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海2500万人口是分母，这些人只是非常小的分子。但对个体而言，正在或刚刚发生的事件，对每个人有着怎样的含意，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凌晨，上海人民的朋友圈像在过年。打开房门，走出小区，路障围挡消失，行人车辆多了起来，声音响动多了起来。需要用一种方式，与一段艰难岁月做出分界线。
昨天，上海解封前夜，王晶就很激动地告诉我，「明天上午公司统一送我们回家，开心」。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他无法抑制的兴奋。
3月27日上海宣布静默开始，作为一名基金从业者，他就和几位同事负责驻守公司，吃住都在办公室。这种状态持续了65天，直到今天，按下暂停键的上海宣布重启。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王晶最想做的事情是，去见朋友，美餐一顿。最重要的是，晚上睡觉终于可以伸直胳膊和双腿，自由选择睡姿。过去两个月，他每晚睡在行军床，无法翻身。他说，「还有剪头发」。
其实他的一些同事，在上海宣布静默之前，因为轮岗，已经驻扎单位。算起来，他们被封控的时间更久。
洗澡困难，没有换洗衣物，正常生活脱轨，他们焦躁，刷到负面新闻，情绪也激动。但不管怎样，都在努力保持内心平静，手上计算的数据、维护的账户信息，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差错。
如果说，上海2500万人口是分母，这些人只是非常小的分子。但对个体而言，这段经历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长河中，都会被印刻铭记。
正在或刚刚发生的事件，对每个人有着怎样的含意，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01
逆行者
3月27日，上海决定以黄浦江为界，进入静态管理。浦东先行，浦西随后。当晚，为保障业务正常运行，基金公司决定安排不同岗位的部分人员现场留守。
张子晨简单收拾了下，打车从浦西的家出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跨过连接浦东浦西的南浦大桥，他才发现，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平时这个点没有这么繁忙。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
在大多数人匆忙赶回家，为接下来的足不出户做准备时，他们成为逆行者，返回上海金融行业的集中地，陆家嘴。
几乎所有基金公司都做了类似的安排。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交易员下单、每日的估值清算等环节必须使用公司专属网络完成，不能启用远程办公。这也是基金公司的核心业务。最主要的考虑是信息安全，符合监管要求。
当时官方消息是，全市静态管理5天，所以张子晨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几件换洗衣物，洗簌用品都没带，公司说都准备好了。他心想，反正几天后就解封了。没想到，一待就是65天。
*欣慰的是，他装进背包里一些巧克力和麦片，「应急情况下，可以充饥」。在最初被封控的日子里，这些都是紧俏物资。
那段时间，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为三餐焦虑，定闹钟抢菜，抢团购名额是每日必修课。蔬菜与爱马仕并称。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为了买到足量的面包和牛奶，也在寻求加入团购群的门路。
与张子晨不同，王晶3月27日一早就赶到了公司。上海疫情紧张的时候，企业施行最小化现场办公策略，居家和公司AB轮岗制。按排期，那天是他换班的日子。26日，他住的小区刚解封，第二天一早直奔单位。
出发前他听到一些风声，之后政策可能有变。领导也给他打预防针，要做好长时间值守的心理准备。
他先去买了些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内衣准备了两周的用量，「怎么都够了吧」。结果只是杯水车薪。他说，太保守了。也有人主动提出换班，无奈小区封控，脚下却不自由。
被封控在办公楼，公司必须想办法给员工保障三餐。办公楼不像民居，可以自力更生，完全依赖外送。
王晶说，一开始个人能自由点外卖。后来形势紧张，个性化操作默认被取消。主要原因是，配送运力不足，加上外卖感染风险增大。餐食送到楼下，他们用小推车运回来，*件事是消毒，之后大家再统一取餐。
有的公司也准备了应急食品，自嗨锅、泡面之类。张子晨印象中，大家吃过一两顿速食，还是以公司统一订购的外卖为主。
临近解封前，一些大厦还发布通知，要求各公司严格控制外卖，采买的物品必须是鸡蛋、牛奶、水果、换季衣物、洗涤用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相比餐食，睡在公司不是件放松的事情。
他们大多睡在行军床，就支在办公桌旁边。基本一人身宽，翻身困难。有时候躺平不是*的姿态，能自由翻身才是。王晶说，解封后他最想做的*件事，就是能躺在大床上，伸直双腿，胳膊随便放，美美地睡一觉。张子晨的处境稍好点，他所在的公司小型会议室多，可以每人一间，相对安静。
也有少数幸运儿，睡眠不受太大影响。如果一间酒店恰好跟基金公司同在一栋楼，公司会安排值班员工入住酒店。
除去吃住，封控在公司*的挑战是洗澡。王晶曾连续7天没有洗澡。留守的同事，男生多，女生少，男女各有一个洗澡间，晚上大家在群里预先接龙排队，定好顺序。好像回到集体宿舍的年代。
02
坚守者
上海静默10天左右，很多公司就计划轮换一批值守人员。
虽然公司每日额外发放一定的补助，但管理层担心长时间处于工作环境，对员工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拖家带口的员工，挂念封控区的亲人。但当时上海疫情正处于大爆发状态，小区严格封控，不允许人员流动。
他们的情绪也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变化。最初以为真的几天后就能解封，随着时间推移，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解封变得遥遥无期，情绪也从淡定变得焦虑，继而麻木。
即便如此，相比那些睡在电话亭、桥洞下的人，他们自觉依然是幸运的。
除销售外，基金业务几乎都能线上完成。只是像大多数公司，彼此物理空间的相隔，一定程度上影响办事效率。比如平常两三个小时走完的流程，现在要花一天时间。但他们也知道，这跟受疫情打击严重的行业比起来，不值一提。
对留守公司的人员而言，最艰难的还是心理关。
很多人在上海静默前，已经驻守在公司好几天。他们中大多数，努力保持内心平静。只是跟所有人一样，看到新闻也会怒火冲顶。
留守数量最多的岗位是运营。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注册登记和估值计算两部分。
前者的核心内容是，哪些客户今天新申购了产品，哪些客户今天赎回资金，这些款项要及时计算清楚。后者则是根据每天市场行情，计算出基金产品净值。监管对此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净值当晚必须披露，一旦拖延，就是重大事故。
即便没有疫情，运营日常都是身肩重任，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从白天到夜晚，整日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天可以两班倒，但如果公司人手不足，尤其AB轮岗的情况下，现场办公的运营压力要更大。
提及负责运营的同事，叶臻也说：「他们也挺无奈的，业务量大，驻场办公时间长，好多同事已经很久没回家，身心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我观察到的是，他们都挺敬业，没有太表现出来烦躁或不安，自己该完成的任务都坚持去做。」
这段特殊时光，王晶则对基金经理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虽然同属一家公司，此前他对基金经理的认知更多停留在感性层面。因为背负业绩压力，尤其明星基金经理，是媒体关注的常客，也是基民熟悉的对象。赚钱，被追捧；亏损，被责骂。
封控期间，下班后，王晶基本就去干别的事情。而他旁边的两个基金经理，晚上九十点还在看研报、听路演。不光工作日如此，休息日白天也在做市场研究。
王晶说，这些细节令他震撼。「外面的人总觉得基金经理身份光鲜，薪资高，却不知道他们背后超越常人的付出。」
张子晨忙完手头工作后，休息日用来读书充电。被封控一个月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了两本书，一本是《中 美公募基金发展对比》，还有一本是讲债券投资风控的。
这段时光可能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感受也会随着时间被冲淡。但带给他们的影响，也许会伴随很长一段时间。
塔勒布在《反脆弱》中写道，脆弱的事物喜欢安宁的环境，而反脆弱的事物则从混乱中成长，强韧的事物都不太在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