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净利润900多亿的科兴，正卷入裁员、扣押年终奖、减少辞退赔偿金的争议。
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网站显示，有网友留言称，自己被北京科兴中维的人事“欺骗诱导签了解除劳动合同”。
这名网友在留言中称，北京科兴中维在今年2月到4月陆续裁员，4月23日裁完*人的两天后，给留职人员发放了2021年年终奖。“科兴为了降低赔偿金额，恶意扣押2021年年终奖，恶意减少辞退赔偿金。”
这一消息在网络引起巨大争议，主要因为，这家公司并非亏损状态，而是相反。科兴近日发布的2021年财报刚披露了其在过去一年的巨额利润：这家公司在过去一年总营收193.75亿美元（约合1280.33亿元），净利润144.58亿美元（约合955.41亿元）。其中主要贡献，来自其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CoronaVac（克尔来福）。
与其他企业的同期净利润作对比，可以更清晰感知955.41亿元净利润的概念。2021年，华为的净利润是1137亿元，百度则是188亿元。科兴在去年的净利润，已是百度的好几倍，快要赶上华为了。
离职员工是否该拿上一年年终奖，并无定论。不过，科兴的裁员举动，或许揭示了一个问题：下一步，新冠疫苗的市场还有多大？
科兴和国药这些起大早、又赶上早集的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看起来无比幸运，每一步都踏在了点上。它们让后来者、现在扎堆研发新冠疫苗的20余家企业垂涎无比。
国药和中国生物的“强强联合”取得的成功，尚在意料之中。但为什么是科兴？一家成立以来只专注“灭活”技术的民企，为什么接住了这场不可复制的“幸运”？
科兴曾抓住了怎样的机会？如今又面临怎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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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曾抓住了怎样的机会？
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快的
2020年1月23日，庚子年除夕前一天，武汉封城。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3天前，1月20日，北京市一个会议室里，科兴中维的技术骨干们聚集在此，决定研发新冠疫苗。
在2020年1月20日当天，科兴中维负责研发的副总带着新冠病毒毒株坐火车回来，晚上8点进实验室进行纯化等工作，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出了样本。3月，科兴中维开始了动物试验，4月中旬开始一期临床试验。
差不多前后脚的时间，中国疫苗企业正按照5种技术路线紧急研制新冠疫苗。
2020年，3月15日，康希诺生物与军科院陈薇团队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获批开展一期临床试验；4月12日，国药中生武生所的新冠灭活疫苗获得一期临床试验许可；6月19日，智飞生物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进行一期临床试验。
科兴中维的疫苗并非*个开始临床试验的新冠灭活疫苗，它后来居上，与其曾经研发SARS疫苗和甲流疫苗积累的经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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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科兴的“少年时期”
中国的疫苗产业化，基本都离不开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
所谓六大所，即北京、成都、长春、武汉、兰州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统筹协调下建起的各地方级疫苗研究机构，一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疾控的主要力量之一。
改革开放后，卫生部将六大所统一整合，改名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叫的“国药中生集团”的前身。
七大所内人才，在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活力之下，纷纷向外开枝散叶。比如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出身于兰州所；智飞董事长蒋仁生虽出自广西防疫系统，但*桶金是代理兰州所的AC脑炎多糖疫苗所得；沃森董事长李云春，是昆明所的老员工；康华生物董事长虽然是“皮鞋大王”王振涛，但核心技术人员蔡勇出自于成都所。
相比于这些根正苗红的民营疫苗公司，科兴董事长尹卫东是为数不多出身于草莽的疫苗企业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以流行病医生身份，从事甲肝的防治研究；1985年分离出*株甲肝病毒，这些经历为科兴日后的灭活病毒研发埋下了伏笔。
1992年，尹卫东在河北唐山下海创业，目标是甲肝疫苗，但疫苗研发是个烧钱的活，直到2001年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入局，尹卫东才把甲肝疫苗批量生产了出来，打破了四大疫苗巨头（指默沙东、GSK、赛诺菲巴斯德和辉瑞）在国内的垄断。直到如今，科兴都是国内甲肝疫苗的领头人。
在2003年非典暴发之后，科兴也是最早SARS疫苗研发的企业之一。
彼时是科技部、卫生部以及国家食药监局（今市场监督管理局）三部委联合科兴，一起主导的疫苗开发工作，在2004年5月开启的临床实验，10月份正式落地。
不过，随着2004年年底最后一位SARS患者宣告出院，非典在中国基本宣告结束。疫苗出来了，病人却没有了——科兴的这次SARS疫苗研发，成了别人眼里的“赔本生意“。
此后，2009年H1N1流感和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相继在国内出现，科兴拿到分离毒株，做灭活疫苗，推进三期临床。后来的结果如大家所料：这两次流感同样很快消失，于是，SARS疫苗的剧情，原封不动地继续上演。
科兴没赚到钱，但赚到了应对突发疫情的经验。在短期内研制流行病疫苗，内部该如何分工、外部如何协作、该跟什么研究机构合作、该怎样获得政府支持等……这些经验全部在十年后派上了用场。
科兴真正的转折点在于EV71（手足口病疫苗）的落地。这个项目在09年正式提上日程，2011年完成的一期、二期临床，2013年做完三期，16年正式获批。据安信证券测算，2017年EV71贡献利润接近1.5个亿，基本上是科兴的核心收入来源。
这使得科兴这家公司的正常运营，并有资金继续研发后续的几款疫苗，包括肺炎、腮腺炎、流感，以及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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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新冠疫苗：前景未知，融资困境
提起科兴，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科兴和未名集团潘爱华的纷争。
潘爱华作为尹卫东的伯乐，在科兴最黑暗的日子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且“北大未名集团”这个来自权威机构的背书，也给了当初初出茅庐的科兴很大帮助。
后来，科兴赴美上市，当私有化回归时，二者对回归后科兴的归属各不相让。矛盾最后愈演愈烈，甚至出现2018年4月份，潘爱华带着一行人，去科兴的办公室抢公章的戏码。
在科兴进入新冠疫苗时，矛盾仍未解决，尹卫东把这个项目单独装进了另一个子公司科兴中维，来承接这块新蛋糕的开发。
但做新冠疫苗，要研发、要量产，还是需要大举投入。北京市政府能提供厂房，资金依然是巨大的缺口，科兴还是需要资金去做高投入的生物创新药的研发。
事实上，彼时国内的疫苗研发融资情况都不乐观。
一方面，刚刚经历了“长春长生”事件的疫苗行业，监管一下子收严。2019年号称“史上最严”的《疫苗管理法》出台，更是给疫苗行业设立了极高的进入门槛，经历过一轮供给侧改革洗礼，愿意参与进来的产业和资本玩家本就不多。要不是智飞的HPV和沃森的13价肺炎疫苗砸出点水花，这两年几乎没有投资人碰疫苗领域。
其次，疫苗往往跟生物安全挂钩，特别是灭活疫苗，生产过程涉及到高危的P3实验室。作为产业投资的重要力量之一，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是太愿意碰这种有“生化危机”风险的项目。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大城市都很少有疫苗生产基地。
科兴研发新冠疫苗，需要先从境外母公司借940万美金，北京外汇管理部门半天就审批了外债申请——常规下这个流程是一周。也是在这个时刻，中国生物制药，也就是正大天晴母公司，入股科兴，也是*一家在那个时候有魄力增资科兴中维的上市公司。
一些制药界、投资领域的人表示，当时中国生物制药在不知道新冠疫苗是否能成功的情况下就投，有眼光、有胆量。
幸运的是，过去的经验派上了用场，经过SARS、甲流、禽流感等等疫苗的研发后，尹卫东对于这种突发公卫事件时的疫苗研发胸有成竹，他知道如何去协调资源、推动进度；二来，国家对新这场新冠疫情也足够重视，作为抗疫主力军，国家相关部门也帮了科兴很多忙。
比如，过去对于疫苗生产，一条生产线获批可能要几年时间，而科兴的新冠疫苗生产线，最快一两个月就能通过审批。其次，临床的申请和紧急获批上市，过去都是几年一款疫苗，如今半年就落地，速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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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出海
前两次，科兴的SARS疫苗和禽流感疫苗，都遭遇了研发出产品但市场却消失的尴尬。这一次，不管是科兴还是国药中生，在商业化尤其是出口领域，在疫情、政治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中惊险胜出。
2021年财报显示，科兴的新冠疫苗去年在中国大陆销售额约109亿美元，其他区域销售额约85亿美元。出口在其中的贡献，已接近一半。
“市场可能在哪里就在哪里做临床”，很可能是科兴预先考虑的“打法”。2020年7月20日，科兴中维在巴西圣保罗州的三期临床试验，当时巴西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与巴西时任总统对新冠疫苗的政见不一，而这位想要竞选总统的州长对中国疫苗的态度很欢迎。
当时，巴西逾8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官方登记的感染人数超过210万。由于感染人数和传染率都居高不下，使巴西成了开展新冠疫苗研究的*选择，来自5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区的医务人员报名参加本次疫苗试验，接种工作从圣保罗开始，其他地区的11个研究中心下个星期逐步加入。
巴西药监局是国际公认的专业、严格的药品管理机构，它的药事管理系统参照美国FDA、欧盟、ICH和WHO等国际最规范严格的药品管理体系制定。一般而言，产品如通过巴西药监局的审批，在国际上就有了一定公信力。
如果没有疫情，疫苗的临床试验在巴西的进展应该更快一些。在比常规时间延长几个月的情况下，科兴最终通过巴西药监局的“紧急获批”。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当时巴西大规模的新冠三期临床，受试组主要放在了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于普通人他们的感染率其实更高，这影响了科兴在巴西的新冠疫苗保护数据。
科兴和国药中生最幸运的是，它们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在2021年上半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由列入WHO紧急使用清单（EUL）。WHO对中国疫苗的批准，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当时被当地政府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除了中国的这两款疫苗，还有美国的两款mRNA疫苗。美国疫苗的产能有限，供应本国和欧洲本就供不应求。此外，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WHO矛盾不断，甚至在7月6日，矛盾激化，美国退出WHO。
新冠疫情依旧蔓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急需大量疫苗。此前，WHO寄予厚望的印度，在疫苗研发上却掉了链子。中国的两款新冠疫苗，解了WHO的燃眉之急。WHO最终对新冠疫苗的需求，落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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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的900亿
如今，新冠疫苗这条赛道挤进了多个后来者。目前，国内有近20家企业涉入。
其中，mRNA赛道已经十分拥挤。最早在国内获批临床的三家，行动最快的沃森/艾博生物在国内III期临床的现场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数据整理和持续血清检测；艾美生物和斯微生物已在II/ III期临床试验中。今年4月，国家药监局又扎堆批准了数家国产mRNA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批件，涉及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等多家企业。不少此前没有疫苗生产经验的老牌传统药企，也加入了进行临床试验的进程中。此外，嘉晨西海、欧林生物、天境、康泰……还有不少企业的mRNA疫苗处于临床前阶段。
两三年前，当资本纷纷涌入创新药领域时，疫苗领域是资本不愿入局的荒芜之地。而如今，一旦沾上“新冠疫苗”的概念，企业估值和融资立马就能上去。
但如今研发的成本是否可控？商业化的市场是否还在？
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费用已水涨船高。以前对方政府组织，药监机构牵头，患者招募并且受试成本极低。而去年下半年，一位疫苗企业的人士介绍：当时做一个样本临床就需要至少3000美金，在海外做完三期临床试验的花费大约是10亿人民币。
此外，海外市场也面临极大变数。
海外市场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正在持续下降，甚至有一些国家已宣布全面取消或放宽新冠疫情管控措施。同时，不少国家的三针接种率已经相当高，新冠疫苗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疫苗企业诺瓦瓦克斯面临的尴尬局面，即是这种大环境的写照。这家公司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临床数据十分亮眼，一度与辉瑞/BNT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并列，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不过由于原材料和产能问题，这家企业“起大早赶晚集”，2021年年底才开始陆续在欧盟、加拿大、日韩等地获批。不过，这款疫苗开始陆续获批上市后，该公司股价却一路下跌——由去年年底的236美元，近日一度跌到42美元。究其原因，除了美国FDA迟迟未批之外，更包括各国疫苗覆盖率已相当高，投资者不看好其市场空间。
如今，辉瑞/BNT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都已经美国FDA正式批准。而在2021年8月之前，所有新冠疫苗都是“紧急使用”状态，只能由政府牵头购买。科兴中维和国药中生的巨额出口，目前都是在EUA（紧急使用授权）模式下达成。也就是说，科兴和国药的新冠疫苗在海外大卖，不是走的代理商途径，而是各国政府。
而FDA正式批准的疫苗，可以通过以前出口疫苗的“正常方式”，在每个国家申请进口注册，取得后就可通过当地代理商进口然后销售，当地政府和医院也可以直接向代理商采购。
在疫情期间，疫苗供应量减少时，很多国家会通过WHO联盟采购。目前，只有科兴中维和国药两款疫苗在WHO的采购名单内。如今，全球有逾百在研新冠疫苗，后续要进入WHO的紧急使用清单并不容易，地缘政治瞬息万变，科兴中维和国药中生的成功难以复制。
现在新冠疫苗在海外的获批，只能走正式注册。而一旦涉及到正式注册，那基本又需要新冠前数年批一款苗的情景，这其中不说别的成本，光时间成本就无法衡量。
因此，科兴其实是抢到了最核心的先发优势，而这种先发优势，错过了便不会再有，这也是科兴的900亿无法复制的重要原因。
而科兴近日的裁员纠纷也揭示：疫情总会结束，900亿会成为过去。
2020年底到2021年底，新冠疫苗大量生产期间，科兴曾大量招聘新员工。而有员工表示，科兴这轮裁员，裁的大多是车间员工。显然，除了内部分配问题外，这与新冠疫苗市场饱和、下一步不再需要那么多供给有直接关联。
下一步，新冠疫苗的市场在哪里？除了像流感疫苗那样的年度加强接种，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眼前新的机会。近日，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和北京科兴的两款二代疫苗进入临床研究。这两款疫苗的临床试验于5月正式开始，将在三四个月内得出结果。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针对变异株的新一代疫苗，也不可能再有过去那样大的市场了。
在过去近三十年，老老实实做疫苗，走灭活路线，被人认为过于保守的科兴，最终接住了这场险象环生的幸运。但后入局的这些企业，将会是何种命运？在这场疫苗市场争夺战中大赚900多亿的科兴，下一步又会如何？（2021年9月6日，深蓝观就科兴新冠疫苗业务的国内和出口情况做过一次剖析，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当时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