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买书如山倒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在文本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变化的现在，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身处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还有必要阅读吗？在对生活感到焦虑与忧戚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又该如何建构？

面对这一连串诘问，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着各自的答案。而这些各异的答案，又都有着一个相同的指向——如果想要解决心中的那些困惑，就“别想摆脱书”。

对热爱读书的人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的时代”。

知识的获取门槛变得更低，专家、学者也更愿意在公共平台上阐释那些原本艰深晦涩的内容。在出版市场里，纸书也没有像一些悲观者预言的那样走向式微，然后消亡。各门类的书籍蓬勃而生，多元的声音也给予我们看待世界更为广阔的视角。

与此同时，电子阅读设备兴起，互联网博主推介图书，与书相关的纪录片层出不穷……它们都在向人们昭示，书只是衍生出了适应当下时代的不同形式，它当中承载的那些文明、历史与想象力未曾改变。

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免生命中所有的灾难。”在2022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不妨让我们捧起书，享受它带来的美好与欢愉。

2021年，法兰克福书展在因疫情停滞后，坚持恢复了线下活动。

在诸多行业都因疫情而处境艰难之时，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主席卡琳·施密特-弗雷德里希斯(Karin Schmidt-Friderichs)却在开幕式的致辞中乐观地盛赞图书出版业的“幸运”和“新的坚韧”——书籍所讲述的故事，在漫漫长夜中为人们提供了安慰和支持。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毛姆的读书随笔《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那句“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免生命中所有的灾难”，当然还可能是《巴黎图书馆》中的“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肺脏，书籍就是人们呼吸的新鲜空气。它让我们的心脏持续跳动，让我们的头脑充满想象，让我们永葆希望之光”。

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全球首席执行官马库斯·杜乐盟断言：“出版业不会衰退，并且正处于自谷登堡发明印刷机以来的*时期。”

“全球出版业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消费者在书籍和长篇故事上的消费支出一年比一年更多。”这是马库斯·杜乐盟做出论断的依据之一。

再看国内书业市场。开卷数据显示，2021年1—9月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呈现同比正增长，同比增长率为2.99%。虽然这一数据无法与21世纪前20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相比，但不至于让人们对图书的未来过于悲观。

书，永远不死，关于阅读这件事的讨论，也将永远延续下去。

读书不是一件高高在上的事

2021年7月，一本书因为一档综艺节目出圈了。

《向往的生活》团队要为湖南省常德市桃花源镇白鳞洲村的孩子们创办图书馆，开馆的前一天，作为嘉宾的张艺兴在整理图书时，偶然发现了一本书。

自此，几乎一整季节目，人们看到在屋子里、车后座上，甚至轮船上，张艺兴都在低头看这本书。

从张艺兴惊讶地念出书名《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开始，这本书连同他看书时的如痴如醉都成为贯穿节目的爆梗。

节目的弹幕飞快闪过了诸如“这本书会火”“好想看那本书”“总裁从小培养”等文字。这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明星带货，张艺兴更无意立读书人设，只是凑巧大家都在为他努力的形象与这本书的气质暗合而叫绝。

反观习惯卖读书人设的明星，翻车者虽不在少数，但依然有人前赴后继地重蹈覆辙——前有李清照所在朝代被张冠李戴，后有自创诺贝尔数学奖。

还有明星前脚推荐了《海边的卡夫卡》，后脚就表现出对其中经典语句的一无所知。他们似乎想用阅读给自己镀金，反而更快暴露了自身的无知。

其实，任何人都没必要立读书人设，读书本身就不是一件高高在上的事，而是与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读书，是严肃的，但肯定不是高冷的。

2021年，31岁农民工陈直读海德格尔成为被热烈讨论的阅读现象之一。

“农民工+海德格尔”的故事也引出了根深蒂固的阶层偏见，这种偏见更多来自知识阶层身上“精英的傲慢”。

正如前些年里，沉迷于卡迈克尔数研究的农民工余建春、在城市图书馆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的穷困流浪汉，他们都被当成奇观一样，其背后的逻辑如出一辙。

相反，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并将所谓的奇观化作阅读的日常。

正如作家梁晓声所说，在阅读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每个人或许都有些差异，但在阅读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近些年，书不再被束之高阁，人们知道一本书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甚至严肃的阅读也与娱乐沾上了边。《向往的生活》中，不仅有《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这本书被带火，参加节目的作家止庵与史航还推荐了《人性的因素》和《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等书。

阅读与娱乐并非水火不相容，它只是借用了一种当下年轻人最容易接触也容易接受的方式，把阅读推向了更大的市场。

一方面，明星带火图书已不鲜见，主持人董卿在节目中屡次引用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让很多人开始关注拉美文学及作家；歌手李健在《我是歌手》中向大众普及了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班宇的《冬泳》因演员易烊千玺的推荐而多次加印；因《觉醒年代》被大众所熟知的演员曹磊，会把书里喜欢的段落复印出来带到排练现场看。

另一方面，某媒体统计了因综艺而出位的图书：《乐队的夏天》带火了资深音乐从业者郭小寒所写的《沙沙生长：中国当代民谣走唱录》和《生而摇滚》等；作家马世芳的音乐节目《听说》则让听众对他的作品《地下乡愁蓝调》产生了阅读兴趣；《明星大侦探》以剧本杀形式，让一众年轻人爱上了推理小说。

就连文化名人的出圈方式都显得比以往轻快得多，止庵、史航、刘擎参加综艺，或为自己的作品做了营销，或拉近了书与读者的距离；罗翔、沈奕斐入驻B站，推广方法论；文学教授戴建业则是开抖音，魔性讲解中国古诗词。

这没什么不好。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里不是说过吗，若要阅读抵近读者， “使劲去推广它（书籍）”。

“有用且稀缺的真实”

2021年，杨潇那本历史与现实穿插的行走记录《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及伊险峰、杨樱关于城市议题的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均得以“破圈”。

城市社会学奠基者、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曾经说过，做实际的研究“一定要把自己的裤子的屁股部分弄脏”，意思是一定要在田野、在现场才能看到真实的社会场景，看到普通人的故事。

*届刀锋图书奖举办时，作为推委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提名了不少纪实类图书。他在阅读时，会更加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故事。

《张医生与王医生》让严飞感到惊喜，这本书以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为东北的四十年变迁做了注脚，作者书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正如严飞所期待的那样，“在微观层面进入社会的不同群体，深度触及他人的心灵世界，了解普通人的困境与期待、爱与恨”。

近十年来，非虚构成为写作者热烈追求的表达方式，也是读者追捧的体裁。

当然，阅读内容早已不局限于文字，文学、电影、电视剧、短视频等，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非虚构写作被杂糅进每一种表现形式之中。你可以说这是真实的力量，也可以说这是现实的合纵连横。

在作家梁鸿看来，“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状态之中，哪怕有一个孩子找到一种渠道，找到自己发声的渠道，找到自己去表达自己，同时也影响他人的渠道都是非常棒的”。

2021年，贾樟柯执导的非虚构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影片内容以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四位作家为叙述者讲述了中国乡村的变迁。其中*的女主角正是在2010年出版了《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彼时这本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非虚构文学写作热潮。她的作品连同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等引起了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关注。

正是那一年，《人民文学》杂志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自此，众多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和都市。

去年10月，一场“一直走到现实的终点：与梁鸿、贾樟柯谈非虚构小说和纪录电影”国际线上对话交流上，梁鸿说：“如果你能够深入一种大地去生活，你对中国的社会、文学、人的内部的肌理，一定会了解得更深刻。”

与原创类非虚构图书相比，引进类非虚构图书的声量相对较大。早在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就以“译文纪实”为名，策划出版了一系列非虚构畅销书。

2021年，疫情进入第二年，人们在度过最初的恐慌之后，开始正视前所未有的来自病毒与生活的挑战。一系列以“疫情”为关键词的非虚构图书被引入中国—— 《新冠时代的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全球真实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流行病调查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

身处于变动的世界，非虚构或许更能给人们带来“有用且稀缺的真实”，即便碎片化阅读早已占据主流，体量庞大且阅读耗时的非虚构作品依然拥有固定的追随者。这不是奇迹，而是切中了时代与社会的脉搏。

正如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梁永安所说，好书首先要有时代性，能切入时代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站在边缘。

“要能看到一些最关键的、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内在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等。”这条经验对于非虚构一样适用。

纵观世界图书市场，据报道，非虚构类图书的子类别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医学类、心理学类图书，其次是自然科学类图书。

同样，这一阅读趋势也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有所反映。开卷数据显示，霸榜2021年三大榜畅销书TOP3的非虚构图书分别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医路向前巍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半小时漫画中国史5》。

文字也会失语？

提笔忘字、难以用文字表意、缺乏写作逻辑、用表情包代替文字……窘迫的文字表达问题揭开了残酷的真相，当代人的语言日益贫乏。

他们把上述“症状”统称为“文字失语症”。有相同困扰的15万人在“豆瓣”上自发成立了“文字失语症互助联盟”小组。

事实上，语言贫瘠早已不是新话题。2019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中76.5%的人自觉语言越来越贫乏。

当然，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当代人阅读量变少。事实上，在一个信息社会，人们每天都被海量内容所包围。与非网络时代相比，当代人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除了纸质媒介之外，公众号、App、社交媒体、短视频、播客等，占据了大量的碎片时间，技术甚至将碎片时间的阅读推到了*，如此算来，阅读总量未必变少。

或许，语言的贫瘠与阅读数量的关系远没有与阅读质量的关系密切。在阅读的大量信息中，文字被网络梗、热词甚至表情包垄断了——生气了，只会说“无语”；赞叹时，只会说“绝绝子”和“YYDS”；加油鼓劲时，只会喊“奥利给”。

用网络语言对抗网络语言，只能说一句“不明觉厉”。

语言的污染，可能只是给语言库做了无用的增量，语言的贫乏才是更值得担忧的。作家杨樱认为，语言的匮乏是对人类的最终打击，因为这会导致我们失去文化的传承。

结构语言学从理论上佐证了人们对于文字失语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则科普报道曾分析过，一种语言绝不仅仅是字、词和语法的集合，它还是一个社会描述世界时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这就是科幻电影《降临》中女主角学习了外星语言后便掌握了与外星人一样预知未来的能力的原因。也因此，结构语言学奠基人费尔南德·索绪尔把语言描述为“人脑子里的社会产物”。

故而，在历史学者王笛看来，要保持思想的敏锐、研究的活力、写作的深度，就要阅读、阅读再阅读。身为出版人的范新和写作者的杨樱，他们的解题思路颇为相似：重申文字的意义，并提供多样化的内容选择，比如可以提供文本和表达鲜活的小说。

“长篇非常重要。”在2021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马库斯·杜乐盟重申了长篇阅读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一个由突发新闻、即时新闻驱动的世界，此时长篇阅读变得更加重要。

“图书出版业一直提供的是基于事实和真相的、深入观察的整体视角，事实上是给人们提供了关于某些话题的更广泛的信息，特别是在非虚构类书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