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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比黄金更重要:2022年什么赛道值得做?

冬天里做强的老大更有实力。经济下行时,什么行业值得入局创业、什么公司值得投资。

疫情三年、国际局势动荡,“寒冬再至”的危机观点现在被不少人认可。

所谓“危机”,危险固然在,机会也很多。大家忙着过冬时,往往也是攻城略地获取更多市场份额的好时候。当有人放大眼前的困难时,一些人已经在去寻找阴影背后蕴藏的机会了。

在危机中寻找到的机会无异于成功抄底,而每一次危机中所出现的系统性机会也有着相似的逻辑。

本文,将以史为鉴,重点复盘2008年经济危机后(2008年底到2010年期间)诞生、成长起来的知名公司,及他们所在的行业的变化逻辑,与读者一起探讨经济下行时,什么行业值得入局创业、什么公司值得投资。

在这篇文章中,你将看到:

1、2008年的经济危机如何促成了如今中国医药健康行业的历史红利期?

2、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医药行业为什么逐渐成为私募基金最偏爱的领域之一?

3、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如何完成从复制到创造?

4、新能源车的关键技术是如何在2009年后开始加速研发成熟的?

5、中国的下沉市场生意,是如何在2009年后开始快速发展的?

6、为什么寒冬来了,一些企服公司的业务收入不降反增?

7、能在寒冬里活下来或者逆势发展的公司都具备什么特质?

8、如今特殊时期,什么样的行业可能能获得发展红利?

01、伟大的公司,诞生于2009年

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年。

那时,改变未来的火花还不起眼。如今回看,则会发现,如今伟大或者强大的公司,很多恰巧诞生于2009年。

2009年,连续创业者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2000万美元卖掉了自己运营良好的转件公司,和好友加勒特·坎普创立了一家打车创业公司Uber。此后不到四年的时间,Uber的订单数额就突破了100亿美元,上市前累计融资超150亿美元,成为超级独角兽。

2009年4月,囊中羞涩的布莱恩·切斯基和乔·格比亚,从Y Combinator毕业。靠着YC领投的种子轮60万美元,这家共享租房平台2010年在一年内实现了8倍增长,走出纽约,成长全球知名的Airbnb。

经济危机后,当大量的人都为大跌的地产资产苦恼时,亚当·诺依曼在2010年成立了WeWork,用REITs的方式低价收购一批物业,跑马圈地。

与美国类似,在中国,一批如今耳熟能详的创业公司正蓄势待发,准备萌芽。

2009年2月,王坚和阿里云的工程师在北京上地敲下了*行代码。此前16个月,2007年10月,IBM才刚刚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并与Google联合推出高校计划以推动新软件开发方法。后来的故事就是,2022年,阿里云在全球稳居第三,市占率连续六年稳步增长,在全球建立了26个地域节点和82个可用区,服务覆盖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2009年,曾经的连续创业者张一鸣结束了微软、饭否的工作,做了房产网站九九房。这段经历为张一鸣提供了算法以及移动端开发的相关技术经验和发展视野。2012年,字节跳动应运而生,同年今日头条正式上线,成为国内增速最快的新闻客户端。

2009年8月,博客网站的*老大新浪推出了“新浪微博”内测版,到2010年1月就获得了超过7500万注册用户,成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个现象级的社交网络产品。

2009年12月底,王兴确定了创业方向——美团。再到美团从百团大战中胜出,仅仅用了一年时间。2012年,美团覆盖了全国160个城市,地级及以上的城市近300个,县级市364个,成就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并进一步成为PK传统巨头的新一代互联网大厂。

这些大佬们和“巨头”的故事,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如数家珍。

事实上,更多还不为大众熟知的行业龙头同样在这一时期创办或迎来他们的转折之年。

比如,那时,发达国家的医疗设备和制药企业面临巨大而持续的控成本压力,或主动或被动将产业链条上非核心部分外包给具备成本优势的中国,这也带动了本土CRO、CMO产业的发展。如今,这在中国已经是一条超500亿元规模的大赛道。

2008年,恒瑞开始从仿制药为主、调头布局创新药,做创新药烧钱,但恒瑞依然坚定选择了转型,才有如今的“医药一哥”恒瑞的江湖地位。

一些不可思议的商业动作,也正是在最艰难的日子完成。

比如,2008年9月29日,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资、高盛、曼达林基金与意大利混凝土机械生产企业CIFA在长沙世界之窗正式签署整体收购交割协议,以现金收购的方式,完成对CIFA股份的全额收购。此次收购的总金额为5.11亿欧元,是中国企业截止至当时在欧洲的第二大收购案。

2010年8月,吉利与沃尔沃实现了最终的交割,以15亿美元完成了对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此前1999年,福特公司是出资64.5亿美元收购的沃尔沃公司。此次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也成为民族汽车品牌正式国际市场的*步。

“寒冬已至”的观点在2008年底-2010年前后被普遍接受。悲观者似乎永远正确,但是行动派的人则用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所谓“危机”,危险固然在,机会也很多。大家忙着过冬时,在看不见的地方,往往也有攻城略地的新机遇。

02、如今强大的产业,从2009年逆风翻盘

1、医药健康:唤醒沉睡的“狮子”

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周期看,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成了中国的医药健康行业的历史红利期。如今,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业与医药公司故事,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发达国家经济下行时期的产业转移,带给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难得的大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风暴影响到跨国药企巨头。麦肯锡作了一番统计,研究了过去20年里新药的研发产出比,发现2008-2011那几年是全球医药行业的“低谷期”。

图片来源:麦肯锡

作为原料药出口大国的中国难免受其影响:一方面,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因基础化工原料降价后,国外客户认为出口产品也应相应降价,处于观望阶段;另一方面,因为全球客户资金紧张,国际需求开始呈现减少的趋势。

但历史的机遇也在此时显现。

当发达国家医药产业进入发展瓶颈期,面临环境污染与用工成本增加的质疑。国内一些相关企业像海正药业、华北制药、华海药业等把握历史机遇,借势发展企业第二增长曲线:向医药产业链的后端延伸,譬如生物药的原料和中间体、仿制药的制剂生产等。

如果说新药研发领域,2008年-2010年是全球的“低谷”,那中国呈现了“彼消此长”的局面。一方面,跨国药企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包括赛诺菲在华扩建研发机构,罗氏成立中国亚洲药品合作部……寄希望于借此弥补欧美市场的损失或者规避未来更严峻的经济环境。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医疗设备和制药企业也都面临巨大而持续的成本压力,意图将产业链条上非核心部分外包给具备成本优势的中国,这也带动了本土CRO、CMO产业的发展,进而能亲身参与全球医药产业链中并近距离学习跨国药企的先进经验,并认识到了双方的巨大差异,关于创新药产业的危机感和发展意识在逐步滋长和蔓延。

也正是全球医药行业的“低谷期”,一批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医药行业老兵,选择回国创业:2010-2012年间,刘世高、姜伟东回国创立复宏汉霖,欧雷强归国创立百济神州,还有信达生物的俞德超、君实生物的陈博、再鼎医药的杜莹等,他们都看到了中国成功渡过金融危机后的机会。

利好还来自更多个方面。彼时在国内,自2008年后,“重大新药创新”科技专项正式启动,国家对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重新修订,在两个五年计划里慢慢铺垫引导:233亿的总投资、3000多个课题落地,对整个创新药行业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

如前文所说,如今的“医药一哥”恒瑞,在2008年便开始从仿制药为主、调头布局创新药,一开始先做仿制中的创新靶点,即me-too类药物。做创新药有多烧钱,从现在biotech公司的财报可见一斑,尽管巨额研发费用投入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但恒瑞依然坚定选择了转型。在当时,有这样动力和底气的药企格外稀缺。

那时,医药行业逐渐成为私募基金最偏爱的领域之一:首先便是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叠加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老百姓在医疗方面的潜在需求被进一步释放,医药产业也会顺势发展;其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出了医药的抗周期优势——有数据显示,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医药工业产值还是实现了约20%的增长;此外,即便金融危机导致医药企业IPO一度搁置,而很快创业板的推出也在加速医药二级市场的复苏:*批近30家上市公司中,有6家属于医药行业。

值得关注的是,在金融危机导致海外市场投资收益缩水,国际资本便逐渐以VC、PE、QFII、FDI等形式流向中国这类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另外,由于海外消费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一蹶不振,抑制了中国外贸加工行业的新增投资,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民营资本中最集中且“最有钱”的领域之一,另寻出路之下表现出更强的对内投资冲动。

也正因为抗波动性强的特点,医药成为资本重点关注领域。随着这种关注度的持续增加,该行业的各个细分板块的价值也被深度挖掘。生物CRO领域的金斯瑞科技便是在这些外部资本的借力下发展迈入一个新台阶。其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也在逐步崛起,譬如医药耗材领域的兰陵瓶塞、医药零售领域的老百姓大药房等。

不过也有遗憾,彼时大部分投资人对早期技术型企业的风险识别和把控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资金主要还是流向了已经具备相当规模销售收入和利润的成熟型制药企业,譬如四环医药、豫园生物等,早期创新型医药公司融资依旧艰难。

在新药之外,创新医疗器械赛道也在危机中充满着机会。

尽管在2008年前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水平还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距,但发展速度却令人注目。2005-2010年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为27.4%,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四万亿政策补贴影响,中国医疗器械业终于迎来出口大增长的局面。

当时,国内市场的医疗器械需求急剧扩大,除了城市大型医院的扩建,政府重点支持农村医疗器械的采购投入,在2008-2010年间,随着国家新医改的推行,卫生部等部门投入到农村医疗器械的投入超过80亿元,中低端医疗设备行业率先受益,比如中低端X线机和消毒灭菌设备等。除了国产企业紧抓机遇外,飞利浦、西门子也纷纷推出适合基层市场的产品型号。

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鱼跃医疗,彼时还是以提供家用医疗器械、医用临床产品等为主,受新医改利好,2009年、2010年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接连保持超60%的同比增长。主营医学影像类设备、医学诊断服务的万东医疗,在新医改的利好下,2009年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42%。类似的公司还有很多,以致于“医药股黄金十年”在2009年一度成为热门概念。

另一方面供给侧,国内医疗器械公司开始崛起,如医疗设备版块的迈瑞医疗、联影医疗、理邦仪器等,高值耗材版块的微创医疗、乐普医疗、春立医疗、威高集团等。这些企业中,一些通过代理进口品牌起家,开始时多数是模仿学习海外的医疗器械产品、跟随式前进。

当时的竞争环境下,跨国企业在医疗器械的高端市场,依然有着*优势,特别是医学影像设备、体外诊断,及人工关节、心血管介入支架等高值耗材。国内大多数医院在采购医疗器械时,会优先选择GPS(GE、飞利浦、西门子)、美敦力、强生等国际品牌;国产器械往往会被带上“山寨”“低质”的有色眼镜。

耕耘十余年后,中国医疗器械公司也迫切地想改变这种局面,尝试从复制走向创造;而且多年积累的利润、技术能力和行业认知,使得其有能力加大自主研发投入,进行产品上的突破。在一些特定领域,本土企业确实也实现了突破,比如微创医疗的冠脉支架“火鹰”,在海外多中心头对头试验中,临床价值突出;迈瑞医疗生命信息与支持线的监护仪、麻醉机。这已经是2017年左右的事情了。

2、汽车行业:中国主机厂走上牌桌,新能源汽车产业萌芽

2008年,这次被与1929年金融危机并列的经济下行中,高单价、可选消费且高度依赖金融杠杆的汽车业首当其冲,美国汽车市场在2008年销量下滑22.07%,次年销量在此基础上再度下滑26.73%,相比2005年的峰值仅剩61%。

销量的“腰斩”影响的不只是业绩,产能相对过剩和大量供应商欠款,让美国三大汽车集团同时出现了现金流危机。

2009年4月,克莱斯勒率先宣布破产,最终通过与菲亚特合并才实现了品牌延续。2009年6月,曾蝉联全球汽车销量榜首77年的通用汽车,在1681亿美元的巨额负债下被迫宣布破产,依靠美国政府的301亿美元的注资才完成重组。福特汽车在2007和2008年的两年间的亏损仅为174亿美元,只能出售6个汽车品牌才避免了破产。

相似的剧情也发生在中国。受次贷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增长仅为6.7%,十年内首次低于10%,自中国汽车产业诞生起首次低于全国经济增速。

全球市场的需求萎缩和自身的现金流危机,竞争压力剧增。并购、整合就成了这一时期的关键。

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北京汽车收购萨博等中国汽车最知名的收购案相继落地。从收购价格与实现效果看,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沃尔沃全部产线与技术,完成“蛇吞象”式收购的吉利无疑是收获颇丰,这成为其此后登顶自主品牌*的基础。

下行周期既是过剩产能出清的市场自发调解,也意味着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的巨大机会。

从汽车成熟市场的发展脉络看,每个汽车大国都经历过相当长的多品牌混战时期。充分竞争的结果,都是只留下少部分玩家,极少数巨头得到大部分市场。自2015年兴起至今,国内市场已涌现出不少于50家造车新势力品牌,其中大部分已被市场淘汰。目前,能够稳定实现月销5000辆目标的新势力品牌已少于5个。这已经是后话了。

主机厂的整合并购,在不经意间也促成了“送水”生意的发展。

到2010年,受下游汽车、3C电子行业市场增长影响,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中国市场也迎来爆发期,2010年销量较2009年出现1.7倍增长,跨过万台大关。

更重要的是,市场萎缩和现金流紧张,会放缓头部企业的研发进度,却也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2021年逐渐能与燃油车较量产品力中国新能源,实际上就起步于2008年的汽车行业低谷期。动力电池、无刷电机、燃料电池发动机、混动系统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均在当年大幅加速。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的动力电池企业仅仅有10家,而到了2012年疯狂增长到了105家。

2008年至2010年,以电池起家的比亚迪得到了708个化学相关专利,是其此前储备相关专利数量的两倍。2009年,全球*双模动力汽车比亚迪F3DM正式上市,开启了可充电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商用时代。

宁德时代也几乎同时在危机中诞生。2007年,在消费电子领域作为电池供应商占到先机的ATL开始考虑进军动力电池领域,于次年成立动力电池研发部,在宁德投资6亿美元建厂。

2011年,由ATL中独立的团队正式成为宁德时代(CATL),从成立到突破万亿市值仅用了十年。

3、企业软件市场:被砍掉的预算和未来的土壤

在2007~2010时,中国尚未出现典型的企业服务软件公司。

在彼时,中国数字化土壤尚未开垦,企业普遍没有使用软件进行流程优化或者降本增效的习惯,位数不多的企服软件公司都是刚需型软件,比如因国家在上世纪末对财务标准的规定而出现的金蝶、用友等。

因为是刚需,在经济危机这几年,其营收不降反增:用友软件2008年度财报显示,全年营业收入为17.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27.18%,净利润4.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7%;金蝶软件2008年财报显示,2008年营收为人民币8.753亿元,同比增长14%,净利润为1.82亿元,同比增33%。

背后的逻辑是,在经济下行、企业增长遇困时,企业的IT预算会减少甚至砍掉,但在刚需软件上的投入不得不增加。

危机在企服赛道带来的机会,更多为后起之秀提供肥沃的土壤。美国咨询公司MattermarkData做过一项关于“从2003年到2015年间,美国当时市值超过1亿美金的互联网公司分布”的研究。结果发现,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反而是互联网公司成立的繁盛时期。这些公司中大多数是软件基础设施和开发工具的公司,比如Nutanix,MongoDB,Github和Cloudera。在经济不确定的时期,也诞生了许多将彻底改变工作方式的工具和服务,例如Square,Slack,Dropbox和Glassdoor。

也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有一个如今引领全球IT行业技术趋势的技术,正在悄然萌芽。

当年,全球已经有9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使用AWS。此后,全球云计算赛道在那几年增长迅猛:从市场规模来看,全球云计算市场销售额从2008年的47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914亿美元,增长率达到94.47%。

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的云计算尚未起步,但是中国的IDC产业确已有发展成果。

2008年,中国IDC市场规模是48.7亿元人民币。IDC厂商的主要客户是电信运营商,并且这一客户的比重在进入2009年后呈现增长态势。2009年,中国进入网络游戏时代,Q3财报显示,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各大网友公司收入不降反增,同比增长都在10%以上。网络游戏直接带动了宽带内容建设的发展。

内容和技术是一个双螺旋结构,更好的技术可以为更沉浸、更优秀的内容创造提供技术,而内容的丰富和优质也可以直接拉动技术的增长和发展。在如今尤是如此。

4、消费行业:捕捉“下沉市场”的新机会

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在金融危机下的提振作用十分明显。

在世界经济下行期里,2009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不可避免的遭受了严重影响。有统计数据显示,该年前10个月中国累计出口额为9573.61亿美元, 同比下降20.5%。

而中国国内的消费领域,却迎来了“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大增长时刻。中国农村,从此时开始,成为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

在中国,一个代表性行业是家电行业。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计划中,家电行业是其中的受益者。在“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下,中国的家电行业就出现了报复性增长。

比如,这一年,海尔集团试图通过前期的积极策划抢夺市场先机。2009年,海尔将重点放在了加强各级城市渠道网络建设,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农村市场,建立了可盈利的商业模式。当年,其实现329.79亿人民币营收,同比增长8.46%;并实现净利润达1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03%。

电动自行车则成为又一个受惠于政策而爆发的行业。

2010年3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10省“电动车下乡”,财政补贴13%,单辆车补贴最高限额260元。

经历了2007年之后的滞胀与紧缩之后,电动车行业在政策的助推下实现了快速增长。2009年的中国电动自行车销量还只有1850万辆,2010年就攀升至2300万辆,同比增幅超过15%,并在此后两年保持2000万以上的高位。

在众多电动自行车品牌中,新日成为“电动车下乡政策”下中标省份最多、中标型号最多的“标王”。2010年,为大规模占领下沉市场,新日专门研发符合农村需求的续航里程更长、轮胎耐磨性更强的电动自行车,并且新增服务网店上千个。

这些策略直接改变了新日的营收结构,从2010年10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其营收中50%来自农村市场。

据当时业内专家测算,“电动车下乡”政策给整个行业带来了10亿以上的市场增长,其中新日电动车的年销售额将因此提升3-4亿元。

03、以史为鉴,什么样的公司才能笑到最后

1、剩者为王:手握现金,才有机会笑到最后

经济危机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信心。最重要的信心基础则是现金。

那些如今的强者,无疑不是在当时储备了充足的资金。

先看成立于1999年、目前全球SaaS第二、为中国众多SaaS公司所对标的Salesforce。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salesforce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现金流保持运营,二是趁机收购。

在Salesforce成立的前十年,SaaS模式并未得到完全的验证,作为先行者,Salesforce在经济危机前打下了两个基础:前置年度收费,从中小客户拓展至大客户。在经济危机到来后,Salesforce面临着中小客户倒闭、使用量收缩的挑战,但是这两个基础帮助Salesforce维持了稳定、强劲的现金流,度过了低谷。

而全球SaaS市值*名的Adobe,因为客户多为中小客户,相较于salesforce,在2008年时就没这么乐观了。2008年Q3,其收入依然上升了4%,但之后Adobe增速减缓。好在Adobe成立于1982年,在2008年时已经度过了几轮寒冬,因此在现金流储备的基础上,缩减运营成本,比如在2008年裁员600人等。

总结这些海外的软件公司,能度过寒冬甚至逆势增长的原因不外乎这几个:在危机前就保持稳健现金流、服务大客户、抄底收购、有足够多的产品储备。

2、经济不好时,可能是抄底并购的好时间

如果说吉利的并购是全球瞩目的事件,更多的并购案例则在此时悄无声息发展。

2008年后,salesforce趁机收购了多家公司。比较典型的收购案例是收购客服知识库软件instranet,收购原因有三个,一是在经济危机时,小型企业被收购的意愿更强,价格也会相应降低,二是instranet可以为Salesforce带来更多的客户,比如当时的英国运营商orange等,三是帮助Salesforce拓展产品库,提高ROI。

同样,Adobe也在经济危机中进行收购,比如以18亿美元收购了软件开发商Omniture和广告方案提供商TubeMogul。

3、把握技术的红利,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今天复盘过去十几年的历史,那些能被我们成为伟大或者强大的生于金融危机前后的公司,无疑不是把握了技术红利的机遇。

2008年,由次级房贷还款链条断裂所引发的债务问题,演变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而与此同时,2007年初代iPhone发布可以被视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起点,之后慢慢开启了延续十五年的移动互联网红利期。

事实上,回看近100年的历史,每一次危机都可以被看作宏观经济系统重启并迭代的过程,危机往往来自大国不断推高的量化宽松,经过不断传导加剧了产业链成本结构的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呼唤先进的生产力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降本增效,实现产能跃迁。

从2007年开始,一批在声、光、电等电子元器件领域曾默默无闻的创业公司开始走上前台。比如果链中的代表企业歌尔声学,成立于2001年,业绩*次快速增长却正是在2007年,据其年报显示当年的营收增幅达299.2%,并在2010年再次实现超2倍的增幅。究其原因,简单来说,就是服务好苹果等大客户,成果显而易见。

类似的公司,还有蓝思科技、长盈精密、大族激光、立讯精密、欣旺达、精研科技等等后来不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纷纷在这几年走出了相似的增长曲线。

如果没有旺盛的内容生态,智能手机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早期iPhone聪明的借助愤怒小鸟、水果忍者、捕鱼达人等几个小游戏普及了物理弹性、精准滑动、全屏多点触控这些颠覆的交互属性。据苹果宣称,自2008年App Store推出以来,通过出售数字产品与服务获得了超过2600亿美元的收入。比如,常年处于出海App数量和收入榜前列的宝宝巴士成立于2008年,是移动互联网内容创业的典范。

视频化是移动互联网超越传统互联网的典型特征,更衍生出长、中、短视频,直播电商、企业直播等细分领域。Youtube、优酷、土豆等早期视频公司都成立于2005-2006年间,恰好和智能手机的出现同步,移动终端随时可以看,给互联网视频带来了用户数量快速增长的红利。后期随着4G普及、高清摄像头、移动处理器提速、算法推荐等等多重因素推动,快手、抖音等应用才得以将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开发到*化。

如今,国内普遍将2010-2019看作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从消费侧切入,反向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这些底层技术创新和变革,并延伸到制造、交通、能源、建筑等各行各业,还创造出自动驾驶、NLP、共享经济、SaaS这些新生事物,最终改变了全产业链。

04、特殊时期,什么行业值得做?

当下,三年未解的疫情,突如其来的国际战争,很容易让人陷入“经济下行”的悲观中,忽视了背后蕴藏的机会。

特殊时期,什么行业值得做?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很关心,试图以史为鉴,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1、医疗行业

近3年来,虽说如今的医药健康领域的政策环境和资本环境早不可同日而语,但新冠疫情带来的整体经济下行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或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市场资金规模开始缩减,资本的热潮退去、避险意识增强,即资金投向已具备商业化明确的后期企业,以及“相对”便宜的早期企业;另外,抗周期的属性再加上疫情的“利好”,生物医药依旧是“香饽饽”赛道,行业信心并没有因为“黑天鹅”的出现而大幅减退。

从产业的发展层面来看,很多企业却意外的因为一场疫情“死灰复燃”:典型如原本已不具备长远发展价值的低值耗材类企业,像有“山东手套大王”之称的英科医疗,就因生产一次性防疫手套就能进账30亿;或是像一些规模较小的IVD企业,也因在疫情期间生产核酸检测试剂和抗原检测试剂而焕发第二次生命;也有作为防疫重要关口的疫苗行业在借力起飞,不只能快速地研发生产、享受政策绿灯、吸引资本目光,也能快速地拓展海外市场,实现飞跃式发展,典型如科兴,因为生产新冠疫苗而狂赚数百亿,并反哺产品研发。

但显然的是,这样的发展路径和速度未来很难复制,值得总结的经验就在于,要与政策相对齐,快速把握行业发展的窗口期和红利期,快速响应。

近三年,改变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格局的,除了技术积累与突破,政策端的变量不容小觑。在全国层面,国家医保局组织的冠脉支架、人工关节全国带量采购,改变了超200亿规模的市场。除了这两个品牌,眼科人工晶状体、骨科脊柱/创伤等耗材的联盟集采,也令厂商生存环境发生巨变。

集采的舞台上,规则撕掉了既往国产、进口的标签,大小厂商在同分组中竞价,争夺市场份额。由于不同单品的原有竞争格局差异较大,难以一概而论集采对“进口替代”进程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新的竞争规则,改变了既往的器械经销体系、利益分配机制。

成熟耗材产品利润骤降的情况下,行业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创新医疗器械,可能填补临床治疗空白、或提高手术精准度的产品吸引着厂商和资本的关注,其中的基础逻辑依然是“进口替代”,但在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在产品侧的创新,中国创业者们已不再、也不能止步于模仿,而是更积极地尝试源发创新,试图实现“进口超越”。

近两三年资本集中投向的领域,无论是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器械,还是手术机器人,都在呈现这样的趋势。整体而言,多个行业与进口厂商的产品仍有距离,但很多已缩至三五年的代际之差,与以往的云泥之别相比,有了巨大提升。

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国内推进医疗器械采购国产化的政策文件不断。2021年10月,一份未公开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流传出来,要求了上百种医疗器械的国产采购比重,其中137种医疗器械要求全部国产。尽管该文件尚未通过官方渠道公示,但从多个地方已出台的采购政策也能明了当下趋势。对于国内医疗器械厂商而言,也是崛起的时间窗。

今年初,美国商务部将33家中国公司列入“未证实名单(Unverified List,UVL)”,其中CDMO企业药明生物建厂所需的生物反应器部分硬件控制器、超滤膜包,就成为受限品类。生物医药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安全问题,又再次引发重视。

医疗器械的核心技术往往会涉及到材料、芯片、传感器等,替代在继续,但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速度却不一定能那么快。比如新冠疫情中,被反复提及的ECMO“人工肺”,这一救命神器至今没有国内企业研发成功,卡住进程的仍是“材料”,当前人工肺膜的材料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的5家企业可以生产,而这部分又作为核心技术机密被牢牢垄断。这种局面下,中国企业的大额海外并购也屡见报端。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立项到临床试验、再到审批上市,往往需要5-10年时间。硬科技的创新道路且长,但一众玩家已在路上,而且在当前的支付环境下,有临床价值的真创新才可能既赢的资本、又赢得市场。

2、企业服务

现在的境况,对于国内的软件基础设施又有哪些启示?

国产基础软件起步较晚,即便是成立于2000年前后*批吃螃蟹的人,过去多年也并未迎来业绩爆发。

如果没有意外,国产基础软件将长期在国外竞品的挤压下踽踽前行。但2018年,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恰好发生——当“卡脖子”现象率先出现在芯片领域,国内创投风向陡然转硬,基础软件自此也迎来新的创投热潮。

以数据库为例,36氪统计得出,过去两年间得到融资的国产数据库公司超过37家,仅2021年获得新一轮融资的企业就多达20家,这也是国产数据库诞生以来一级市场最活跃的一年。而在操作系统方面,即便当前大家都认识到这类产品的打造对生态建设的要求极高,业内还是出现了麒麟、统信、普华和欧拉等一批产品。尤其麒麟和统信,被视为当前国内*竞争力的操作系统厂商,也被看作是自主可控的代表。

另一方面,时至2022年,迟迟不散的疫情成为了又一个黑天鹅。通过前文对SAP、Oracle等公司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当经济增长缓慢,大多数企业都会缩减IT预算。这意味着,处于政策强力驱动下的国产替代,基本成为基础软件厂商当前实现快速增长的最稳妥可能。

在这其中,金融信创可能是当前最该被重视的领域。原因是,国产替代在各行业的推广时间不同,将按照"2+8+N"的先后顺序进行替代。2、8和N分别代表不同行业,2是指党、政行业,8指的是金融、电信、电力、石油、交通、航空航天、教育、医疗行业,N是说汽车、物流、烟草、电子、建筑行业。而出于当前国产替代的进度,我们认为在党政、金融等领域,尤其是金融信创的进展将给更多厂商提供更切实可见的业务空间。

原因不难推断。首先,党政领域是国产替代的排头兵。这些行业中,客户的国产替代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存量相较之前略微下降。相较而言,党政中的“下沉市场”会是接下来国产替代的重点。而2020年金融信创一期试点推行,2021、2022年的相关工作也在按计划推进,市场空间更为广阔。

第二,金融客户向来重视IT投入。在疫情未散的前提下,它们是为数不多IT预算充裕的客户。从数据看,2020年启动的金融信创一期试点,要求信创基础软硬件采购额占到其IT外采的5-8%;2021年金融信创二期新增100余家试点单位,信创基础软硬件在IT外采中占比要求提高至10-15%。当然,这些预算既囊括基础硬件,也包含操作系统、中间件等其他基础软件,单品类所占比例暂不得而知。但根据一些券商调研,信创的出现在过去两年内整体提升了一些客户的IT投入。当金融信创进一步放开,相信符合要求的基础软硬件厂商都会因此受惠。

第三,出于业务特点和由此带来的强监管要求,金融客户对核心场景中产品的可靠、可用性考量超过了其他种种。这虽然带来了不少挑战,但同时也让不少技术能力较强,且具备完整知识产权的厂商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过去一段时间内,36氪观察到不少数据库、操作系统和中间件厂商有意布局金融信创。但谈及真正落地,其中的难度也不可忽视。

以数据库为例,首先从产品层面,不同厂商数据库架构不同,国产数据库厂商需要重视自身的产品兼容性,减少迁移过程可能给客户带来的问题。另外,现在不少客户是从非核心业务做起,再逐步开展对核心业务的数据库替代工作。36氪了解到,从过去的一些替代实践经验看,厂商需要从业务提出之初就和客户一起共创,不断根据其需求打磨产品,最终完成上线。这一过程可能耗费三年以上的时间。

再者,信创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下层的基础软硬件到上游的应用系统均属其中。单个厂商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也需要跨界和各类厂商合作。这其中,产品间的兼容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了解到,有头部厂商每年花费在不同公司、不同产品适配工作上的资金达到千万元级别。

总而言之,国产替代对国内不少企业而言意味着新机会,但这势必也是一场攻坚战。主攻于此的基础软件厂商需要具备战略定力,在产品、服务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长期投入。

3、上行周期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为他们送水的生意

处在上行周期的新能源车产业,做淘金者的送水人可能会得到更多。例如车灯、底盘电子、座椅、空气悬架、车载芯片、智能座舱……

在燃油车时代,欧美日系整车的强势造就了国际Tier1的巨大体量。而参照智能手机产业所带动的国内屏幕、声学、光学、半导体产业的崛起,智能电动车在国内的巨大市场也将为国内的汽车产业链带来新的机会。

仅以芯片来看,2012年至今,燃油车的平均单车芯片搭载量由400个增长至900个,而根据德勤预测,2022年新能源汽车平均单车芯片搭载量已达1459个。

业绩也已部分反应了趋势。以汽车电子为核心主业的华阳集团,在经历了2018年仅1700万净利润的低谷后,2021年预告净利润已达2.9亿元,在新能源车爆发的近几年内复合增长率157.4%。

另一个具备“送水”潜质的产业链来自同样受惠于新能源市场的动力电池。

自2020年Q3以来,锂电行业进入了新一轮产能扩张周期,带动了上游设备和原材料的大幅扩产。2022年Q1的数据显示,锂电行业整体扩产景气还在持续,据高工锂电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国内锂电设备企业披露新增订单8个,订单总金额为32.73亿元。高工锂电预测,2022年全球动力及储能电池规划产能将达1TWh,2022-2025年新增锂电设备市场需求有望超3000亿元。

储能电池市场的增长也将为设备企业。十四五期间储能锂电累计需求约200GWh。假设单位GWh的设备投资额为2 亿元,将在十四五期间累计带动约400亿元的设备需求。

由于锂电池技术仍在材料和结构方面不断创新,相应的工艺和设备也在持续更新换代,导致锂电设备更新折旧周期通常在3-4年,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对锂电设备的需求量。

伴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需求超出预期供不应求,锂电池企业纷纷加码扩建产能,使得为挖黄金提供铲子的设备厂商大笔订单在手。这也对锂电设备厂商的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锂电形成有效产能的周期并不短,产线建成后产能爬坡还需要3个月左右。因此有设备厂商例如先导智能开始通过研发数字孪生技术提升产线虚拟调试能力,以帮助客户缩短爬坡周期,提升产能利用率,同时增强自身客户粘性。

05、结语

在知乎上,有一个名为“有哪些在经济危机/下行/萧条中成立,后来发展壮大,成为行业巨头的公司?”的回答,里面列举了从20世纪开始,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成立的巨头,比如宝洁、微软、苹果、通用汽车等。

这并非幸存者偏差,而是有切实的依据。2009年,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做了一项研究,他们有三个重要发现:

①在2009年《财富》美国500强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是在衰退期或熊市期间成立的;

②经济衰退虽然会冲击公司业务,但是对于公司新业务、新模式的形成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③跟整个经济体的就业相比,由创业公司创造的就业率对经济衰退的敏感度更低。

这或许再一次证明,在危机中寻找到的机会无异于成功抄底,而每一次危机中所出现的系统性机会也有着相似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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