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次走出贵州群山，还是遥远的2001年。
很多人还夹有新世纪的兴奋，而16岁的她感受更多的却是一种来自外界的陌生——从家乡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出发去广东，路上就花了3天。其中有一天车坏在山道中途，“我不敢下车，不敢和人说话，十几个小时就抱着装衣服的麻布袋，缩在位子上。”
和当时一些女孩一样，王平半憧憬、半彷徨地从大山里走了出去。
她们的身上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向往城市生活，再比如职业比较多变——可能是服务员，是柜姐，是销售，是教师，是个体户，是新晋的客商……这些工作经历，或多或少改变了她们的思想，改变了一个个家庭。
2020年，王平选择返乡。
几年前，她用积蓄在贵阳本地一家医疗美容机构搭了一点股份，靠分红基本可以月入两三万元。在外漂泊了近20年的王平，对外界不再抱有年少时的好奇，反之，她越发向往一种“不折腾的生活”。
在施秉县的甘溪乡望城村，她拉着家人在山里盖起民宿，去年正式对外营业。筹办民宿期间，她还参与了“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又赴浙江等民宿产业高地考察。
原点回归的新工作，将她从铢积寸累的疲乏打捞出来。在大山深处，女性可以不用面临城市职场的层层年龄限制，不用丢下家乡的子女、老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主选择提升的方向，在民宿等载体提供的非标准化工作环境下，她们有能力让下一代接受陪伴式的教育，呼吸山水、掌控生活、创造未来。
01
逃离大山
入暑的贵州晴了许久，天湛蓝、云很低，26℃的气温令人舒适。王平收到蚂蚁集团的邀请做民宿运营分享，一路从施秉县开车来到雷山县，前后不到2个小时。
这个季节，西瓜和梨子迎来成熟。20多年前，两种水果曾经是王平全家的主要收入倚仗。
那时候，每天早上7点，王平和姐姐要跨越30里地，去一个景区卖瓜卖梨，下午5点不管有没有卖完都得赶回来，晚上的山路会更难走、野兽更多。“有次，一只鹰叼着蛇从头顶飞过，嘴一张，蛇就掉在了面前，我们吓得腿软了。”王平说。
和姐妹作伴的，是家里那匹很瘦、年纪很大的马。每次去卖果，马的背带一侧放西瓜，一侧放梨，姐妹俩再各背一篓。经过村庄，村民看见姐妹牵着马、又背着篓，笑着问她们为什么不骑着省力。“马太老了，走山路久了就喘粗气，不忍心骑。”
边读书、边给家里帮忙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姐姐先外出打工了。再后来，陪着她一个人走山路的马也老死了。同一年，王平辍学。
为了这件事，她与父亲吵了一架。父亲说，家里负担不起初升高的学费，但王平“想要知识、想要再读几年”。争吵无果，她也决定外出打工。
走出了大山，走出了父母的圈子，王平想象中的“生活独立”，却没有来到。
没有技术、没有文凭、不善言辞……鲜有人愿意招聘这样的员工。王平只得投奔当时在浙江温州打工的姐姐。
在温州瑞安，她偷偷住进了姐姐的员工宿舍，在县城饭店做帮工服务员，接着陷入了初恋。后来，在男朋友的帮助下，王平在商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做品牌女装的柜姐。
采访中，她伸出手比了一个“八”字：“做服务员、打散工，才500元一个月，我那时候每月能拿800块，还是在室内，有空调。”
正当她觉得大山外的生活终于有起色的时候，变故接踵而至：成年不久就一头撞进婚姻，有了女儿、辞去工作，却因为感情破裂，王平结束了*段婚姻，无房、无工作的她又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
“是不是人生来就是那么苦？”从前夫家离开的时候，王平记得很清楚，没有下雨、可每迈一步都很难走，自己穿了一双凉鞋，拎着塑料袋，里头没有财物，只有几件衣服。
一如几年以前，她孑然一身地从山里走出的样子。
02
归来创业
离了婚，王平又在城市里寻找各种生存的缝隙。期间，她打过零工、在小县城做过啤酒推销，也谈过恋爱。
第二任男友会带着她频繁搬家。之后王平才知道原因——他的工作涉及灰色产业。从那时候起，王平变得特别怕搬家，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最终引向了两人的分手。
此时距离王平走出大山，已经过去了10多年。当年想睁眼看世界的梦想，在她的回忆里、叙述中，变得缥缈而不可名状。“什么地方是属于我的？什么样的才叫做家？”
2018年前后，王平回到了贵阳，但也只是“贴近老家”。
当时她回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疗美容行业在贵阳兴起，王平拿出几年间打工、开超市留下的5万积蓄，入股了一家医美机构，还用前几年从事柜姐、酒类销售的经验，做起了医美销售。
很快，押中市场东风的王平，收入有了提高和保障。她说，每月有两三万元的分红，持续到现在。
收入上涨的同时，回到贵州的王平也发现，这里的群山不再像自己出走时那么闭塞，反而对外展现出拱手相迎的姿态。
2015年末，有“山地公园省”之称的贵州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基础交通的便利，带来了旅游业连续多年的井喷式发展。2016年，贵州接待游客还只有5.31亿人次；2017年，这组数字变为7.44亿人次；到了王平回到贵阳的2018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9.67亿人次、9460亿元。
但在施秉县，老家的旧宅、承包的山头，都还闲落着。
2020年春节，父母都在外务工、没有回来。“我发现自己对家的概念其实是深厚的。”她突然有个想法，把旧宅改造成民宿，和父母留在山里工作。
这个想法一经萌芽，就像山顶的风力发电机似的，在王平的脑海里不停旋转。这时，在施秉县从事文化工作的舅舅也表达了对她返乡创业的支持。最终，一家人凑了约100万元，用于筹建民宿。
资金有了，但做民宿，王平没有经验。
2021年，民宿一期落成后，摆在她面前的是完全空白的品牌包装、近乎真空的营销渠道以及一系列的运营难题。
与此同时，王平也犯了一个初入赛道者做民宿时常犯的错误——过于乐观地将全部起始资金花在了基础建设，后续运营、人员培训、营销推广方面的推进则显得捉襟见肘。
2022年，在运营方面倍感吃力的王平多方询问，在当地朋友的引荐和扶持下，申报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组织的“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班。
项目免费提供的运营管理培训，正是学历不高的王平所急需的；她的山居梦和作为女性返乡创业的代表性、示范性，也是公益项目想要传递和鼓励的。双方一拍即合。
王平成为了贵州本地的第三期学员，培训班的师资力量则由经验丰富的五星级酒店管理者、民宿运营专家、礼仪、茶艺培训国家级培训师等组成。“老师们还会教大家拍照、拍短视频，用在社交平台、OTA（在线旅行商）上的推广和营销。”
做民宿以来，她从来没有那么急迫地想让更多人看到自己以女性视角重新构筑的“家”。
03
山中的求变
7月，一个电话从义乌的一家超市职工休息间里拨出，打给了距离浙江约1400公里的黔东南州。
短暂的寒暄过后，王平得到了等待很久的好消息：身在义乌的父母务工合同即将到期，马上就能回老家、回老宅子，一起经营民宿。“有温度的主人翁意识在民宿运营中非常关键。”
盼人回归，成为贵州大山里的一种新现象。
在距离施秉县2小时车程的雷山县白岩村，有段时间，王情也一直在守着电话。
今年是村里民宿开业的第三年，也是她担任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乡村旅游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的*年，她负责发现并培养民宿行业人才。
今年年中，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示了18个新职业，“民宿管家”位列其中。新职业提出的背景是，在我国西北、西南及中部乡村地区，旅游业随着基础建设的完善迎来发展、并成为乡村振兴的抓手，但在服务水平方面，尤其是民宿管家服务能力、人才储备上，偏远地区仍存在较大不足，急需社会的正名、重视和扶持。
“村里人才流失大，很多人不愿意回村，都往城里走。”这几个月，王情在给同一批参与了“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班的同村村民刘菊做工作，不惜“现身说法”。
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表演系的王情曾在贵阳担教音乐老师，工作稳定。但问题是，贵阳离老家村子还是太远。
生了孩子后，王情想找一份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成长的工作。那时候，白岩村的乡村振兴代表项目牧云涧民宿刚好落地，她报名并入选了*批民宿管家。
现在，王情每天骑电瓶车上下班，5分钟左右的距离，改变了原本家和工作地的疏离关系。她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比任职教师期间还要高出一些。
从事民宿相关工作，对于提升乡村女性的安全感、成就感、幸福感非常有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部主任郝德旻举过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在贵州乡村做女性民宿工作者培训，开始她们的丈夫总是反对，后来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妻子高的时候，这样的反对声就小了、接着没了，女性的家庭地位随着自身经济能力的保障提高了。”
这也是“数字木兰”就业培训系列计划诞生的初衷之一。
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项目，2022年，“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目标在甘肃、四川、贵州、江西、河北、湖南、河南等地设立“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基地，预期年内免费培训2000名民宿管家，举办相关专场培训不低于80场。
贵州省“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基地在白岩村挂牌落成的那几天，王情特别高兴：刘菊还是给她回了电话，并且返乡做了民宿管家——专业的人才多了，下一步合力把村里农产品推广销售的点子就有了基石。
35岁的王平不再彷徨。挂牌活动的晚餐会上，她多喝了几杯，苗家的米酒，一口接着一口。
群山是缄默和淳朴的，容得下前半生的懊丧和遗憾，也接得住创业者的回归与新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