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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退休IT人黄迪生:没有风口的「造风」人

作为航空人,看到亲历的两个飞机型号——运八、歼十一B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作为IT人,能够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用IT技术作出贡献,成了黄迪生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回忆。

2021年,已是黄迪生从挚爱的岗位上退下来的第十年,但年逾七旬的他还远远没到闲下来的时候。

在中国互联网真正起飞的这十年,身为中国最早的一批IT人,黄迪生一直没有断开与制造业的联系,作为企业信息化和制造领域资深的复合型专家,奔走着,忙碌着。

大型飞机制造、工业软件、工厂自动化、企业信息化……黄迪生职业生涯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如今的概念热点。但相比今天站在风口的幸运儿们,能在一片蛮荒中开疆拓土,早期的CIO们更像是一批造风的勇士。

航空主机厂里的IT人

改革开放初期,放眼世界的中国企业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的追赶,大型计算机等先进设备逐步进入中国。 由于先前没有计算机应用的基础,所以当时的许多 IT 人都是由其他岗位“转行”而来。 即使是在最初的“非专业” IT 人中,黄迪生的经历也要更加曲折,知青出身的他用远超旁人的努力才走到了计算机旁。

1969年初,作为“老三届”的一员,黄迪生从北京到延安插队,住窑洞、干农活,历经一年零七个月知青生活的磨炼。1970年秋,黄迪生进入陕西飞机制造公司(现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简称陕飞),成为了锻铸车间的一名锻工,在这火红的岗位上锤炼了十年。

尽管曾就读北京四中,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没能圆大学梦,然而毕竟是四中学子,使他始终保持着求知、求学的渴望。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开办,终于实现了黄迪生继续读书的愿望。

起初半脱产学习,在完成生产任务后,黄迪生才能通过电视学到面向全国的课程。为了快速弥补高学历人才的缺口,刚刚开办的中央电大授课都是来自清华、北大、交大等名校的老师。如《计算机高级语言》这门课,就是由折磨了历代计算机系学生的教材编者——谭浩强教授亲自授课。没料到日后编程、写软件竟成了黄迪生的主业,后来黄迪生到北京见到电视上的谭老师,汇报了开发软件的历程,这位严师对高徒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三年的电大学习,为黄迪生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机械与电子知识基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黄迪生被重新分配到数控车间,也从一名锻工转变为机械加工的工艺员。站在现在的视角回望,这成了黄迪生职业生涯非常关键的一步,不仅因此而积累了冷、热加工车间的生产工艺经验,还让他近距离接触到了先进的数控机床。

与传统机械加工不同,数控机床切削零件需要先编制加工程序,数控应用的早期是完全由数控编程工艺员进行手工编程,这样的编程方式计算量大、代码出错率高、程序调试次数多,极大地影响了数控机床的应用效果。特别是航空工业的飞机零件复杂,靠手工计算几乎无法完成加工程序的编制。因此,研发计算机辅助自动编程软件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开发难度极大,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当时先进国家已在大型计算机上开发出了用于数控编程的APT软件系统,80年代初国内航空制造领域也开发了SKC系统在主机厂所推广应用,但陕飞却由于当年配置的CJ电子计算机兼容问题而无缘采用。

因此,当时陕飞精修站的田文玉站长提出要开发数控加工自动编程软件,然而内行都知道开发难度巨大,公司的专业人士望而却步,田站长就把目光瞄向公司的民间,搜罗了几位数学基础好、有能力、想干事的民间能士组成了课题组,因此黄迪生幸运地进入这个课题组,并成为了技术骨干。

课题组几个人团结协作,利用工余时间研究算法与流程,没日没夜地在厂里的微型计算机上编代码、调程序。真是无知者无畏,敢想、实干、放手一搏,竟让这些非科班、非专业的软件开发者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开发出了微机数控自动编程软件——MAPT系统。

在最早的微机PC XT(硬盘仅有10M、内存不过512K)运行环境下,实现复杂航空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编制,还初步具备了可视化刀具轨迹检验功能,大幅减少了机床的调试时间。MAPT系统不仅在陕飞得到应用,还被推广到二汽模具厂、西飞型材厂等,并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奖、全国优秀机械电子产品证书等荣誉。MAPT系统后续升级版本的研发还被纳入了航空部的“七五”课题。

就在MAPT要从语言批处理转向图形交互之际,落实知青返京的政策下达了。1991年,一纸调令将黄迪生从陕飞调回北京,MAPT系统的发展戛然而止,黄迪生也从此告别了没日没夜的“码农”生涯。

从时间上看,MAPT应该算是国内早期(六五期间)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现在回想起来,MAPT完全自主开发,有扎实的算法和代码基础,有深厚的航空制造工程背景,有丰富的加工实践与长期积累的Know-How,如能持续搞升级研发,一定能为中国自主的工业软件作出贡献”,黄迪生感慨道。

从写软件到管IT

1991年,黄迪生完成了航空部的七五课题后,从陕飞调入北京青云航空仪表公司(简称青云),青云仪表是航空工业的机载辅机厂,相比于陕飞这样的主机厂,青云的信息化基础相对薄弱。黄迪生调入青云计算机中心,从兼职的“码农”转变成为一个专职的IT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青云公司的信息化建设中。

从提高计算机应用的认识与能力入手,开展计算机基本应用培训,举办中层干部轮训班,黄迪生亲自授课;加强管理信息化,从公司财务系统入手,全面推进财务电算化应用;实施工艺信息化专项,推进CAPP系统的普及应用;提高数控技术应用水平,建成连接所有数控机床的DNC网络,与数控车间的一线工人和编程员建立起信任关系……。

青云公司信息化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儿在稳步提升,然而。黄迪生并没有让IT仅停留在支持层面,而力求让IT技术在公司关键业务中独当一面。

九十年代前,国内设计还处在“手绘”的阶段。不管走到哪家大型工程设计院,无一例外到处是宽敞的设计室,铺天盖地的零号大图板,像车间的机床一样整整齐齐一字排开,设计人员就趴在这些图板上用丁字尺、计算尺、铅笔和橡皮在图纸上忙忙碌碌。

1991年,国务委员宋健提出“甩掉绘图板”(后被简称为“甩图板”)的号召,我国政府开始重视CAD技术的应用推广,并促成了一场在工业各领域轰轰烈烈的企业革新。“甩图板”工程推动了二维CAD的普及和应用,大幅提高了设计质量和进度。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青云,但对前沿技术的敏感性和对航空制造需求的了解,让黄迪生意识到停留在二维CAD制图是远远不够的,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三维建模上。随着航空主机厂研发的加速,作为与主机配套的青云公司必须尽早引入三维CAD设计才能跟上主机厂所的研发节奏。

凭借着来自主机厂的经验与工程背景,黄迪生很快得到了公司领导层的支持。配合研发军品新项目,青云引入了大型三维CAD/CAM系统——UGⅡ软件(现在是西门子公司的NX系统),拥有了与主机厂同档次的数字化设计能力。此后的很长时间,青云的设计能力一直保持在航空机载系统的前列,基于三维CAD更快、精度更高的工程设计,都被作为了青云的核心竞争力。

“掌握先进的工具不仅有里子(技术能力),而且还有面子(影响力)。”黄迪生说,“我们生产的仪器仪表产品小而精密,外面企业来参观往往要了解一些产品构造细节,以前只能到实验室通过放大镜观察。上三维设计之后,直接在屏幕上通过局部放大,就可以看到诸如陀螺转子*弯曲的润滑沟槽;通过产品三维爆炸视图,就可以看到仪表的装配结构与装配顺序。在二维图纸铺天盖地的年代,这是多么大的视觉冲击啊,来作项目评审的专家们一下子就对青云具备的军品研发能力特别认可——新项目拿下!”

另一场彰显IT能力的硬仗,让黄迪生记忆犹新。

为了加速三代机战机的研制,我国引进了国外某型战机的整套相关技术,并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全面国产化,这就是著名的××号工程。

然而,整套技术的引进绝非易事,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全部外文版的图纸。不仅需要将外方提供的全部生产图纸等资料翻译成中文,还要按照国内工程制图标准变成中文化的图样才能交付生产制造。而且按型号任务的进度要求,必须速战速决,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将海量的图纸识别、分类、翻译、管理,不只需要扎实的IT能力,更需要了解不同图纸的用途和应用需求,将对应的图纸分类、编号并完成标注。具备工程背景的IT人黄迪生,担起了图纸中文化工程的重任(在其它厂所,这项工作都是由技术档案部门负责,而非IT部门)。

仅仅数月的时间,黄迪生带领团队就完成了海量图纸的中文化处理,并实现了对电子图纸的有效管理与发放,为后续的研发和生产制造顺利进行提供了高效支撑。确保了重点型号任务的时间节点,也因此荣获了航空部授予的三等功。这不仅是对黄迪生工作成绩的肯定,更是对IT技术能够在关键业务中担纲重任的肯定。

作为航空人,看到亲历的两个飞机型号——运八、歼十一B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作为IT人,能够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用IT技术作出贡献,成了黄迪生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回忆。

做懂业务的CIO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组织。商业贸易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更多海外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经验也传入国内。IT管理的负责人也有了新的称谓:首席信息官(CIO)。

软件能力的飞速发展,让ERP、PLM、MES等管理系统成为刚需,这客观上增强了CIO们在企业中的话语权。但作为公司的成本中心,如何测算IT部门带来的收益、IT究竟是否有用,也让许多企业感到疑惑。“当时大家都很苦,普遍得不到企业重视。”黄迪生说,“有很多讨论,甚至提出让CIO进入董事会,从当时IT的作用看这并不现实,CIO不能太去追求聚光灯,不如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业务。”

作为刚刚进入C level的CIO,还远没有获得相应的话语权,甚至非常缺乏安全感。不过,黄迪生似乎没有这样的烦恼。特殊的工作经历让他拥有了深厚的制造业背景,在青云工作的二十年中,他几乎不被同事们看作是纯粹的IT人,而更像是一个精于解决生产现场问题的能手。“车间设备出点什么问题了都叫我来看看,深入现场,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黄迪生说,“大伙觉着你能干实事就信任你,自然也就愿意接受你主管IT方面开展的所有工作和管理。”

黄迪生也承认,这种业务与IT两手抓的能力很难效仿,但他仍然强调CIO懂业务的重要作用。“CIO不要仅围绕IT做事,还要给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带来实实在在的提升。”黄迪生说,“如果一味追求采用前沿技术,是很容易翻车的。”在他看来,让其他部门感受到IT价值的*方式,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点提出合适的技术路线,并用足够的执行力来保障实施。让IT在企业内获得尊重的方式,既要展示专业性又要用成果说话。

实至名归CIO

随着IT人的增多,相关的聚会和圈子也多了起来。黄迪生也经常参加CIO群体的活动,与不同领域的IT一号位们共同交流,互相介绍经验。话语权、预算和技术,往往是最受关注的话题。曾经举办的一项多期活动让黄迪生记忆犹新:记得二十年前就参加由段永朝老师(现在是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执行主席,当时任中国计算机用户总编)为在京CIO们组织的ITIL专题培训,这应该算是国内最早重视IT治理、规范IT建设、提高CIO能力与水平最正规的集训。

当年CIO的称谓只在IT界流行,一般企业并不买账。低调实干的黄迪生有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利用其在公司技术职称高评委的身份,在公司领导申请评研高的答辩题中,插入了有关CIO及信息化内容,以期通过答辩,引起公司领导对CIO的认可、对信息化的重视。这点儿小心思日后还真发挥了作用,当有外宾来参观公司的计算机机房时,这位已是研高的公司高管向客人介绍黄迪生:“这位是我们的CIO”。在当年(2000年左右),这种时髦的称谓出自一个制造企业,也令来宾对青云公司刮目相看。

埋头实干的黄迪生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2004年,黄迪生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优秀CIO工作者会议,与杨大寨、朱小兵等当年国内几十位知名的CIO们共聚一堂,交流经验、分享心得、探索CIO成长之路。

现在“半路出家”的IT管理者逐渐变少,专业IT背景的CIO成为主流。在数字化浪潮下,数据成为所有企业的核心资产,挖掘并运用数据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成败。CDO(首席数据官)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相比于单纯服务于企业内其他部门的CIO,CDO必须从企业未来战略出发,管理企业数据资产,重构企业流程,并让数据成为企业增长的核心动能。

在黄迪生看来,有机会直接向CEO汇报的CDO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当然也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对IT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能够得到一个更高的职场发展路径,对CIO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在客观上提升了CIO岗位的话语权。无论岗位职责或称谓是否发生变化,新一代企业的IT都在与业务更深度地融合在一起。

在专业与技术的道路上,黄迪生也从未止步学习,使他在退休之后,依然有能力探讨数字孪生、增材制造、工业物联网、边缘计算……对他来说,对新技术的学习与探讨已不是一件工作,而是一种生活的常态。

如今,离开工作一线的黄迪生回顾过往,念念不忘要感谢一个人——把他领上IT之路的田文玉先生,是这位恩师、兄长带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凡响的奋斗人生,从此与IT结缘并延续至今:以航空制造+数字化制造的双重经历,投入到当前火热的智能制造大潮;以自研CAM软件的亲历实践,为中国自主工业软件走出困境建言献策,为新码农们加油打气,为绝处逢生的每款自主工业软件鼓劲喝彩;以CIO不忘初心的执著,紧盯IT发展大势,学习与厘清新概念、新技术,关注年轻一代CIO、CDO的成长,与CXO们一起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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