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大概会认识多少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律，“150定律”：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的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邓巴认为，不管是在远古时代、原始部落，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很难突破150这个上限。
但在今天，情况或许已经发生变化——一些新的关系出现了。
比如我们在各种微信群里素未谋面、但有过聊天的人，行业群里的同行，小区业主群里的邻居，甚至是粉丝群、薅羊毛群里的朋友；再比如在一次疫情防控中，同一批被隔离的人，我们可能从未见面彼此的模样，那他们是否属于我的社交网络？
今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星华的一篇文章，回答了类似的问题。在文章中，郭星华老师新创了一个词汇——“信缘（information related group)”，他认为信缘群体，指的就是在数字社会里，人们因为信息上的关联，通过互联网结成的有某种社会意义的社会群体。
这是一种新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学里，常见的社会群体有四类，分别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趣缘群体，对应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分别是，生育、地域、职业和兴趣。而在今天，这些以互联网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关系，可以独立于这四种关系之外，它需要一个新的定义。
九月初，我们就“信缘”问题和郭星华老师做了一次访谈。他谈到了自己“信缘”研究的缘起，这种研究在当下的必要性，个人如何在信息时代自处，以及“信缘”在疫情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展现，我们如何去规避风险、做得更好。
以下是郭星华老师的口述：
01、一种你我都在经历的新型社会关系
信缘这个现象，我思考其实已经很久了。
最早应该是从QQ开始的。2002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远离家乡和亲人，和大家的联系主要是靠QQ。反正是有了这么一个社交媒体，我玩过一阵子，也跟陌生人聊过天。社会学家对什么都感兴趣，觉得很新奇，想去思考，当时我就想，陌生人之间能够达成这样一种信息上的关联，社会确实是在变化。当时是有了这么一个印象。
到真正开始思考，是到了2019年，当时我收到江西省政法委的邀请，去江西做一个乡村社会治理的调研，走了很多的地方，也到了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市是全国做网格化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城市。网格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其实是从北京开始的，作为一种经验推向了全国。
但是一到上饶那个乡村，我有点被震撼的感觉。
给我震撼的*点，上饶的网格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原来我们是以行政区划作为管理单位，但当地因为地理环境不同，划分标准也不同，有的网格是一个村，有的是好几个村，还有一个村分了好几个网格，不按行政区划来了。
第二就是这些信息化的手段，摄像头遍布全村，各个路口都有，全部纳入了天网天眼工程。当时我在上饶市的网格化管理中心，在指挥台，你可以看到城市里任何一个街道任何一个村的情况，随时可以调出来，而且随时可以和网格员通话。
当时我还遇到了一个例子，一个邻里纠纷，楼上掉下来一块香蕉皮，吓着楼下一个小孩了，两家起了纠纷，网格员马上就处理了。在指挥台你可以快捷地掌握最基层的动态，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上饶回来之后，就开始激发我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分析社会关系的时候，社会学的传统里有四种常见的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但在数字社会，目前有一些关系，是我们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从来没有的。
展开来讲，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地缘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治理依据。国家的治理只到县，所谓“皇权不下县”，所以在原来，乡村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靠的是乡绅、长老和宗族。
到了工业社会，我们最重要的是业缘关系，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都是单位制，单位就是业缘，人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围绕着单位。
治理其实也是网格化，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网格，这样来控制人，你在一个网格内，不能随意移到另一个网格。就像你想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不可以，必须要经过上级同意，所以人员流动是很困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地缘和业缘都弱化了、解体了，人可以自由流动了，可以说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混乱，人流到哪里去了，在干什么，都不知道。
从一方面讲，人获得了极大自由，不再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或者单位里面，获得了极大自己的空间。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难度也增大了很多。
但是到了现在，尤其是疫情这段时间，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运用，水平的提升，中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那就是网格化。所谓网格化，不仅仅是地缘，而是地缘和信缘叠加而成的复合社会群体。
之前地缘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基本是没有作用，有名无实了，人们虽然住得近，但并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社会群体。比如你跟你同一个单元的邻居，可能住了十几年，但你既不知道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人是干什么的。但在数字时代，网格化了，地缘群体就再次显示出了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意义。比如疫情流调，这都是以地缘为基础，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
包括我还注意到的一点是，传统社会学上的社会互动关系，是分为直接互动、间接互动，面对面互动、非面对面互动等等。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视频聊天，能看到彼此，但是又不在一起，那这到底算面对面还是非面对面呢，感觉就很难界定。
社会学这门学科诞生的背景，是1848年，西方工业社会逐渐成型的时候。那时候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就有一群学者建立了一门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建立的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是工业社会的。
那么今天进入了数字社会，有些研究方式、研究理论可能已经不适应了，不足以解释当今社会了。尤其是中国的数字化程度，跟很多国家相比是走得更快的，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理论。
比如传统的四缘，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今的社会关系了，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比如“信缘”，来对这种新的社会关系进行概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进入社会学研究视野，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02、在信源时代，每个人的生存困惑
既然信缘是传统社会从来没有的，那它有什么特点？互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和其它传统的社会关系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是，信缘跟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一样，有共同的特征。信缘群体也满足以下几个特征：有明确的成员关系、有持续的社会交往、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有一定的分工协作、有一致的行动能力。
它也像其他社会关系一样，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同时也能和别的缘叠加。
怎么理解这个独立存在？比如你跟很多陌生人在流调中都被划为密接群体，你们既没有地缘，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信缘关系。再比如父子俩，儿子可能去了国外，不住在一起，那他们就只有血缘关系。你跟你的同事呢，可能只有业缘关系。这都是独立存在的。
信缘也可以和别的缘叠加，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和别的缘叠加。尤其是信缘和地缘一叠加，就会让地缘的作用重新变得重要了。
比如我现在住在北京郊外的村子里，以前村里通知是用高音喇叭，现在都不用了，微信群里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停水，什么时候停电，村里哪里在卖什么东西，你可以去买，大家要注意门前的卫生，诸如此类，通过微信把整个村子重新融合和联系起来。我也很愿意看看有什么消息，群里提醒明天要下雨了，我就会做好准备。
信缘也可以和别的缘转化。比如拼多多群，这是一个由商业动机组成的关系，薄利多销，大家虽然不认识，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人挑头，大家都来参与，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买到便宜的商品。这些人最初可能不认识，但慢慢拼了几次单，没准要组织线下的活动。或者像粉丝群，大家会线下见面，这就有可能转化成别的缘了。
那么信缘和其他缘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的叠加，可能促进人们的联系，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微信群，尤其是家属群、亲戚群、同学群。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现在社会流动这么频繁，不像原来大家都住得很近，现在大家都散落在各个地方了，可能关系慢慢就淡了，是有了信息手段，靠微信群把大家聚在一起了。
这个群可以更多地联络大家的情感，交流信息；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出现新问题，闹出新的矛盾，这是以往没有的。尤其是你在群里聊天，大家观点不一致，有的人谈养生，有的人谈我孩子又得了什么奖，得了什么表扬。群里潜水的人听了，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在显摆和炫耀。但如果是原来，大家过年才见面，一对一聊天的时候，你说类似的事情，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
就我所观察的，亲戚群不吵架的很少，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不说话，只要一说话就免不了要吵架。所以在数字社会，这种信缘关系，看似加深了彼此的联系，实际上也带来了更深层的一些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信缘群体的互动规则，已经和其他群体有些不一样了，这一点对老年人来说尤其明显。
举个例子，在微信上，对方说，自己最近检查好像有癌症，有的老人可能会回复一个捂嘴笑的表情。他为什么发捂嘴笑？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符号的意思，只是想随便发一个符号，表示自己知道了。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表情不合适。
在线下见面的时候，老人肯定不会这样，肯定会很惊讶，或者表示关心、安慰。但在信息时代，它的符号已经不一样了，不仅仅是文字，还有表情，它们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很多老年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发错一个表情，可能这个关系就断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疫情期间健康码的推行，实际上是推动了智能手机的销量。很多子女都给老人买了智能手机，老人接受能力弱，不爱学新的东西，学得很慢。有的刚学会，特兴奋，发朋友圈，晒照片，或者老给儿女发那种文章，比如养身的，还有类似《震惊！……》，搞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人理他，生气了，觉得没人关心我，这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有些失落。
所以在数字社会里，信息这么方便，这么快捷，但是几乎是一个爆炸的情况，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怎么有智慧地生存，怎么筛选这些信息，其实是一个新课题。
03、有了技术，社会治理管什么，怎么管
上面我们讲的是，数字社会中个人面临的是什么情况，要怎么办。但是还有另一个层次就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数字时代怎么运用技术，同时怎么避免它的一些弊端。
这次我们的研究中，重点讲的是信缘群体里的一类人，就是“被动性非自愿型信缘群体”。这个群体，跟社会治理关系*。
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上海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当时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把信缘关系做了一些细化。信缘群体，可以根据群体的成员，是主动还是被动加入该群体，自愿还是非自愿加入该群体，将之划分为，主动性自愿型信缘群体和被动型非自愿型群体两大类。
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小区里的业主群，往往都是主动性自愿型信缘群体；但是在城市的网格化治理中，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同样一个小区的疫情防控群，是由网格长或者社区工作人员建立的，这就是被动性非自愿型群体。
这两个群的区别大概有三个方面：内部结构化程度不同，一个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一个没有；内部规章制度不同，一个有权威性，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另一个没有；群成员退群的自由，一个可以自由加入、退出，而另一个你没有这种自由。
其实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主动性自愿型的信缘群体了，比如粉丝群等等，只是他们没用“信缘”这个词，用的词是“虚拟社区”，或者“虚拟群体”。而被动性非自愿型群体，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它是新情况，是在疫情发生之后才有的，所以我们这次就主要谈了谈。
被动性非自愿型群体，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隔离群，疫情防控人员通过大数据的抓取，让你成为信缘群体中的一员，然后对这个群体进行统一管理。
这一类群体，我总结了三个特点，分别是被动性、即时性和脱嵌性。具体就是说，这个群体不是人们主动建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是不自觉的；这个群体的形成很多时候也是突发的，是出现了什么事，比如疫情、重大案件，相关个体才会被注意到；还有就是，这个群体往往不依靠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存在，只有社会治理的时候才被需要。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前段时间北京疫情，前后脚出现了两个病例，一个是海淀区在银行工作的白领，看她的轨迹，去的都是高级商场，下班了都是开车去购物或者娱乐。另一个是一个装修工人，看得人很心酸，白天晚上都一直在跑，去各种工地，很辛苦。从这两个人暴露出的行踪，你就能看到，社会分层多厉害，白领的生活多惬意，底层人有多辛苦。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会有担心，数字技术这么发达，这其中是不是会有对隐私的侵犯？不仅限于疫情，可能以后有什么突发性的公共事件，这种排查是不是还会有？
因此，识别治理情境就是很关键的一步。所谓“识别治理情境”，是从社会治理主体的角度来讲的，这个主体有可能是政府，也有可能是某个基层组织，你要识别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境，到底是一件私事，还是公事。
我在江西调研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件事，他们每个村里都有所谓的综治中心，那里有个大屏幕，能看到全村的摄像头，不仅可以看到实时的情况，还可以回放。结果村里有个人在那里值班，通过视频发现，有一男一女在某个地方约会，而且那个女性是他老婆，他跑过去就把那个男性给揍了，后来那个人就把他给告了。
这就明显用错了治理情境，摄像头收集信息，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稳定，这些家长里短不属于治理范围。你利用职务之便搜集这些信息，这是不对的，违背了你的治理目标。
所以治理的主体要明确，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搜集，所有的事情都要管。必须要区分这件事是什么性质的事，在不在治理目标之内，如果不在，就不能滥用，不然会引起全社会的恐慌。
对治理情境仔细进行识别和区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民众的隐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