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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总在亲友群里吵架

而在今天,这些以互联网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关系,可以独立于这四种关系之外,它需要一个新的定义。

人的一生大概会认识多少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律,“150定律”: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的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邓巴认为,不管是在远古时代、原始部落,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很难突破150这个上限。

但在今天,情况或许已经发生变化——一些新的关系出现了。

比如我们在各种微信群里素未谋面、但有过聊天的人,行业群里的同行,小区业主群里的邻居,甚至是粉丝群、薅羊毛群里的朋友;再比如在一次疫情防控中,同一批被隔离的人,我们可能从未见面彼此的模样,那他们是否属于我的社交网络?

今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星华的一篇文章,回答了类似的问题。在文章中,郭星华老师新创了一个词汇——“信缘(information related group)”,他认为信缘群体,指的就是在数字社会里,人们因为信息上的关联,通过互联网结成的有某种社会意义的社会群体。

这是一种新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学里,常见的社会群体有四类,分别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趣缘群体,对应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分别是,生育、地域、职业和兴趣。而在今天,这些以互联网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关系,可以独立于这四种关系之外,它需要一个新的定义。

九月初,我们就“信缘”问题和郭星华老师做了一次访谈。他谈到了自己“信缘”研究的缘起,这种研究在当下的必要性,个人如何在信息时代自处,以及“信缘”在疫情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展现,我们如何去规避风险、做得更好。

以下是郭星华老师的口述:

01、一种你我都在经历的新型社会关系

信缘这个现象,我思考其实已经很久了。

最早应该是从QQ开始的。2002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远离家乡和亲人,和大家的联系主要是靠QQ。反正是有了这么一个社交媒体,我玩过一阵子,也跟陌生人聊过天。社会学家对什么都感兴趣,觉得很新奇,想去思考,当时我就想,陌生人之间能够达成这样一种信息上的关联,社会确实是在变化。当时是有了这么一个印象。

到真正开始思考,是到了2019年,当时我收到江西省政法委的邀请,去江西做一个乡村社会治理的调研,走了很多的地方,也到了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市是全国做网格化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城市。网格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其实是从北京开始的,作为一种经验推向了全国。

但是一到上饶那个乡村,我有点被震撼的感觉。

给我震撼的*点,上饶的网格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原来我们是以行政区划作为管理单位,但当地因为地理环境不同,划分标准也不同,有的网格是一个村,有的是好几个村,还有一个村分了好几个网格,不按行政区划来了。

第二就是这些信息化的手段,摄像头遍布全村,各个路口都有,全部纳入了天网天眼工程。当时我在上饶市的网格化管理中心,在指挥台,你可以看到城市里任何一个街道任何一个村的情况,随时可以调出来,而且随时可以和网格员通话。

当时我还遇到了一个例子,一个邻里纠纷,楼上掉下来一块香蕉皮,吓着楼下一个小孩了,两家起了纠纷,网格员马上就处理了。在指挥台你可以快捷地掌握最基层的动态,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上饶回来之后,就开始激发我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分析社会关系的时候,社会学的传统里有四种常见的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但在数字社会,目前有一些关系,是我们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从来没有的。

展开来讲,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地缘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治理依据。国家的治理只到县,所谓“皇权不下县”,所以在原来,乡村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靠的是乡绅、长老和宗族。

到了工业社会,我们最重要的是业缘关系,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都是单位制,单位就是业缘,人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围绕着单位。

治理其实也是网格化,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网格,这样来控制人,你在一个网格内,不能随意移到另一个网格。就像你想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不可以,必须要经过上级同意,所以人员流动是很困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地缘和业缘都弱化了、解体了,人可以自由流动了,可以说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混乱,人流到哪里去了,在干什么,都不知道。

从一方面讲,人获得了极大自由,不再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或者单位里面,获得了极大自己的空间。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难度也增大了很多。

但是到了现在,尤其是疫情这段时间,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运用,水平的提升,中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那就是网格化。所谓网格化,不仅仅是地缘,而是地缘和信缘叠加而成的复合社会群体。

之前地缘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基本是没有作用,有名无实了,人们虽然住得近,但并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社会群体。比如你跟你同一个单元的邻居,可能住了十几年,但你既不知道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人是干什么的。但在数字时代,网格化了,地缘群体就再次显示出了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意义。比如疫情流调,这都是以地缘为基础,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

包括我还注意到的一点是,传统社会学上的社会互动关系,是分为直接互动、间接互动,面对面互动、非面对面互动等等。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视频聊天,能看到彼此,但是又不在一起,那这到底算面对面还是非面对面呢,感觉就很难界定。

社会学这门学科诞生的背景,是1848年,西方工业社会逐渐成型的时候。那时候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就有一群学者建立了一门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建立的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是工业社会的。

那么今天进入了数字社会,有些研究方式、研究理论可能已经不适应了,不足以解释当今社会了。尤其是中国的数字化程度,跟很多国家相比是走得更快的,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理论。

比如传统的四缘,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今的社会关系了,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比如“信缘”,来对这种新的社会关系进行概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进入社会学研究视野,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02、在信源时代,每个人的生存困惑

既然信缘是传统社会从来没有的,那它有什么特点?互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和其它传统的社会关系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是,信缘跟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一样,有共同的特征。信缘群体也满足以下几个特征:有明确的成员关系、有持续的社会交往、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有一定的分工协作、有一致的行动能力。

它也像其他社会关系一样,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同时也能和别的缘叠加。

怎么理解这个独立存在?比如你跟很多陌生人在流调中都被划为密接群体,你们既没有地缘,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信缘关系。再比如父子俩,儿子可能去了国外,不住在一起,那他们就只有血缘关系。你跟你的同事呢,可能只有业缘关系。这都是独立存在的。

信缘也可以和别的缘叠加,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和别的缘叠加。尤其是信缘和地缘一叠加,就会让地缘的作用重新变得重要了。

比如我现在住在北京郊外的村子里,以前村里通知是用高音喇叭,现在都不用了,微信群里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停水,什么时候停电,村里哪里在卖什么东西,你可以去买,大家要注意门前的卫生,诸如此类,通过微信把整个村子重新融合和联系起来。我也很愿意看看有什么消息,群里提醒明天要下雨了,我就会做好准备。

信缘也可以和别的缘转化。比如拼多多群,这是一个由商业动机组成的关系,薄利多销,大家虽然不认识,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人挑头,大家都来参与,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买到便宜的商品。这些人最初可能不认识,但慢慢拼了几次单,没准要组织线下的活动。或者像粉丝群,大家会线下见面,这就有可能转化成别的缘了。

那么信缘和其他缘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的叠加,可能促进人们的联系,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微信群,尤其是家属群、亲戚群、同学群。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现在社会流动这么频繁,不像原来大家都住得很近,现在大家都散落在各个地方了,可能关系慢慢就淡了,是有了信息手段,靠微信群把大家聚在一起了。

这个群可以更多地联络大家的情感,交流信息;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出现新问题,闹出新的矛盾,这是以往没有的。尤其是你在群里聊天,大家观点不一致,有的人谈养生,有的人谈我孩子又得了什么奖,得了什么表扬。群里潜水的人听了,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在显摆和炫耀。但如果是原来,大家过年才见面,一对一聊天的时候,你说类似的事情,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

就我所观察的,亲戚群不吵架的很少,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不说话,只要一说话就免不了要吵架。所以在数字社会,这种信缘关系,看似加深了彼此的联系,实际上也带来了更深层的一些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信缘群体的互动规则,已经和其他群体有些不一样了,这一点对老年人来说尤其明显。

举个例子,在微信上,对方说,自己最近检查好像有癌症,有的老人可能会回复一个捂嘴笑的表情。他为什么发捂嘴笑?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符号的意思,只是想随便发一个符号,表示自己知道了。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表情不合适。

在线下见面的时候,老人肯定不会这样,肯定会很惊讶,或者表示关心、安慰。但在信息时代,它的符号已经不一样了,不仅仅是文字,还有表情,它们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很多老年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发错一个表情,可能这个关系就断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疫情期间健康码的推行,实际上是推动了智能手机的销量。很多子女都给老人买了智能手机,老人接受能力弱,不爱学新的东西,学得很慢。有的刚学会,特兴奋,发朋友圈,晒照片,或者老给儿女发那种文章,比如养身的,还有类似《震惊!……》,搞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人理他,生气了,觉得没人关心我,这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有些失落。

所以在数字社会里,信息这么方便,这么快捷,但是几乎是一个爆炸的情况,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怎么有智慧地生存,怎么筛选这些信息,其实是一个新课题。

03、有了技术,社会治理管什么,怎么管

上面我们讲的是,数字社会中个人面临的是什么情况,要怎么办。但是还有另一个层次就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数字时代怎么运用技术,同时怎么避免它的一些弊端。

这次我们的研究中,重点讲的是信缘群体里的一类人,就是“被动性非自愿型信缘群体”。这个群体,跟社会治理关系*。

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上海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当时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把信缘关系做了一些细化。信缘群体,可以根据群体的成员,是主动还是被动加入该群体,自愿还是非自愿加入该群体,将之划分为,主动性自愿型信缘群体和被动型非自愿型群体两大类。

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小区里的业主群,往往都是主动性自愿型信缘群体;但是在城市的网格化治理中,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同样一个小区的疫情防控群,是由网格长或者社区工作人员建立的,这就是被动性非自愿型群体。

这两个群的区别大概有三个方面:内部结构化程度不同,一个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一个没有;内部规章制度不同,一个有权威性,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另一个没有;群成员退群的自由,一个可以自由加入、退出,而另一个你没有这种自由。

其实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主动性自愿型的信缘群体了,比如粉丝群等等,只是他们没用“信缘”这个词,用的词是“虚拟社区”,或者“虚拟群体”。而被动性非自愿型群体,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它是新情况,是在疫情发生之后才有的,所以我们这次就主要谈了谈。

被动性非自愿型群体,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隔离群,疫情防控人员通过大数据的抓取,让你成为信缘群体中的一员,然后对这个群体进行统一管理。

这一类群体,我总结了三个特点,分别是被动性、即时性和脱嵌性。具体就是说,这个群体不是人们主动建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是不自觉的;这个群体的形成很多时候也是突发的,是出现了什么事,比如疫情、重大案件,相关个体才会被注意到;还有就是,这个群体往往不依靠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存在,只有社会治理的时候才被需要。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前段时间北京疫情,前后脚出现了两个病例,一个是海淀区在银行工作的白领,看她的轨迹,去的都是高级商场,下班了都是开车去购物或者娱乐。另一个是一个装修工人,看得人很心酸,白天晚上都一直在跑,去各种工地,很辛苦。从这两个人暴露出的行踪,你就能看到,社会分层多厉害,白领的生活多惬意,底层人有多辛苦。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会有担心,数字技术这么发达,这其中是不是会有对隐私的侵犯?不仅限于疫情,可能以后有什么突发性的公共事件,这种排查是不是还会有?

因此,识别治理情境就是很关键的一步。所谓“识别治理情境”,是从社会治理主体的角度来讲的,这个主体有可能是政府,也有可能是某个基层组织,你要识别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境,到底是一件私事,还是公事。

我在江西调研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件事,他们每个村里都有所谓的综治中心,那里有个大屏幕,能看到全村的摄像头,不仅可以看到实时的情况,还可以回放。结果村里有个人在那里值班,通过视频发现,有一男一女在某个地方约会,而且那个女性是他老婆,他跑过去就把那个男性给揍了,后来那个人就把他给告了。

这就明显用错了治理情境,摄像头收集信息,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稳定,这些家长里短不属于治理范围。你利用职务之便搜集这些信息,这是不对的,违背了你的治理目标。

所以治理的主体要明确,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搜集,所有的事情都要管。必须要区分这件事是什么性质的事,在不在治理目标之内,如果不在,就不能滥用,不然会引起全社会的恐慌。

对治理情境仔细进行识别和区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民众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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