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中国工业数字化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东北小镇上，坐落着一家制造厂，其从外观上看只是三座简易的厂房，但却被誉为德国工业4.0的模范工厂。
“我们工厂的质量合格率高达99.9988%。”工厂负责人卡尔·比特纳说。
这个工厂主要生产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其他工业自动化产品。在这些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无论元器件、半成品还是待交付的产品，均有各自的编码。
电路板组装好送上生产线之后，可全程自动确定每道工序。生产的每个流程，包括焊接、装配或物流包装等，一切过程数据都记录在案并可追溯。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条流水线上，可以通过预先设置控制程序自动装配不同元器件，生产出各具特性的产品。
很显然，在这家工厂里，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整个产业，都被赋予了数字的能力。
纵观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工业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不仅是大国崛起的根基，更承载着综合国力。
中国用7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工业经济迅猛发展，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站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目前，我国的工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蛮荒时期”。工业企业不知道如何转、工业软件无法满足企业所有需求、工业数字化平台专业度不足......等诸多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工业数字化问题与未来到底在哪？中国如今的工业SaaS如今进展到哪一步？在工业互联网大基调确定的当下，它正在成为当下中国数实融合中最核心的问题。
一
工业数字化的“面子工程”
走得太快，必将错过很多风景，在我国工业发展进程中亦是如此。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在补作业。数字时代下，补作业的同时还要迭代进化，在这种土壤生长出来的中国工业，不出意外地陷入了商业的窘局。那就是“政府热，企业冷”。
工业不同于服务业，其有着重资产的属性，数字化涉及软硬件以及整个流程的改造，耗资巨大，所以导致其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收益更加偏向长期主义。
“曾经有个平台给某一钢厂做节能，钢厂就提出对赌，建设平台的费用从每年节省的能源费用中抽取，最后的合作草草了之。”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企业最关心的是投入产出比。
一个很清晰的事实是，企业主们选择数字化最原始的目的不是带动产业发展，也不是推动数字经济等宏伟的目标，而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化。换句话说就是“降本增效”。但是对于工业企业而言，短期来看，数字化并不是降本增效的*。
“把工位工序数字化以后，由于大量时延的存在，甚至效率还不如以前的半自动化生产线。”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诸多此类的体验，逐渐地给工业数字化扣上了“样子货、面子工程”的帽子。
其实，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在我国工业生产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导致某些企业并未过于关注客户诉求、设计好客户产品。因此没有动力去重视经营分析，这类企业有时会把数字化当做一种政治任务。
而中小型工业企业生存困难，付费意愿低，有点利润便会选择购买设备，增加产能。无法拿出其他精力、资金投入数字化转型中。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工业数字化“面子工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当然，除了工业企业自身的原因，还有来自工业数字化服务商的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5.3%和74.7%。然而据产业家了解，我国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仅为23%左右。
很明显，这表明很多工业项目确实是正在转型，但距离真正渗入整个企业还有差距，简言之，现在仅仅是“能用”，即能看、能控、能统计、能保存……，离“好用”还有很大差距。
对此，一位工业企业主说道，“我们也想转型，但是找了一圈，没有能满足我们需求的数字化厂商”。他认为，工业企业的业务流程极其复杂，这要求软件更是灵活，以支持二次开发，应对业务需求的变化。但工业软件不够灵活，一些数字化解决方案专业度又不高。
事实上，从更大的层面来看，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工业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中国工业并没有像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由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过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许多中国企业仍处于工业2.0，甚至更低的水平。
工业数字化，需要从最原始、*层、最深处进行改造。这需要工业数字化产业链共同的协作，最早意识这一点并行动的不是工业企业，而是工业数字化服务商们。
二
“平台行业化”+“软件定制化”
一个改变发生在工业数字化厂商中。
从根本来看，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找到一个帮助其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合作伙伴，而在工业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软件、平台成为重要角色。
工业数字化产业链可分为上游的设备层、网络层；中游的平台层、软件层；下游的应用层和安全体系等六大部分构成。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则聚焦于中游的平台层、软件层。
前者平台层包括了协同研发、协同制造、信息交易和数据集成等工业云平台；后者软件层包括了研发设计（CAD、CAE、CAM、CAPP、PDM、PLM）、信息管理（ERP、FM、CRM、SCM、HRM、EAM、BI）和生产控制软件（MES、SCADA、DCS），是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价值的核心环节。
从竞争格局来看，主要分为以用友、金蝶等为代表的传统软件厂商；以海尔卡奥斯等为代表的制造业自研厂商；阿里云、腾讯云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以浪潮、华为等为代表的系统解决方案厂商；以树根互联、昆仑数据为代表的初创厂商五大阵营。
可以发现的一个现象是。金蝶、用友这几年高举高打ERP的喊声越来越小，互联网大厂TOB业务越来越强调行业know-how。
这种变化背后，是工业企业需求之下，工业软件、平台的自我革新。
具体来看各个阵营的优劣势。传统软件厂商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加持下，不断进行自我改革，搭建中台，代码平台，往saas服务转型，目前，可将原有成熟软件解决方案向工业领域延伸。但总体来看，云计算技术稍弱。
与传统软件厂商有着同样劣势的还有制造业自研厂商，其优势也较为明显，由于生根于制造业，所以比起其他厂商更加熟悉生产制造流程，所以可以孵化出专业的工业平台。但毕竟是发展较晚，云计算技术储备不足。
而对互联网大厂而言，由于常年的技术储备，所以云计算技术处于*地位，但其缺乏专业、全面的工业知识，简言之就是不够行业化，缺少行业know-how，所以近几年一直再往产业互联网方面发展，希望补齐短板。
再有就是系统解决方案厂商，这类厂商由于有这大量政府、大型企业资源，在企业数据安全等方面更有优势，更易获得大型工业企业的青睐，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平台等信息服务。但这类厂商比起互联网大厂而言，在云计算技术方面也稍若。
最后在看初创厂商，这类厂商的创始团队通常来自头部信息与工业企业，深知工业企业转型痛点，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在工业领域专业度较高，可为特定工业提供行业解决方案。但初创企业通常资金实力较弱。
从各个阵营的优劣势可以明显的发现，专业性、可拓展性、云计算技术是致力于工业数字化厂商的重要竞争力。一个趋势是，工业数字化平台需要更加行业化，工业数字化软件需要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这样的变化，也为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真正的提升。
三
从“能用”跑步进入“好用”
在位于义乌的东方日升光伏工厂里，工程师刘海楠不再需要跨越大半园区的跑上跑下，去保障工厂里各种精密设备的正常运转。
现在，当有设备出现故障时，他的手机会*时间响起，他要做的不再是接电话，而是像一个滴滴司机那样，选择是否“接单”。他和同事们会选择离自己近的需求，并且可以更早判断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先会提示给初级维修人员，若确认是比较严重的故障，刘海楠们才需要出场。
而这种“抢单”功能的背后，是低代码平台。其适用于不同背景的员工，让他们都能进行自主研发，让系统更好地适配工业流程中的各种需求。
而是企业与低代码平台*链接的便是数字化平台——钉钉。基于钉钉，实现了协同研发、协同制造、信息交易和数据集成。
这是工业数字化平台的一个缩影，除了钉钉，飞书、企业微信的变化也在让工业领域发生质得变化。
工业软件带来的变化更为明显。
位于河南和天瑞水泥集团是国家重点支持的12家全国性大型水泥企业之一，产能位居全国前列。
天瑞通过用友的MES系统，联动企业实现了实时采集、无人值守，达到智能监控，智能分析，目前平台已接入了33家企业。天瑞建设分布式高扩展的工业大数据库，每秒采集这些系统工艺数据，实时采集仪表、水、电、气、煤、油，采集压力机、工业分析仪等数据。
目前接入的33家企业，共设计完成618幅监控画面，总计采集了135187个数据点。每年产生4.26万亿条数据。
因此，天瑞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通过平台的应用，贯穿了整个接入企业的生产环节，确保了生产过程真实、透明、精细、时效、准确，打通了企业的ERP和工业层的联动协调管理，真正实现产供销一体化。
通过对移动画面、列表、趋势、报警等多种监视手段，对生产现场的工艺、设备情况进行分析，随时发现异常。基于MES实时数据的能源、成本对比分析。天瑞设计了90个指标，对燃煤有单价、成本，多个指标，进行跨企业跨地区多维度的分析对标。
站在当下来看，整个工业数字化产业链的参与者们，其实都已经意识到工业领域数字化的关键点以及如何做，即如何让数字化变得“好用”，而不是像绣花枕头般的存在。
但在工业领域想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并非一两个特殊的案例就能彻底转型的。
四
“链主制”，工业转型下一站
在我国，中小工业企业仍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这类工业企业数字化痛点十分明显，就是没钱+短期主义者，简言之，这其中很多企业的诉求就是“活着”。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即使他们知道如何转，也很难参与进来，而这些中小企业恰恰是我国工业转型的中间力量。
而打造“链主”或许会是一个新的解法。
“链主”因其处于市场中游，可以链接数量巨大、各个环节的供应商，所以有着较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吸引海量订单，继而将产需进行精准的匹配。还可以借助这种号召力，向上游的供应商提出要求，甚至成为产业标准的制定者，并以此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向下，它以优质产品形成质量优势向客户提高报价。最终，链主可以做到提高销售业绩的同时为上游供应商提供更多订单。
在数字化转型中，若这类“链主”在自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将其数字化能力在产业链中推广，或将渗透其产业链中的数万家企业。
位于长沙的三一重工是重型机械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2016年是三一重工正式走上数字化转型之路的起点。这一年，三一重工逐渐从内部流程信息化走向产业链大数据治理，把制造、运营、销售的所有环节数字化，通过底层技术对信息进行运算、存储、共享。
2018年，三一重工体外孵化的树根互联设立智能制造业务，收集生产设备监控、产品运行状况等“大数据”，改变了以往物联网服务的单一模式，向产业链智能集群生态升级。
首先是运营环节，三一重工通过APS高级排程、MES制造执行系统、能源管理等，实现制造管理过程的数字化。
其次是供应链管理环节，三一重工采用了GPS数字化平台对全球3000多家供应商进行管理，这种统一集采平台大大增强了对供应商进行管理，这种统一集采平台大大增强了对供应商的管控效率，使得原材料和零件采购能够保持统一标准并维持相对稳定的价格。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之间慢慢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开始是他们主动联系我的，我觉得是骗子，就没理他。但是后来一个认识的同行，用了这个系统后真的赚钱了，于是我又重新去联系他。”这是一家供应商的自述。
“加入链主系统之前，月产能3万平米的森联科技只有6000平米的月产量。到现在，森联科技已经完成了一次扩厂，月产量达到了60000平米，员工总数也从80人增加到200人。”
事实证明，没有企业会拒绝真正好用的产品。
再比如海尔的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其也是“链主制”的重要体现。
2019年，海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了全球*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
COSMOPlat可实现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物流配送、迭代升级等环节全流程与用户的零距离接触，提供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
除推动海尔自身转型外，COSMOPlat正从家电行业向汽车、建陶和服装等行业延伸，复制构建了衣联、食联、农业和建陶等15个行业生态，并在全球20多个国家推广，助推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毋庸置疑的是，抓住“链主”企业就抓住了工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牛鼻子”。而“链主制”也是让数字化真正渗透工业企业，打破面子工程，让数字化从“能用”变为“好用”的重要举措，更是工业数字化迈向下一个十年的重要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