐隐约约感觉到领导对我准时下班的行为多少有点意见。

让我真正决定备考公务员是发生在同事身上的一件事。

和我一批进来的有三个校招生,一个男生半年就离职了,还有一个女孩正准备跑路。

由于她比我表现出更有被压榨的“潜质”,因此她一直一人干两个人的活。有一个月,她几乎没怎么睡觉,导致一次骑车上班的时候出车祸了。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手臂、脖子上都是血,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关键在于,上班路上出车祸本应判定为工伤,可领导却说“是自己不小心,而不是被撞了”。

住院期间,这个女孩不断被查出脑部有血块、气泡、软骨粉碎性骨折等问题,老板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去看了她几次,没想到这关心最后也就变成催促她上班的契机了。前一阵,她不堪重负提出辞职,原因是“想过轻松一点的生活”。结果老板以竞业协议来威胁她。

作为老板,他KPI里有一条叫“人员稳定性”。如果我们三个全走了,他的绩效就不保了。

最终,这女孩还是社畜地去“卖命”了。某大厂女孩工作猝死之后,这件事不也是悄无声息了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同样地,年轻人还是在无限制地涌入大厂。

从那之后,我决定逃离大厂,但却狠不下心裸辞备考。

考公本身就是过独木桥,竞争压力比互联网大厂的工作还要大。再加上,我想考北京的公务员,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每个月还要维持基本生活、还房贷,万一不能顺利上岸,我还有份保底的工作。

如今,我每天都在工作和备考之间挣扎,完全静不下心来。

即便是下班回家,工作群也一直有消息。我作为HR,是公司文化的建设者和组织者,不理睬不是很好。更何况,其他两个HR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班,和整个公司的人一起“卷”我。

除了停下下来的消息外,每天晚上十点都要写日报。汇报一天的工作内容,以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领导规定还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写日报、周报。

一个日常的工作,却变成了同事之间的“角斗场”。从最开始的几百字,写到几千字,感觉自己每天都是个“畅想家”。更关键的是,日报、周报是直接与领导绩效挂钩的,如果写得不好,影响了领导的业绩,后果可想而知。

反复挣扎中,导致我备考的效率很差。我还不知道能在这两种状态中横跳多久,现在更加迷茫了。

逃离大厂“保命”,我不只考公一条路

刘鸽 | 26岁,曾任某大厂产品经理

“不差那点钱,别来给大厂卖命。”

每当学弟学妹向我来寻求职业建议时,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我用我一年的亲身经历换来的“保命符”。

看似体面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实则是被部门领导压榨的“鬼门关”。虽然我只有一年的工作经历,但对精神控制、PUA、被压榨等经历,早已见怪不怪。

领导会持续地打压你,让你觉得自己不行,然后让你心甘情愿地给他“卖命”。比如我凌晨12点下班被说工作不努力,因为别人都是凌晨三四点才下班。

而且作为新人,没有行业资源,领导不但不帮我,还会说是因为我没能力。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干活的机器,他可以拿我的成果去邀功,也可以看自己心情扣我的工资。

无可奈何的是,这是我的*份工作,要是不满一年就离职,我担心会影响以后的职业生涯。所以,我有三四次都是周末晚上加班到大哭,导致现在自己有些轻微抑郁。

熬过一年,我在今年八月份辞职了。交出工牌那一刻,我找到了久违的重获新生的感觉。但我知道,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大厂“螺丝钉”的缩影,还有无数个螺丝钉在大厂的泥潭里挣扎着、煎熬着。

事实上,长期来看,大厂的时薪是很低的,非核心人员都是在“用命换钱”。所以,我的观点是,何必为难自己呢,自由才是无价的、最可贵的。

大环境看,现在互联网行业这么不景气,我们能不能迈过35岁的“罗生门”都说不准。到时候,一旦被裁员,我们要顶着家庭、孩子、房贷等中年危机的压力,再面临重新择业和就业的问题,想想就让人窒息。

从上家公司辞职后,困扰我的问题在于我陷入了是考公,还是换个工作的纠结之中。

和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是在互联网行业和公务员中做选择,而是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公务员或者体制内。我算是情商比较低的人,大厂的“小把戏”都让我觉得窒息,更别说是体系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了。所以一旦进入体制内,维护工作关系可能会成为我的世纪难题。

另一方面,从大厂出来考公务员,工资落差肯定是在所难免的。但公务员的待遇也确实是“真香”,比如用公积金还房贷基本没压力。

纠结之中,导致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去考公。或许,除了公务员,我也可以去高校当老师,教书育人。

于我自己而言,赚钱这件事情并不能让我很快乐,所以我以后大概率会想找一些有意义、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工作。

(文中柳立、王冉、张含、刘鸽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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