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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没有倒车档

1992年的浦东新区,GDP仅60亿元,占上海的8.3%。2021年浦东新区GDP达15353亿元,是1992年的255倍,占上海比重升至35.5%。

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让美联储低头认错,却在一件事上栽了跟头:浦东。

1993年老弗造访上海,看了一地烂泥的浦东后,将其比喻成俄罗斯的“波特金村庄”。那是个用硬纸板搭出来骗女王的景观,拿来形容浦东开发计划,并不是什么好话。

三十年后,赢下弗里德曼,其实只需要一个小学生牵着他的手,在陆家嘴走上五分钟。

不过比起争论,总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人们去做。浦东的三十年。一路如此。

01

上海康平路,只是条不到一公里的小街,但因为上海市委的缘故,它在上海市民口中,因此被尊称为“康办”。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场会,主持人是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议题事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在会上,朱同志提了个明确要求:抓紧、加快。

这带来了一场争论,反对的各个部门,还都讲了一套自己的理由。

人民银行的理由是,交易所一起来,钱都跑去买股票,银行信贷资金就会分流。

市委政研室的同志们认为,证券买卖就像赌博,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外,国营企业发股票,个人也可以买,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

主管意识形态的干部提出了担心:交易所一开,就会有人发财。会不会在上海滩上又培养出新一代资产阶级?那样一来,为革命流的血,不就白流了吗?

考虑到时代背景,同志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同志们也犯了管中窥豹的错误。金融是百业活水,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的金融城市,正是因为它的衰落,才成就了日后香港的辉煌。

而此刻的上海,虽然是中国*的工业城市,每年上缴财政占全国六分之一,却在各个领域都已落后于广东。如果拿不出特别手段,振兴无从谈起,衰落其实是必然。

所以等同志们争完了,朱同志拍板定了两条:一是当场成立筹备小组,相关事宜可以直接向他进行“个人对个人的汇报”,二是一年后,证交所要开业。

朱同志的定心丸很快便有来处。两个月后,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启程回京时,他给朱同志留下一句话:“你们提出来要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和泽民同志说。”朱同志回答道:“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他来讲不方便。”

总设计师当即回答道:“好,我来讲。”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1992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浦东新区,朱同志专门对“新区”这个概念做了个解释: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争论之所以产生,其实取决于争论者看到了什么,想的又是什么。

证交所建了起来,但拥有不代表真正发挥作用。而金融之于上海的作用,之于全国的作用,又岂止是一个证交所能承担的?

1995年3月,3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在浦东的川沙宾馆,这场会开了整整三天,议题只有一个:浦东下一轮应该放开什么产业?

这场争论的伏笔,其实从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就埋下了。会议的作用,倒更像是凝聚共识后“怎么干”的讨论。在会议结束后,一份报告被送到了中央,核心主张很简单:浦东应当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请求中央允许浦东先行先试。

这份报告的内容,日后成为了国务院的61号文件。3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迁到了浦东陆家嘴。

在此后两年里,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钻石交易中心、日本富士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光大证券等大批金融机构相继落户在陆家嘴。曾经的烂泥渡,终成国际金融核心区。

2021年,面积不过31.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云集了12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功能性基础设施,870家银证保持牌金融机构,6000多家新兴金融机构、30多万名金融从业者。在285栋商务楼宇中,税收过亿的有102栋,超10亿的30栋,超50亿元的4栋。

有些时候,争论是要不得的,有些时候,争论却是必要手段。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究竟为什么而争论。

02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浦东都缺少三样东西:缺钱、缺人、缺企业。在“三缺”中,钱又是一切的基础。

在最初构想中,朱镕基同志只打算给浦东3000万的支持资金,整个浦东财政的拮据可想而知。

身为管委会副主任的胡炜,主要负责浦东的开发建设,下属单位包含经贸局、城市建设管理局、工商局等部门,以及联系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大开发公司。

这是个最需要用钱的岗位,所以胡炜也正是干部中最缺钱的那个——一块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000个在建工地。

万般无奈的胡炜,只好趁着汇报工作找上海市长黄菊想办法,想不到黄市长回了他一句话:“你不要一直问我要钱,你要眼睛向下,自己想办法。”

而看到浦东“小政府大社会”的艰辛,国务院相关领导十分关心,但也只留下一句“浦东要带着钢盔顶住”来提振士气。

其实从胡炜开始,管委会的每个人都清楚,浦东的确只能自己顶,办法也只能自己想。把手头的资源盘点一圈才发现,可变现的东西还真的有——土地。

当时浦东新区的土地用法,是规划一块、征用一块、动迁一块。但在没有资金的前提下,它的开发速度可想而知。于是,在“眼睛向下想办法”的鼓励下,一个漂亮的发明诞生了。

在金桥开发区,地方财政局通过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开出一张2.4亿元的支票,然后把这张支票交给金桥作为投资。

金桥再用这张支票,向国土局购买一块4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局再把这2.4亿元支票上交市财政局。

就这样,政府一分钱不出,土地使用权就从国家转交到了开发公司手里。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公司再议土地作价,找到银行合资创办公司。

这个做法很快被告到了市委,但不出所料,它得到了市委的批准。随后,外高桥、金桥、张江和陆家嘴都成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发明的受益者。

在外高桥,森蓝地块原本规划一片绿地,始终无人问津。后来在保留了大部分绿地的同时,拿出部分土地用于开发,一下子便将整个森蓝地块盘活了。

在浦东的人才引进上,同样可以看得到灵活与机变所发挥的作用。

1993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条新闻:《浦东新区招聘领导机构人员》,读者惊讶地发现:应考人才可不受省市区域限制,不受原身份编制限制,不受原职务高低限制。这一次招聘而来的许多人才,日后都入选了“浦东800壮士”为浦东发展贡献了巨大作用。

所以在很多时候,问题和困难的确一浪更甚一浪,但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到“办法总比问题多”,以及愿不愿意去想办法。

03

在所有沿海城市中,上海是最不像海滨城市的一个。

这种不像,在生活层面,和“椰风啤酒小海鲜”的气质有关;在产业格局层面,则是上海原本并不具备天然良港。

要拥有天然良港,困住一些国家的是气温,困住上海的是水深。

到21世纪,油轮、矿石船已经发展到了30万吨级,集装箱船也发展到了1万标箱的第十代。但上海现有的港口码头吞吐能力严重不足,超过5万吨的船舶,就压在长江口外减载候潮,弊病谁都看得出——耽误事。

当时的东亚地区,神户、釜山、高雄都在大干快上航运业,上海的工业和外贸节节向上,却没有一个与之匹套的深水良港,小处影响的是效率与效益,大处影响的是未来的战略地位。

没有国际航运中心的支撑,靠浦东刚刚拉起来的上海,永远不能真正发挥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作用。

所以上海的历届领导人,都在谋划建设适配与浦东的深水良港。但现实的困难却摆在眼前,以上海的水文条件,居然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的问题,叫作“铁板沙”。

长江在上海的吴淞口入海,形成絮凝效应,大量泥沙在长江口沉积,形成了硬度巨大的“铁板沙”,又名“拦门沙”。

无论哪一种,效果都是一样——如同拦门铁板,让进入长江的水深骤然变浅,仅有不到8米。

几代上海领导先后勘察了宝山罗泾、外高桥、金山嘴,甚至连长江对岸的南通港都被考虑进来。但罗泾和外高桥同受拦门沙之苦,而金山嘴和南通的水深又天然不足。

老计委科技司在80年代设计了一个“缩水冲沙”的方案,准备在长江口的拦门沙淤积处挖出一条深槽,疏通出一条12.5米的水道。方法经过交通部验证虽然可行,却发现了一个尴尬事实:神户港在1987年就有了5个水深15米的航道,12.5米一搞出来就是个落后配置。

市内没有,有没有办法去行政区外找呢?

最后,在位于浙江的舟山群岛,上海找到了合适的选项。

舟山下属的崎岖列岛有两个小岛,一个叫大洋山,一个叫小洋山,两岛之间海域水深竟达90米,向西北32公里正好对接上海芦潮港,向东82公里即为国际航线。处处美满,*的问题是:这里在行政上归属于浙江。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没有深水港口的问题,上海市政府拿出了*的诚意:大小洋山港口管辖权归上海,行政隶属归浙江,土地施工和建设资金归上海,洋山产生的租金、税收和所有领航费收入归浙江。与之配套的东海跨海大桥,建设费用归上海,经过大桥的集装箱,不收一分钱过桥费。

2005年,东海大桥和洋山港一期工程竣工,2008年三期建设完工。两年后,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成为全球*大集装箱港口。2017年,洋山港四期完工,2.4万标箱的集装箱船可以轻松停靠。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曾经说过一句话,“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是全国人民建设出来的上海。”

这句话很对,上海是在为浦东找港,但更是在找更大的发展机会。要实现这种机会,建设者必须要有大气魄、大智慧、大格局,而这些往往都要落地到对一事一账的决策上。

在很多时候,要实现中央协调,全国人民支援、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局面,其实首先需要自身的高姿态和诚恳。

1992年的浦东新区,GDP仅60亿元,占上海的8.3%。2021年浦东新区GDP达15353亿元,是1992年的255倍,占上海比重升至35.5%。

从这个角度上看,《让子弹飞》里那句著名台词: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其实并不只是剧本上的情绪演绎。

2022年6月1日,上海结束了漫长的疫情封控,同一日,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涉及企业减负、复工复产、稳外贸外资、促消费投资、保障就业民生、优化营商环境等50条具体措施。

这个行动方案,叠加3月底出台的“21条”政策,意味着上海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负超3000亿元。

这让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上海,那个曾经带着“不盲目争论,向下想办法”浦东味道的上海。

现在,该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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