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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公司65天后,他们终于走出办公楼

很多人在上海静默前,已经驻守在公司好几天。他们中大多数,努力保持内心平静。只是跟所有人一样,看到新闻也会怒火冲顶。

如果说,上海2500万人口是分母,这些人只是非常小的分子。但对个体而言,正在或刚刚发生的事件,对每个人有着怎样的含意,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凌晨,上海人民的朋友圈像在过年。打开房门,走出小区,路障围挡消失,行人车辆多了起来,声音响动多了起来。需要用一种方式,与一段艰难岁月做出分界线。

昨天,上海解封前夜,王晶就很激动地告诉我,「明天上午公司统一送我们回家,开心」。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他无法抑制的兴奋。

3月27日上海宣布静默开始,作为一名基金从业者,他就和几位同事负责驻守公司,吃住都在办公室。这种状态持续了65天,直到今天,按下暂停键的上海宣布重启。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王晶最想做的事情是,去见朋友,美餐一顿。最重要的是,晚上睡觉终于可以伸直胳膊和双腿,自由选择睡姿。过去两个月,他每晚睡在行军床,无法翻身。他说,「还有剪头发」。

其实他的一些同事,在上海宣布静默之前,因为轮岗,已经驻扎单位。算起来,他们被封控的时间更久。

洗澡困难,没有换洗衣物,正常生活脱轨,他们焦躁,刷到负面新闻,情绪也激动。但不管怎样,都在努力保持内心平静,手上计算的数据、维护的账户信息,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差错。

如果说,上海2500万人口是分母,这些人只是非常小的分子。但对个体而言,这段经历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长河中,都会被印刻铭记。

正在或刚刚发生的事件,对每个人有着怎样的含意,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01

逆行者

3月27日,上海决定以黄浦江为界,进入静态管理。浦东先行,浦西随后。当晚,为保障业务正常运行,基金公司决定安排不同岗位的部分人员现场留守。

张子晨简单收拾了下,打车从浦西的家出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跨过连接浦东浦西的南浦大桥,他才发现,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平时这个点没有这么繁忙。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

在大多数人匆忙赶回家,为接下来的足不出户做准备时,他们成为逆行者,返回上海金融行业的集中地,陆家嘴。

几乎所有基金公司都做了类似的安排。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交易员下单、每日的估值清算等环节必须使用公司专属网络完成,不能启用远程办公。这也是基金公司的核心业务。最主要的考虑是信息安全,符合监管要求。

当时官方消息是,全市静态管理5天,所以张子晨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几件换洗衣物,洗簌用品都没带,公司说都准备好了。他心想,反正几天后就解封了。没想到,一待就是65天。

*欣慰的是,他装进背包里一些巧克力和麦片,「应急情况下,可以充饥」。在最初被封控的日子里,这些都是紧俏物资。

那段时间,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为三餐焦虑,定闹钟抢菜,抢团购名额是每日必修课。蔬菜与爱马仕并称。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为了买到足量的面包和牛奶,也在寻求加入团购群的门路。

与张子晨不同,王晶3月27日一早就赶到了公司。上海疫情紧张的时候,企业施行最小化现场办公策略,居家和公司AB轮岗制。按排期,那天是他换班的日子。26日,他住的小区刚解封,第二天一早直奔单位。

出发前他听到一些风声,之后政策可能有变。领导也给他打预防针,要做好长时间值守的心理准备。

他先去买了些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内衣准备了两周的用量,「怎么都够了吧」。结果只是杯水车薪。他说,太保守了。也有人主动提出换班,无奈小区封控,脚下却不自由。

被封控在办公楼,公司必须想办法给员工保障三餐。办公楼不像民居,可以自力更生,完全依赖外送。

王晶说,一开始个人能自由点外卖。后来形势紧张,个性化操作默认被取消。主要原因是,配送运力不足,加上外卖感染风险增大。餐食送到楼下,他们用小推车运回来,*件事是消毒,之后大家再统一取餐。

有的公司也准备了应急食品,自嗨锅、泡面之类。张子晨印象中,大家吃过一两顿速食,还是以公司统一订购的外卖为主。

临近解封前,一些大厦还发布通知,要求各公司严格控制外卖,采买的物品必须是鸡蛋、牛奶、水果、换季衣物、洗涤用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相比餐食,睡在公司不是件放松的事情。

他们大多睡在行军床,就支在办公桌旁边。基本一人身宽,翻身困难。有时候躺平不是*的姿态,能自由翻身才是。王晶说,解封后他最想做的*件事,就是能躺在大床上,伸直双腿,胳膊随便放,美美地睡一觉。张子晨的处境稍好点,他所在的公司小型会议室多,可以每人一间,相对安静。

也有少数幸运儿,睡眠不受太大影响。如果一间酒店恰好跟基金公司同在一栋楼,公司会安排值班员工入住酒店。

除去吃住,封控在公司*的挑战是洗澡。王晶曾连续7天没有洗澡。留守的同事,男生多,女生少,男女各有一个洗澡间,晚上大家在群里预先接龙排队,定好顺序。好像回到集体宿舍的年代。

02

坚守者

上海静默10天左右,很多公司就计划轮换一批值守人员。

虽然公司每日额外发放一定的补助,但管理层担心长时间处于工作环境,对员工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拖家带口的员工,挂念封控区的亲人。但当时上海疫情正处于大爆发状态,小区严格封控,不允许人员流动。

他们的情绪也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变化。最初以为真的几天后就能解封,随着时间推移,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解封变得遥遥无期,情绪也从淡定变得焦虑,继而麻木。

即便如此,相比那些睡在电话亭、桥洞下的人,他们自觉依然是幸运的。

除销售外,基金业务几乎都能线上完成。只是像大多数公司,彼此物理空间的相隔,一定程度上影响办事效率。比如平常两三个小时走完的流程,现在要花一天时间。但他们也知道,这跟受疫情打击严重的行业比起来,不值一提。

对留守公司的人员而言,最艰难的还是心理关。

很多人在上海静默前,已经驻守在公司好几天。他们中大多数,努力保持内心平静。只是跟所有人一样,看到新闻也会怒火冲顶。

留守数量最多的岗位是运营。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注册登记和估值计算两部分。

前者的核心内容是,哪些客户今天新申购了产品,哪些客户今天赎回资金,这些款项要及时计算清楚。后者则是根据每天市场行情,计算出基金产品净值。监管对此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净值当晚必须披露,一旦拖延,就是重大事故。

即便没有疫情,运营日常都是身肩重任,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从白天到夜晚,整日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天可以两班倒,但如果公司人手不足,尤其AB轮岗的情况下,现场办公的运营压力要更大。

提及负责运营的同事,叶臻也说:「他们也挺无奈的,业务量大,驻场办公时间长,好多同事已经很久没回家,身心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我观察到的是,他们都挺敬业,没有太表现出来烦躁或不安,自己该完成的任务都坚持去做。」

这段特殊时光,王晶则对基金经理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虽然同属一家公司,此前他对基金经理的认知更多停留在感性层面。因为背负业绩压力,尤其明星基金经理,是媒体关注的常客,也是基民熟悉的对象。赚钱,被追捧;亏损,被责骂。

封控期间,下班后,王晶基本就去干别的事情。而他旁边的两个基金经理,晚上九十点还在看研报、听路演。不光工作日如此,休息日白天也在做市场研究。

王晶说,这些细节令他震撼。「外面的人总觉得基金经理身份光鲜,薪资高,却不知道他们背后超越常人的付出。」

张子晨忙完手头工作后,休息日用来读书充电。被封控一个月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了两本书,一本是《中 美公募基金发展对比》,还有一本是讲债券投资风控的。

这段时光可能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感受也会随着时间被冲淡。但带给他们的影响,也许会伴随很长一段时间。

塔勒布在《反脆弱》中写道,脆弱的事物喜欢安宁的环境,而反脆弱的事物则从混乱中成长,强韧的事物都不太在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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