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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万年轻人,入错行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它的作用和价值,在充满挑战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开放和多元的思维,更需要从全局去看待产业和人才问题。

“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创始人张兴海明显带有倾向性的一番新言论,再次激起一个老问题的千层浪。

送外卖不进工厂,年轻人有错吗?

1

年轻人为什么送外卖?

美团连续几年的统计报告中,八成骑手学历都在高中以下。这个学历程度,在城市中就业之难,人所共知。

稍微对企业招聘有所了解的人就会明白,由于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已经使应届毕业生数量,大大高于企业实际的白领岗位。

这种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让本专科毕业生也陷入强竞争。因为岗位有限,所以一个岗位,常有几十上百名毕业生争取;因为供给太多,所以无形中抬高了企业岗位的门槛,可以对应聘者从容挑选。

在这一起一伏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应届毕业生尚且就业困难,更不必说本就不具备学历优势的农村青年了。

被学历堵住了一道融入城市的门,年轻人还有一个选择:进工厂。

2000年-2010年,我国制造业强势崛起,就业人数也一路从8900万增长到1.26亿,此后一直保持在亿级规模,蓝领工人是*主力。自2010年以来,中国连续12年稳居全球*制造业国家,离不开流水线工人的人口红利。

工厂好进,但不好待。

91年的骑手李风,曾经也是蓝领工人中的一员。

3年前,小学毕业的他在河北燕郊的车灯装配厂工作,像一个机器人一般,12小时两班倒,每天重复打螺丝的动作。工资仅4000元出头,不包食宿,和3个工友挤在2000块的出租房里。

蓝领工人薪资少、工时长、劳动强度大、工况单调乏味,这是整个群体的核心症结。

外卖骑手穿梭在风雨中,丝毫不比工厂流水线上轻松。但相对而言,外卖行业没有多少入职门槛,时间安排上也比较自由,在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长方面,弹性空间更大,收入的能见度更高。

这种“付出有回报,收入正相关”的公平职业观,和“你不糊弄地皮,地皮就不糊弄肚皮”的农业生产观念,具备天然的一致性,农村年轻人很容易对此形成认同。

因此,与其简单地认为外卖平台抢走了年轻人,倒不如说是新业态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契合的天地。投身外卖平台,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难道农村青年冠一个“农”字,就必须扎根在土地上?进城务工有一个“工”字,就必须死盯在工厂里?

至于外卖抢了制造业的人才,即便表面上看这是事实,从深层次来看,也不应该这样考虑和定义问题。

2

年轻人送外卖,在经济上是否合算?换句话说,这些送外卖的人口,未来是否有成长和发展?

这个问题,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不过,当下国内服务业发展蓬勃,需要的是大量服务业人口,这个选择的大方向,并没有错。

2000年后,中国入世之后,在内外庞大需求的刺激下,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依托制造业的外贸、蓬勃的房地产、以各类基建为主的投资,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也成为容纳数千万就业人口的巨无霸行业。

但这个形态,在十年后开始悄悄改变。

2010年,服务业和商业对就业人口的容纳,开始超过了“三驾马车”。2014年,批发零售行业首次超越制造业,成为中国就业人口*的行业。

在这之后,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电商、餐饮外卖、生鲜零售等“三新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上下游产业链,也推动了就业的欣欣向荣

“三新经济”,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简称,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正是其中典型代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餐饮业实现收入46895亿元,同比增长18.6%,大幅超过同期GDP增速8.1%。全国餐饮收入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可见,餐饮消费已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引擎和压舱石。

其中,餐饮外卖增速高歌猛进。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为9340亿元,逼近万亿规模,渗透率近20%。

餐饮的辐射能量是指数级的。据中国社科院《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2020)》,2019年,餐饮业全产业就业人数超过2600万人,加上外卖、快递等,实际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

三新经济的出现,新型工种的繁荣,本质上,是就业从农业、工业,迁移到服务业的表现。这让人很容易想起总设计师在1978年视察鞍钢时说过的一段话:

“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服务行业很多,如种子公司、修理等等,这说明有很多办法可以安置劳动力。”

以餐饮为根基,互联网本地生活平台激发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特别是推动了仓储、快递、信息传输、软件、技术服务的发展,完善了数字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

此外,餐饮业还带动了相关的农业、食品加工、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间接就业与发展。比如,电动车、料理包、SaaS系统都是餐饮外卖行业的受惠者。

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能够与制造业配套、增进生产力的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出口,也是现代社会*活力的部门,其增速的一个意义,在于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

3

外卖平台抢人的讨论,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主要原因来自于一些企业家和学者的批评。

这里面,自然有用工荒的原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进入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达37.2%,2020年则下滑到27.3%。

每年春节后,制造业重地珠三角、长三角都会陷入“用工荒”紧箍咒。作为全国GDP*省、工业大省,广东为了稳住800万返乡人员,春节后包车包机接员工已不是新鲜事。

2022年春节,总部位于湖南浏阳的蓝思科技,把招聘桌直接搬到了衡阳的乡村集市,拿出7500元的薪资上门“抢人”。

即便不断裁员、大规模上线机器人流水线,代工帝国富士康常年蓝领用工规模仍然超100万,招聘也并不轻松,高峰期还推出了内推奖励、返聘奖励等政策。最近,在其*的生产基地之一——数位产品事业群(iDPBG)郑州厂区热招的技术员,推荐人能够获得600元,被推荐人获得5400元;离职返聘员工,若在职满半年,补贴3000元。

企业用工吃力,HR部门压力较大,因此企业家们有此批评。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企业首先应该自我检讨。

2020年上半年,接近五成的美团骑手月薪在4000-8000元,7.7%的骑手月入过万。

骑手只要稍微努力,就能达到蓝领工人收入的1~2倍。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为5110元。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在制造业内部的蓝领工人,其实可以进一步分层。

比如高端制造业,需要的是有很深技能积淀的高级技工,即使是销售岗位,也需要有足够的技术基础。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有句俗话,“三年出不了一个好焊工,十年出不了一个好车工”。

所以,高端制造的用工群体,其实和服务业毫不重叠。真正有争夺的,还是相对低端的制造业。

因此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低端制造业如果赚的是劳动力红利的钱,那说明其实已经开始缺乏时代竞争力。

在产业升级、制造业向更不发达国家迁移的大背景下,自身如果缺乏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意识,只想着赚劳动力的钱,说明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要从用工成本上节省,导致给不出像样的收入,才有了今天用工向服务业倾斜的局面。何以这样的问题不反思,却对年轻人指手划脚。只许进工厂不许送外卖,“只许不许”之后,你管人家吃饭吗?

所以,让年轻人多进工厂,不是嘴巴上喊年轻人不送外卖,甚至想办法推动公权,制定政策管制。否则,很可能是外卖不送了,工厂也不见得搞得好。

4

“外卖抢人”大讨论中的一些认识和观念,反映出经济发展的一些认识误区。

为什么会批评外卖为代表的服务业?

首先因为它是第三产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被歧视的传统。

农业保饭碗,工业强中国,一个“第三”,好像就把服务业放在了老三老四的位置。它是不被重视、可有可无的存在,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是容纳社会闲杂人等、吸收企业职工家属的编外。

即使在2012年-202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4.5万亿元增加到60.9万亿元,占GDP之比增长到53.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4.9%、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个百分点的大背景下,这种歧视似乎也依然存在。

其次,社会上有“制造业高于一切”的舆论背景。

制造业很多门类,大而不强,只有规模优势;另外一些门类,关键技术不在自己手里,需要仰国外产业链鼻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产业界、学界呼吁加强制造业,当然是必要的。

但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样也是重要的,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

在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喜欢非此即彼的思维,把制造业发展不好归罪于其他行业。外卖抢了工人,这和过去“芯片不行怪茅台”的指责如出一辙,都是这类思维的产物。

最后,外卖行业,本身有自己发展阶段上的问题。

辛苦、保障差、风险高,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算法困人”,都是这个行业里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作为和社会亲密接触的行业,这些问题很容易被观察到,不像科技“卡脖子”那样,行业内部人人知,行业外部无人晓。所以相关的讨论也更偏向看到问题,甚至容易忽视其问题背后的机会与价值。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它的作用和价值,在充满挑战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开放和多元的思维,更需要从全局去看待产业和人才问题。各行各业都更高质量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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