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好，没人能挡住互联网大厂“降本增效”，但在一件事上例外，各家反而比着“花钱”。
这就是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报告，人称企业的“第二张财报”。
过去，ESG只是许多公司年度报告中的一部分，2021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腾讯、京东、拼多多、网易、百度等头部互联网大厂，都披露了独立的ESG报告，指的是《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刚刚过去的8月，阿里巴巴、微博发布了首份ESG报告。没有发布独立报告的美团，此前已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至此，头部互联网大厂均已到位。
为什么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开始讲ESG的故事？
对于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来说，披露ESG报告是强制规定。2022年是港股新版ESG指引（《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全面执行的*年，上市公司有披露责任，而且要按照新版ESG指引进行披露。
对于更多企业来说，披露ESG报告可不是交作业这么简单。ESG故事不但要讲，还要讲好，争取拿到一个比较高的ESG评级，引起投资者和外界的注意……
但是，ESG不是一日之功，ESG评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重视ESG的企业注定会被“狠狠拿捏”。
我们可以从“马斯克之怒”来理解这个问题。马斯克曾炮轰“ESG就是一个骗局，是伪君子们的武器”，导火索是今年5月，特斯拉被标普500 ESG指数剔除了。这一指数被一些人认为是全球*影响力的ESG指数之一，不但一大批金主的资产配置，要参考这一指数，国际ESG基金也会根据头部机构的ESG评级筛选投资标的，进行资产配置，这对企业市值有直接影响。
“马斯克的愤怒”还折射出一个问题，大厂都在讲ESG，但不代表家家都信服ESG评级。ESG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大厂的ESG？本文以多家大厂的ESG报告为例，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为什么争着发ESG报告？
在讨论之前，先厘清几个概念，什么是ESG，何谓ESG实践、ESG投资，再来看，ESG的运行逻辑是怎样的？
ESG，是Environment（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衡量的是一家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
ESG实践、ESG投资，对应的主体分别是企业和投资机构。“企业进行ESG实践，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方面。”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特聘实践教授、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冯斌告诉深燃。
ESG投资的理念起源于社会责任投资，它是资本市场上衍生出的一种聚焦公司ESG实践的投资策略，指的是投资机构用ESG理念去筛选投资标的，构建资产组合。冯斌介绍，ESG投资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都有影响，ESG证券投资基金会进行二级市场的资产配置，而重视ESG的股权投资基金则在投资PRE-IPO企业、创业企业时，进行ESG尽职调查。
这种投资理念的核心在于，相比过去单一的财务指标，更加多元，考虑到了更多利益相关者，包括环境、员工、供应商、用户等。因此，ESG投资理念，被认为能够剔出有潜在非财务风险的公司，选出更优秀、业绩更稳定公司。
更直白些说，ESG一定程度上是衡量好公司的标准。“如果通过ESG甄别，近年来被查出的某医药上市公司造假大案，或许就能避免了。”冯斌分析道。
抛开政策和监管的因素，驱动越来越多大厂披露ESG报告，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通过报告披露，系统地讲清楚企业做了哪些ESG实践，以拿到更高的ESG评级。
企业的ESG评级，谁说了算？
ESG评级来自评级机构，到2021年末，全球有超过600家ESG评级机构，海外主要的评级机构有KLD、MSCI（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内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第三方服务商，包括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市场机构等。但是，全球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如会计准则一样的ESG评级体系。冯斌打了个比方，ESG的评价体系，目前还处于春秋战国的状态，不同机构的评级框架和考核侧重点不同。这对于发布首份ESG报告的国内大厂来说，无疑加大了难度。
其二，以ESG实践或ESG评级，吸引投资者的注意。
参与完成企业ESG报告的祝曦告诉深燃，她所在企业披露ESG报告的短期目的是，吸引一些头部基金的注意，引进战略投资者，“因为公司所在行业对资金的消耗比较快，需要不断地引进新的投资者”。
现阶段，这种吸引力对于披露ESG报告较少的行业更有效果。比如，小鹏汽车去年10月发布首份ESG报告，同时也是国内造车新势力中的首份ESG报告，迅速引发国内外市场关注。
长期去看，“我们发ESG报告也是迎合大趋势，把信息的颗粒度披露到一定程度，主动拥抱监管。”祝曦表示。
另外，给股东一个交代，向客户传递价值观，也是部分企业披露ESG报告的目标。祝曦近来发现，客户和消费者群体也开始重点关注企业的价值观。
比拼ESG，大厂做得怎么样？
主流互联网大厂越来越重视ESG，但从评级结果来看，“成绩”还不算理想。
“整体来看，中国‘互联网’公司最多处于在全球同行业的平均水平。”经济学博士、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CERDI-IDREC访问研究员石烁表示，结合多个机构评级，从行业角度来看，国内的金融行业走在前面，能源和工程建造、房地产行业都在按ESG标准迅速转型，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互联网公司。
“在美国，苹果、Netflix和亚马逊已经成为全球ESG领域的领导力量，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ESG表现，似乎还不足以在国内形成新格局。”他分析。
MSCI对企业的ESG评级最高为“AAA”，*至“CCC”。据MSCI等发布的ESG评级数据，评级较高、获得A以上的中国企业有蒙牛、兴业银行、复兴制药、海尔智家、美的、华为、比亚迪、万科等。国内互联网大厂并没有出现。
虽然前述绝大多数大厂被广义地列入“互联网公司”，但石烁强调，ESG评级并不是一个跨行业评级，而是一个行业内部评级。也就是说，ESG评级，是公司先被划分进不同的行业，再根据同一个细分行业内的打分排名形成的。他以两家公司为代表分析这一问题。
先看典型的互联网公司美团。美团的MSCI ESG评级过去一段时间保持在A以上，最近降到了BBB。
石烁告诉深燃，美团的ESG特色在于“社会责任”，比如贫困地区的骑手占比、为乡村居民提供产品等，评级被调低的原因在于，其平台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能否平衡，比如平台分成是否会损害餐饮业发展潜力；骑手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仍然处于模糊状态等。
再以小米为例。小米不是典型的互联网公司，按MSCI的行业划分方法，属于“技术硬件，存储及外设”行业，所以对标的公司是富士通、思科、三星等硬件生产商，MSCI给出的ESG评级是B。
“与其他同行业的国内公司相比，小米的ESG实践做出了成绩，但和这些全球头部公司相比，按照MSCI的标准，在清洁技术机遇、电子废弃物、供应链劳工标准以及内部治理四个方面处于行业落后位置。”石烁分析。
以其中的“清洁技术机遇”来看，小米在绿色产品方面的行动主要集中在降低能耗方面，但评级获得AAA的富士通，建立了产品环境绿色评估程序以及绿色产品评估标准，利用这些机制，开发和设计了大量具有环保特性的产品。小米的差距在于，对手提出了更系统的机制，形成了长期发展计划。
翻阅多家大厂的ESG报告，深燃发现，大厂的“通病”是仅仅披露管理的政策，较少说明具体的执行方法，这会让纸面上的数据效果打折，影响ESG评级。
当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ESG评级较低，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无论是国际主流评级，还是国内评级，达到AA以上的中国公司仅占2%。”石烁认为，大部分中国公司是在最近三年才开始披露ESG实践，实践经验不足，还需要时间将主营业务按ESG评估体系来转型。
另外，对“E”和“S”的理解，国内公司有着比较深的本土色彩，但国际机构未必认可，因为通行的理念是ESG实践要和主营业务结合。“因此，国内大厂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石烁分析。
例如，环境议题中，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国内公司普遍在ESG报告中用大量篇幅讲“碳减排”。互联网行业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洁，特别是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据中心，产生的碳排放量巨大，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等在内的大厂都给出了明确的“碳减排”目标。“‘碳减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减缓全球气温上升。但许多公司的‘碳减排’目标与减缓气温上升的目标是脱节的。”石烁表示。
社会责任议题中，“捐款”和“扶贫”出现在绝大多数公司的ESG报告中。但如同冯斌所说，这一项议题更确切地解释应是，“Create value for all stakeholders（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国内公司还应该充分注重就业机会、员工流失率等指标。
别误会ESG
从结果看，一些国内大厂的ESG评级输在“E”和“S”上，但这只是表象。
冯斌形容，就像ESG的评价体系尚无统一标准一样，现在企业对于ESG的认识也像盲人摸象一般。他强调，理解和践行ESG，有两个大前提。
其一，“G”，也就是公司治理，是做好ESG实践的前提。
“G”涉及到ESG治理架构，以及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多元化。ESG的公司治理，主要看作为公司执行机构的董事会如何运作。阿里、腾讯、B站，都设置了ESG管治架构。独立性，要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董事会多元化的要求，在国内的语境下，强调的是董事在性别、年龄、行业和专业背景等方面是多元的，特别注重女性董事的参与。
“首先，公司治理的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包装的，其次，国内企业的ESG实践，很大程度依赖于公司的决策层，愿意为ESG投入多少资源。”冯斌表示，这放在大厂身上同样适用，如果“G”做得好，才有真金白银去投入“E”和“S”的部分。
一家企业的ESG实践和总结，都离不开ESG治理架构。
祝曦告诉深燃，ESG理念只有融入到公司机器的运转中，贯穿到产品设计、业务逻辑上，才能变成一个效率型的工具。具体要看，企业有没有制定一套践行ESG的标准，并配以行之有效的制度去推行，相关部门有没有组织相应的培训，就像公司的打卡考勤一样。
以祝曦做ESG报告的经验来看，企业做一份ESG报告，一般需要三到四个月。最主要的工作是编纂ESG报告的大纲，上市公司一般由更懂投资者偏好、对资本市场风向更敏感的IR（投资者关系）部门统筹。接下来是协调各部门填充资料，这期间需要进行多轮内部沟通，并实时更新数据。
研究过多家互联网大厂的ESG报告后，她认为即便是头部互联网公司，也难免有为了发报告而发报告、故意“凑数”的嫌疑，通过报告，既看不出ESG在公司业务中发挥着什么实实在在的作用，也看不出ESG实践的主线和明确的规划。
冯斌告诉深燃，关于ESG的另一个前提是，ESG是非财务指标，但只有先保证业绩，才有做ESG实践的底气。
他解释说，财务回报和非财务目标，两大方向的连接点就是“G”。做好“G”，是做好业务的前提，业绩稳定，才有持续投入ESG的保障。如果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处于滑坡状态，ESG评级也很低，那么当务之急是提升财务表现、解决业务问题，而不是美化ESG，因为业绩滑坡，对股价和市值的影响更加立竿见影。
总的来说，冯斌认为，经营企业最重要的使命，是先把经营做好，做好股东回报，否则，业绩不佳的公司，要实现多重使命有心无力，很难在ESG上大有作为。
说白了，ESG实践，是业绩良好的企业才配拥有的“奢侈品”。抛开交易所的强制要求，ESG对企业的短期影响是细微的。而企业的ESG实践，是一项长期投入的“生意”，拉到五年甚至十年的周期去看，才会有长线收益，譬如二级市场的股价、员工的认同感、企业品牌的议价、投资者的认可等。
做好ESG，除了投入资金和精力，更需要时间和经验。祝曦透露，现在许多企业在积极与MSCI等机构联系，对自身企业进行评级，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企业的ESG评级标准和维度也会不断完善和细化。
在石烁看来，大厂在ESG实践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值得肯定的是，大部分公司的ESG表现正在奋力追赶。“中国在ESG方面目前更重要的是统一监管标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并形成自主的ESG评级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