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移民后,白领变蓝领
加拿大,温尼伯。穿上灰色的工作服,推着小推车,带着压力枪与一根螺旋状的钩子,34岁的杜习文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这天他的工作任务是清理一家酒店客房里被堵塞的洗脸池。
这份工作在当地被称为Building Operator(建筑维护)。
简单的话,只需要将压力枪像打气球那样双手打气,将枪嘴对准下水道,扣动扳机,下水道的碎物就会在压力的冲击下被带走。但有时候遇上顽固且不听话的堵塞物,就只能拿出钩子,从水池中伸下,想尽办法将堵住的脏物用钩子挑出。
看着被掏出来的一大团毛发,闻着刺鼻的异味,*次干这活的杜习文还有些手足无措,不舒服与作呕的感觉袭来。但是看到自己的68岁的“带教师傅”用专业手段很快完成了清理,他克制住自己的嫌弃,带上蓝色的防护手套,有模有样地学起来。
杜习文是加拿大一位4级Power Engineering资格证书持有者。2020年末,他们一家三口从北京来到了加拿大,杜习文的太太申请到了加拿大的学校,拿到了学签,按政策规定,他作为另一半就可以拿到同样长度的工作签证。
Power Engineer,翻译过来叫动力工程师,“其实就是技工,只不过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为了美化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杜习文说。
正如国内的初、中、高级工程师,加拿大的Power Engineer也分等级,5级和4级都类似于初级岗位,只不过4级的薪资待遇要比5级高一些,而1级意味着级别最高。
想要“升级”,除了通过考试,还需要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比如当技术人员在一个岗位工作超过2000小时,在拿到顶头上司的签字证明后,就可以拿到下一级别的等级证书。入门简单,但想成为1、2级的工程师并不容易,据杜习文推算,一个20岁入行的年轻人,想要升到1级,大概要花费20年的时间,“行业考试刚开始很简单,但是后期考试科目很多,像1级考试就有8门,加上有工作经验的限制。”
等级越高,需要做的工作就更专业——除了设备越来越大,系统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只需要“坐在监控室里边,专门监控锅炉的运行”。而作为4级的Power Engineer,杜习文就要“什么活都干”,比如装吊顶,刮腻子,维修锅炉,安装空调,给凳子刷漆,检查泳池水中自由氯离子、结合氯离子、以及PH值。工作琐碎到堪比国内的实习生。
说起来,34岁的杜习文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蓝领技术工人。
两年前,他还是一名央企的助理研究员。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无需风吹日晒,只要负责写报告,以及给企业做发展规划。他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待在这个岗位,拿着铁饭碗,每天两点一线,感受着北京交通的拥挤与堵塞。
有段时间,太太总会和杜习文提议要移民。“前前后后念叨了两年,起初我就没放在心上。”杜习文对“移民”这两个字感到陌生,“我没一点概念,不知道什么移民政策,更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样。”
后来有了小孩,杜习文才开始重视这件事儿。“我个人是深受应试教育体制残害,毫不夸张地说高中差点没死在那破学校里,所以我不太想让孩子在国内教育系统走一遍。它有好处,但是我个人是受不了这东西。”
从央企助理研究员到加拿大的4级蓝领工人,杜习文有过小小的纠结,“像我这种没有工作经验,又是一个初级的证书,你只能找入门级的岗位。”当然,给的钱也是入门级别的——起初杜习文的时薪为22.7加币,入职两天后,酒店给他涨薪4%,每小时24加币,换算下来每个月税后到手1.5万人民币。
杜习文觉得自己的薪资不算高,他的理想时薪是40加币,“(薪资)几乎翻倍了,那就过得相当舒服了。”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蓝领这种靠经验吃饭的职业,“着急也没办法,它需要工作经验,所以心态放平稳,慢慢的来。”
这种可以预料的的高薪待遇以及捯饬工具的存在感,还是让这位海外蓝领很快调整好了心理上的落差。
大部分3、40岁的人们决定去移民,多是为了子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绿卡之后让孩子有机会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或者是有机会回国走华侨生。”从事出国劳务行业的田津观察到。
田津入行是在2013年,那一年“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他负责招聘去安哥拉与阿尔及利亚的建筑工。大部分报名的都是农民工群体,“你可能打一个电话,然后他和朋友一起七八个人一起报名,特别火热。”
这两年,随着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大,数量也越来越少。田津的客户开始转向年轻化群体,且大部分都想去发达国家。
2014年,93年的黄晋泽决定留在加拿大。
那一年他大四,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市场营销的中加合作(即大四时可以选择到加拿大的大学参与授课)。他在加拿大读了两年,拿到了市场营销和会计双学位。
这一年毕业季,他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回国,一是留在加拿大,先拿下两三年的工作签,再找工作办移民。
一番考量后,黄晋泽决定拿下绿卡。他的*份工作是在一个运输公司做客服,只是公司资质不够,最终移民无望。一番周折,黄晋泽来到一家拥有十几年营业资质的家具店做销售和仓库,老板的开店经验成功帮助黄晋泽拿下绿卡。
*让他不太满意的是,这份工作的薪资并不高,当时黄晋泽的月薪只有2700加币,“中间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兼职工作,比如送外卖,帮别人搬家,去餐馆洗碗,只要是能赚钱,我基本上都会去试一试。”
直到2018年,黄晋泽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个加拿大软装木工学徒帮工的招聘贴,一小时20刀。
黄晋泽始终对工具和木工感兴趣。他*次和木头打交道,就是开搬家公司的朋友邀请他一起改装房车。说是改装房车,其实是把一辆大型面包车的后座拆掉,用电钻把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组装成床、灶台以及柜子。再安装上太阳能电池和隔热等房车必备品。
黄晋泽的朋友有个梦想,开着房车带着狗子一起环加拿大旅行。他十分期待梦想落为现实的那一天——未待改装完毕,一天早上,他给黄晋泽发消息:“陈,我等不及了,我出发了”。就这样,他用3个月的时间跑了一整圈加拿大。
这件事儿在黄晋泽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觉得自己或许更适合动手的工作。“本来学的(专业)就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一辈子要不过的开心,做自己喜欢的,要不找个自己擅长的,至少能找到自我认同感。”看到招工启事的那一刻,在兴趣爱好与薪资待遇的加持下,他决定试试。
招聘木工学徒的也是一位中国人,今年32岁,一个人没什么意思,就想招个学徒一边做工一边聊天。黄晋泽和他年纪相仿,俩人慢慢从师徒关系发展成了朋友。
那段时间,黄晋泽一边在家具店里做着清闲的销售工作,一边跟着师傅学了两个月的室内装修。从如何检查图纸现场、测量尺度、检查前期装修的错误与误差,到如何切材料、安装、上墙、收尾……
与电工、管道工与专做房屋框架的木工不同,软装木工不需要考证,“这边的开发商更倾向于你做过多久,你做过什么样的工程,然后你有相关的经验,他们就比较认可你。”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海外劳务的火热招工出现了扭转。大家纷纷开始担心国外的疫情状况,想要出国务工的期待值也逐渐冷却。那时的田津不止一次想过放弃这个行业,可那些曾经直播招工时积累的粉丝总会找到他,“你不要转行,转行之后就没有人帮我考虑出国这件事儿了。”
出于一个负责任的心态,他觉得自己“应该给他们去服务”,选择坚持做下来。
随着海外相关防控政策的放开,一部分人的出国务工热情开始回涨。“现在想要出去的,尤其是今年,明显感觉人更多。”
02
说白了还是不卷你知道吧?
田津记得自己*次在海外劳务平台上进行直播招聘时,场面异常火爆。
那是2019年,直播间最多观看人数高达5000人,追着他提问,“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出去?”“我想去澳大利亚,你看我怎么去?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简短的方案?”“我本身是一个司机,去哪个国家会比较好?”
满屏的提问,田津目不暇接,时常会错过很多问题,这还引起了一部分粉丝的不满,“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回答我的问题?”那天原计划2小时的直播,最终被延伸到了3小时。
在田津看来,大部分找到他的粉丝都是“比较迷茫或者有一定想法,但是不确定自己该如何行动”的一帮人,他总想打破砂锅确定这些人的真实意图,“你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职业的发展方向?”
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些还很有意思。一部分年轻人上来就甩给田津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有人坦然说,自己想出去找个媳妇,把田津弄的哭笑不得。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部分年轻人还是看中了高昂的薪资。“现在国内虽然收入上来了,但是同样消费也起来了,所以国内很多年轻人攒不下钱。出国管吃管住一年旱涝保收,赚个十几万,还是比较可观。”田津说。
背后的原因也是可想而知,发达国家的蓝领岗位十分短缺,但脏活累活总需要有人来干,要吸引劳动力,只能靠待遇的提升。“说实在的,你要工资不高,谁想干这个?谁都想坐办公室,吹着空调,喝咖啡划水,对吧?”
在加拿大,想体验蓝领工人的高薪,门槛并不高,甚至有些蓝领岗位的入行标准看起来有点“水”。
决定成为一名Power Engineer后,杜习文联系了当地的消防部,“人家说只要你的本科学历经过认证,就能参加考试,考完试就能直接拿证书,不用积累经验”。
他买了本二手教材,3个月就拿下了证书,“有证书了就是一只脚踏进这个行业了。”
杜习文先后面试了4个岗位,去冰厂维修制冷设备、去小学烧锅炉,去制药厂和酒店维修设备。
最终选择留在酒店,也只是因为“这公司挺地道”。总共三轮面试,分别为HR面,部门领导面与酒店GM(General Manage,即总经理)面。面试过程无比轻松,大部分都是YouTube上的固定模板,“你过去工作中遇到的压力*的情况?”“你最尊敬的一个同事是谁?为什么尊敬他?”有些问题杜习文准备不是很充分,回答得断断续续,HR直接说:“我不太喜欢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个。”
酒店的面试反馈效率也让杜习文十分满意,三面结束,杜习文刚回到家,就被录取了。
签订了劳动合同与反歧视的协议——即不允许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也不允许因职位的高低产生言语上的侮辱。杜习文就这么成为了一名Building Operator。
Building Operator的工作是按照倒班制运行的,分三个工作时间段,早班为7:00-15:30,午班为9:30-17:30,晚班为14:30-23:00。且一定要根据时间准时上班,提前一点都是破坏规矩。
一次晚班,杜习文14:00就到岗了,恰巧酒店出现了设备问题需要检修,“我说来活了我干一下,然后周围的同事都阻止,说14:30还没到,你就坐那歇着。”
至于那些不得不紧急处理的突发情况,比如一次调试完锅炉已经23:20,领导就会给他记上半小时的Overtime,可以拿2.5倍的工资。“说白了还是不卷你知道吧?”
自立门户后,黄晋泽在加拿大经历了从卷到不卷的过程。
随着工程的完结,黄晋泽为期两个月的木工学习之旅结束。他开始和师傅俩人一起搭伙做工,给一位供货商老板做过出口橱柜,一个月薪资就可以达到3-4K加币(折合人民币1.5-2万元)。这对于黄晋泽来说是个不错的待遇,可高薪的代价却是老板“会要你不停地加班,然后还会无缘无故骂你一顿”。
一次,由于海关转运的原因,加工的材料比预期晚到了两个月。于是本需要三个月完成的工程,老板要求黄晋泽和师傅在一个月内完成。那段时间,老板不停地给黄晋泽打电话,“说我们做的太慢,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加班做这些。”黄晋泽只觉得怎么可能?自己又不是超人。
那一个月是木工黄晋泽的至暗时刻,项目结束后,他再也没给老板打工过,而是和师傅“自雇”,俩人一起组了个木工组,给当地开发商做商品房软装。
大部分本地开发商不会限制工人们的工作时间与进度,只需要在工期内把工作完成。于是黄晋泽过上了朝9晚5的生活,“必须准时吃饭,然后必须11点之前睡觉,加班这些东西不可能的。”
今年,一位当地的中年开发商在网上招工,工作地在海边。为了一边工作,一边度假,黄晋泽和师傅去找他谈合作。开发商是从木工转型的,经验丰富的他起初并不相信黄晋泽他们,“他都纳闷我们做不做得好,觉得我们太年轻了,以为我们说做那么多工程是吹牛了。”
等谈好价格与工期,开发商还是选择给他们机会。为了方便住宿,还给他们租了个租金为2000加币的大House,独立厨房、独立卫浴、独立洗衣房,还附带巨大后院,看起来像森林的那种。
黄晋泽和师傅吭哧吭哧做了一周,开发商就要请他们喝酒,认可他们“质量和效率都让我震惊”。
这两年,年轻人出国务工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很多90后甚至00后找到田津,说自己“就是瞧不上这边的环境特别卷,想出去舒服两年”。
田津也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他觉得在这边工作不会感觉累,“就是环境的问题,国外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因为大家不屑,所以没有什么竞争。”他们的工作逻辑是,“你给我发工资,我去做我的事儿,做完我的事儿,就各司其职,剩下的我怎么做就和你没关系了。”
下了班以后,大家一块聚会就会特别开心,而且不会讨论工作上的事情,田津说。
03
一头扎进去,就要做好不回头的打算
中智咨询近期发布的2022年一线蓝领用工及薪酬管理的调研显示,2022年普通蓝领(普工)年薪在8万左右,市场高位水平在9-11万之间;技能蓝领(技工)年薪在10万以上,市场高位水平在12-15万之间。一些技能要求高的例如高科技制造(集成电路、电子制造、新材料)或自动化程度高的企业(汽车零部件)高技能蓝领年薪甚至高达15-20万。
可即便如此,企业还是面临着蓝领“招工难”的问题。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达到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对蓝领的“微妙”态度。当人们谈论“蓝领”时,人们在谈论什么?薪水低、学历低、脏乱差的工作环境……
“还是传统观念上的事儿。”田津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同学去干工地了,就感觉是不是他混的比较惨。“而现实很有可能是,你拿着一个月4000的工资,去同情一个月薪10000的工地人。”
几天前,一位部门同事离职,杜习文在领导的推荐下,通过了酒店GM的考核面试,成功晋升为部门领导的助理,时薪也升至30加币,距离他的“40加币梦”又近了一大步。
但鄙视链是始终存在的。杜习文的前同事都知道他现在的工作,“觉得我脑子有病的肯定会有,但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和我说,而且说白了,他们离我这么远,我也不在乎。”在国外,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职业去笑话你,也不会因为你是个建筑工人,你身上有点脏,大家就离你特别远,去嫌弃你,田津说。
黄晋泽觉得如果自己在国内穿着工作服去星巴克喝咖啡,“他们会用另一种眼光看我。”而在加拿大,下班后,他穿着工作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餐厅吃饭,“那里的Waitress都是很开心的,因为一般蓝领给的小费比较多。”
入门的蓝领比入门的白领薪资高,这是公开的秘密。
在加拿大,白领的起薪大概在2000加币,像银行柜员,或者是办公室文员,他们的薪资不会超过3000,哪怕是银行的经理,最多也只能达到4000左右。
而黄晋泽“赚这个钱,可以开自己的dream car,有时间去健身房,每年定期旅游,有自己的爱好,房子也是随时可以买,没啥其他方面的压力。”回国时,看见国内上班的同学“胖的胖,脱发的脱发,变老的变老”,他觉得自己过的比他们都舒服,“别人看我朋友圈*想象不到(我是)蓝领。”
前段时间,黄晋泽开始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分享自己的木工生活,虽然播放量不高,但也有七八个大哥大姐给他发私信,询问加拿大做工的情况。
大部分时候,黄晋泽并不是分享者,而是这些大哥大姐的倾听者。“他们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并不是想要我告诉他们什么信息,他们能不能来加拿大,因为现实情况总是很复杂,可能有家庭,可能有经济上的困难。”
想成为海外蓝领,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发达国家的中介费和申请费往往都很高,田津举了个例子,“比如是澳大利亚肉厂的剔骨工,澳大利亚本地的中介会收费3-5万澳币,我们中介也要正常给他走流畅,基本上费用要超过20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语言考试。这意味着哪怕在国内有着丰富的木工或剔骨经验,但英语始终考不出来,出国务工的想法只能不了了之。
也无法避免一些“年龄危机”。不同国家对于海外劳工的年龄限制不同,“比如日本,年龄超过35岁基本他们就不要了。新加坡会高一些,这两年会放到50岁,但50岁也只能做保洁那种底层的工作。其他发达国家的雇主,对劳工的年龄要求都控制在40-45岁之内。”田津说。
但有些大龄工并不懂这个。他们只看到了国外高昂的薪资,就开始找中介,说“你能给我办成了我去就行了”。
盲目的后果就是被黑中介坑骗。2017年,田津就遇到了一位38岁的大哥,在中介“一个月能赚3万”的游说下,借了13万作为中介费,只身一人来到澳大利亚。落地后,大哥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让中介退钱,可惜无果。
大哥聊着聊着就哭了,和田津说:“我不能回去。我这13万都是借的,我回去了什么都没有,我老婆孩子还指望着我赚钱然后往家打钱呢。”田津只感觉痛心,“那感觉真的是说不上来,我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相较而言,国内的蓝领求职可以通过boss直聘、前程无忧等正规招聘平台,甚至是快手的“快招工”直播看岗。可海外蓝领的招聘缺少权威平台,基本都是靠中介和律所去操作,因为手续繁杂,申请的周期长,客户与雇主双方往往没有任何信任基础。曾有一位雇主,花了7万人民币给田津的客户申请了签证。结果客户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去了,而这种损失只能雇主来承担。
这种盲目也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杜习文收到过很多年轻人的信息,大学刚毕业没几年,就“受不了国内现状,不行,我要走”。
对于此,他只想劝大家不要冲动,“冷静,现在时机还不太成熟,你需要在国内社会锤炼,去被社会毒打。”杜习文觉得这群年轻人都比较浮躁。夸张点说,成为蓝领意味着一辈子都要以技术谋生,“你要是一头扎进来了,马上回头还行,但是要干了三五年了再转行,年龄是不允许了,我再回去当程序员也不现实。”
黄晋泽觉得自己大概率不会转行,除非哪一天木工的薪资无法保证他的生活质量,或者是,“我存够了钱,想做点别的小生意,可能会退出木工行业。等(创业)没钱了,或者发展得不好,也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