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鸡娃」之后，躺平还是焦虑？

导读

壹 ||“双减”对郭静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是教育支出的减少。紧巴巴的家庭支出能节省出一些，是郭静开心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受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郭静又对培训有着本能的依赖。

贰 ||李霜月的顾虑普遍存在绝大部分家长中，尽管教育部门一再强调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正在通过“职教高考”的途径，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奔头”，可仍然难以打消一部分家长的顾虑。

叁||相比郭静和李霜月，经济条件*的张琳是坚定的“鸡娃”派。对张琳来说，她当然希望教育公平，但目前教育改革依旧在进行中，分数导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对孩子的培养还是会继续下去。

2月22日晚9点30分，忙碌一天的张琳还在帮助儿子进行最后的英语简报制作，和她同在北京30公里外的李霜月带领孩子已经准备入睡，而远在湖南的郭静两小时前刚刚陪女儿上完最后一节毛笔课培训。

这是2022年春季开学的*周，也是2021年7月“双减”（《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政策发布后第二个新学期。半年时间，学科类辅导机构被迅速收缩、压减，无论校内亦或校外，整个教育生态重新洗牌，在中国，几乎所有参与过辅导课程的家庭都在面临这一政策给教育生态带来的巨大震动。

郭静是湖南四线城市一位四年级女生的母亲。“双减”前，对教育有过焦虑的她曾尝试过了几年“鸡娃”岁月。但“双减”后，伴随着其所在城市仅有几家辅导机构的悄然消失，她再次陷入茫然的焦虑。

李霜月是受益于双减政策的家长之一。2021年7月前，她曾给孩子报过语数外、美术、钢琴等多门课程，7月后，除美术继续保留之外，她逐渐停掉了所有学科教育培训。停报学科辅导不仅让李霜月用于孩子培训的支出直线降低，也令她重新思索此前不断内卷的教育装备赛，是否就能为孩子铺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李霜月说，“高考说到底是一场选拔考试，国家大的趋势就是成绩好的孩子去大学，成绩不好的分流去职高，看清楚这个还焦虑什么？”她认为自己孩子只是一个普通孩子，既没有好的天赋，也不够自律，这样的孩子以后如果能通过职教有份稳定工作，也算是一种选择。

至今仍给孩子保留着全科辅导的是经济较为富裕的张琳。她依然让孩子延续着双减前周一至周五课后线上培训，周六国际象棋、游泳等培训。除这些课程外，张琳还花费了不菲的价钱于周日开车奔波一个小时，把孩子送到一名私教家中培训语文、数学。“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张琳说。

包括郭静、张琳等家长都承认，教育生态的巨大调整正在改变着她们。这种变化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庭教育支出，重塑着她们的教育观念，也带来一些与政策相伴而生的心理变化。

培训机构的压减尽管一部分弱化了家长报班的诉求。但家长对于优质教育的渴求并没有减少。在这些渴求中，有对公立学校更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的诉求，也有寄希望于进一步拉平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而更普遍的期待是，在以应试为导向的筛选机制面前和普职分流的大趋势下，如何平衡好分数与“鸡娃”的关系。

张琳说，无论普职分流或是高考，最终评定的标准还是以考试分数决定孩子未来的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只堵住市场供给，显然很难平抑家长的需求，而后续也只能有赖于政策、招录机制的不断改革，才能最终缓解家长对教育的焦虑。

郭静的释怀

“双减”对郭静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是教育支出的减少。

作为一名全职主妇，郭静全家收入来源仅依靠丈夫一人外出在建筑工地干活。双减前，她会把丈夫每月所赚的7500-8000元月收入，固定抽出2000元用来给孩子报班，剩下的，3000元用来还贷，余下用于日常花销。

“双减”政策后，学科辅导机构在她所在的县城几乎全部关停，“以前孩子除了周末可以去机构补课，平时放了学也能和班里其他孩子合起来请一个老师进行课后辅导，现在机构没了，老师也不敢出来补课，这方面的开销几乎全省下来了。”郭静说。

紧巴巴的家庭支出能节省出一些，是郭静开心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受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郭静又对培训有着本能的依赖。

郭静是初中文凭，如果仅凭之前所学，无法有效辅导孩子。不要说英语阅读、拼写，即使是四年级数学考卷压轴大题也解不出，现在只能勉强求助远在异地工作的表弟。

学校显然不能单独给郭静一个孩子补课，“课后找老师也未必尽如人意。那么多孩子都希望学习好，哪补的过来？”她说。

在郭静所处的四线城市，大多数孩子在高中到来之前已经分流到几个不同方向——有初中读完后外出打工；有去到中职，也许再考入大专；也有少部分学生能够考上大学，更幸运的10%能上一本大学，这在当地也是要摆酒席昭告乡里的大事。

而事实上，已经有6年，她没再吃过这样的酒席了。

考学是孩子走出去实现抱负的*机会，也被郭静给予了厚望，尽管她并不承认自己是“鸡娃”家长，报班更多来自于一名母亲理所应当的付出。

郭静希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能有一个好的出路，为此在2020年在线教育风生水起之时，原本不信任线上教学的她，专门给孩子报名了线上学习作文的课程，还特意买了一台平板电脑。

这笔开支虽然并不太多，但她希望孩子有天能够明白，尽管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自己也同这个时代多数家长一样付出过、努力过，至于孩子最终能怎样，“听天由命。”

现在，随着学科类辅导在湖南这座县城几乎全线关停，郭静只能让女儿继续学习书法，可转眼孩子书法已经过了三级，只单纯练一手好字的情况下，她觉得再投入也没有必要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够富裕的家庭自有精细的算计，“就算是画画、舞蹈也不可能像语文、数学一直学下去。”

李霜月的忐忑

和郭静一样，“双减”最初来临的几个月，李霜月是开心的。

这种开心既有家庭教育支出的直线下滑，更多则来自于，终于不用再受家长群中集体报班热的裹挟。

李霜月自嘲是有点佛系，现在大家都报不了班，那也就意味着她再也不必忙碌一周后，周末还要带着孩子奔波在各个辅导班的现场。

“大家都报不了，那就集体躺平吧。”李霜月甚至有点窃喜。在她看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所有之前有关教育的焦虑，更深层都源于这点。过去在这场教育军备赛中，大家生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现在集体躺平后，重新回归起跑线上。

自从取消了辅导班后，每天下午3点半下课，李霜月的儿子会在之后再上一节课后托管班，并在这节课中把作业全部做完。4点半孩子小学，孩子的奶奶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等回到家中，没有以前还有线上课程的督促，孩子就开始尽情的打游戏，看电视。

“双减”的过程虽然很美妙，但李霜月出现了忧虑。比如刚刚过去的寒假，经常看到孩子整天整天的打游戏，有时看着电视、播着PAD里的视频，手上还打着“和平精英”。零食堆满了沙发，家里老人管不了，每到这个时候李霜月就会非常愤怒，“哪怕不学习，也得干点什么啊”。

李霜月的儿子说，一个寒假都属于自己的假期，他就挺高兴。“一方面，以往临放假前都会担心的考试成绩，现在爸爸妈妈只能看到优、良、及格、不及格四挡，另一方面，学校不公开考试排名，终于不用担心他们对我的指责了。”

这也是李霜月最窝火的事情，双减什么都好，但学校不公开孩子的成绩，也不说排名，作为家长根本无法了解孩子在班级所处的位，以前好歹知道成绩，差了可以补，可现在不就是“干瞪眼到小升初，干瞪眼到普职分流吗？”

李霜月的顾虑普遍存在绝大部分家长中，义务教育之后实行普职分流，也意味着约有一半的孩子将在中考后分流至职高院校。

尽管教育部门一再强调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正在通过“职教高考”的途径，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奔头。”可仍然难以打消一部分家长的顾虑。“划分普职分流的门槛是分数，往小了说，只有学习不好的学生才会去职业高中，那种环境下家长肯定会担心。往大了说，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有几个工作稳定，收入高？企业最终筛选的*个要素还是学历。”李霜月说。

国家大的考虑大家都理解，但具体到普通老百姓的小家，况味又是不同。即便已经开始尝试接受高职也是一条路，李霜月时不时还是会“挣扎”一下：“要不要继续给孩子报班”？。

她又开始在家长群里询问那些秘密培训了，等听说一节对一的私教课，两小时要花900元时，她按了按钱包，就此打住。

张琳的坚持

相比郭静和李霜月，经济条件*的张琳是坚定的“鸡娃”派。

“确实是有用的。”张琳说，即使在目前双减大政策下，她除了继续线上培训外，还会悄悄找昂贵的私教到家里给孩子进行指导。

张琳的目标是毫不犹豫把孩子送进名校。不仅在早教期，她就开始了颇费心思对孩子培养，等孩子上了学，不仅“语数外”的辅导课没断过，就连兴趣课也报名了一大堆。比如说国际象棋，孩子也争气，取得了好名次。

“双减”实施后，也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张琳的成本。“*是时间成本，以前给孩子报班，认准学而思、新东方这几个品牌就行了，但现在这些机构线下门店的关停，家长只能找私人培训辅导，增加了选择难度。最怕这些老师先收费，通常一个暑假就能挣10万，万一人跑了，退费都没出去。”

张林说，“第二，花费也比以前高了不少。学科类的偷偷找私人到家里辅导，在北京一节课两个小时通常要900元，作文类辅导以前的老师360元一节课，必须一次性教够十几节课的价格。艺术类也是在最近半年猛涨，国际象棋4160元/16节课，篮球足球全都涨价了，线上课程倒是便宜了很多，但看效果还是面对面辅导更有效。”

刨除教育成本的巨大开销和陪孩子上辅导班的辛苦外，张琳觉得还是值得的，“毕竟对教育的投资永远不会白投资”。

现在“双减”仍在继续，政策成效进一步显现。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学生作业负担有效减轻。88%以上教师自觉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75.3%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学期减少，83.4%的学生基本能在学校完成书面作业或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双减”政策受到普遍赞同。

与此同时，民间社交媒体上更多有关政策建议的呼声也随之相伴。这里边有老师提示“双减”后，时间被挤占带来的压力陡增；也有家长认为部分校内强制延时服务让学生负担更重；最多的则是现行高考指挥棒下，孩子未来何去何从的问询。

郭静认为，每个家庭不同，对于政策的感触自然各有不同。对她而言，最希望能拉平城乡间教育差距，这些既包含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也希望好的老师能多到三四线城市，毕竟她所在的县城只有四所高中和一所民办高中，大家都抢着把孩子送到有更好师资的一中和民办学校，那里有20%的机会进入到一本院校。负责任的老师多，孩子也不需要再额外找辅导老师了。

李霜月更希望能提高一下现在校内教育的质量。比如，课后托管班中老师能否对课业进行有效指导。她还希望相关部门能延迟普职分流，尽管孩子学习一技之长有必要，但中考后就分流还是太早了。

而对张琳来说，她当然希望教育公平，但目前教育改革依旧在进行中，分数导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对孩子的培养还是会继续下去。

（文中郭静、李霜月、张琳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