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确定的专业性全球城市，以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为目标，通过智能制造、科技创新比较优势，在专业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新能源产业发展，常州进一步明确了“世界新能源之都”城市定位，打造“世界新能源之都”，常州缺乏什么？“世界新能源之都”之外，常州真正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一、硬核而低调
常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春秋时期，吴王封季札领地于延陵，常州得名延陵。汉，常州为毗陵。晋太康二年（281年），设置毗陵郡，常州始为郡、州、路、府驻地；晋永兴元年（304年），常州改为晋陵；晋大兴元年（318年），常州侨置兰陵郡，北方战乱，衣冠南渡，大批北方士族迁入常州。
南朝齐梁时期，北方迁入常州的萧氏集团崛起，常州成为齐梁文化发源地，《昭明文选》成为了常州文学史*个发展高峰，并影响了后来常州历代学者。隋开皇九年（589年），常州得名，并沿用至今；连接南北的京杭运河贯通，常州进入运河时代，成为南北文化交流枢纽。
唐，常州刺史李栖筠创办常州历史上最早府学；连接京杭运河与长江的孟河开通，常州奔牛成为江南航运枢纽。
宋，苏东坡十四次到常州，并终老于常州，带动了常州文风和诗风；杨时为“两程”（程颢、程颐）嫡传弟子，退居常州十八年，传授理学、兴办书院，期间到下辖无锡创办的龟山书院，不仅成为东林书院前身，其思想也延续贯穿到东林书院。
明，儒学大师、抗倭名将唐顺之（唐荆川）的出现，不仅让常州赓续元初“屠城”前唐宋之文脉，也标志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清，常州府为“八邑名都”，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学术文化大放异彩。
自晋开始，常州政治地位就高于附近诸县（市），*，常州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有芙蓉大湖（现为农地）、西为丘陵岗地，处北方中央政权“控扼太湖”之要道；
第二，常州作为运河城市，处运河航运之枢纽，京杭运河常州奔牛往西，进入丘陵岗地，航道冬季水少，过往船只经常搁浅，唐朝官员孟简被贬常州刺史于元和八年（813年）征集民工修通北入长江运河——孟河，由此，江南运河往来船只，在奔牛进出孟河，并由孟河联通长江，彻底解决了江南运河冬季航运不畅难题，运河古镇奔牛不仅成为江南运河*河口，而且成为内河航运枢纽；
第三，1908年沪宁铁路开通，常州处于沪宁铁路中段，尤其常州戚墅堰处于沪宁铁路中点，为修理铁路机车方便，1936年成立于1898年的吴淞机车修理厂迁入戚墅堰，戚墅堰机车厂不仅成为常州*个大型机械厂，而且常州也开始了机械工业的历史。
清时，常州作为“八邑名都”，是所辖八县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在讲究“士农工商”秩序的古代社会，生活在常州府城的人以追求功名和学问为主，以“士大夫”为自居，尽管居住在运河两岸繁华商业区，但大多不羡慕富商巨贾，反而以文人、名士为主；生活在下辖县城的人追求财富为主。
从常州闹市区走出来的晚清实业家、创下11项*的盛宣怀也并没有在家乡进行实业投资，投资实业和创办大学主要在上海和天津，现常州留下的盛氏建筑都是盛宣怀年少居住的老宅，而真正在常州进行实业投资、奠定常州纺织工业基础的刘国钧来自长江北岸、明清归属常州府管辖的靖江。
因此，与无锡相比，常州不是一座工商业特别发达城市。
明、清、民国期间，常州城内短短千米、倚古运河而建的青果巷，汇聚了唐顺之、盛宣怀、李伯元、吴祖光、赵元任、周有光、瞿秋白、刘国钧、史良等名人故居；坊间流传“一条青果巷、半部常州史”的“江南名士*巷”，除了寥若晨星的富商巨贾盛宣怀、刘国钧故居外，有着浓郁商业氛围的青果巷大部分老宅是功成名就文人雅士的故居。显然，比较苏锡常三市名人，常州有名商人少，但其他领域名人多，且清朝下辖八邑文人（如钱穆、刘半农、刘天华等）大多曾到府城常州就职或就学。
鼎盛时期的清朝常州府，不仅名人辈出，而且在文化思想、诗词散文、绘画艺术、中医诊断等领域自成一派，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常州学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
其中，源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由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以汉今文经《春秋公羊传》为研究对象，起初属纯汉学研究，但在鸦片战争后，龚自珍、魏源援引“常州学派”公羊学理论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康有为利用今文经“托古改制”，作为“戊戌变法”理论依据，后有人把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列为“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常州画派”以恽寿平（恽南田）、唐宇光为代表，形成于康熙年间，以无骨工笔花卉为特点，既有浓厚的地域审美，又浓缩了主流文化代表性，不仅名扬海外，而且名家辈出，近代刘海粟、谢稚柳更是把“常州画派”推到一个被普遍认可高度；“孟河医派”以居住在常州市孟河镇费、马、巢、丁四大中医世家为代表，行医上海、常州，其中，1880年马培之晋京为慈禧治病，1924年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赠以丁甘仁“博施济众”匾额，现上海中医药大学也是丁甘仁创办。
在文字语言领域，近代常州也是独领风骚，人才辈出，形成了独特的“常州现象”。中国从古代社会转型到近现代社会中，西学东渐，用26个字母作为拼音符号标注文字读音，这样的创举唯独处于多种语言交汇处的常州人最早想到，并付诸行动。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常州知识分子不论政见不同、专业不同，几乎天生就是语言学家，连同常州周边丹阳等地，与常州有关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有段玉裁（金坛人、龚自珍外公）、吴稚晖、瞿秋白、赵元任、吕叔湘（丹阳人）、周有光、蒋维崧等。
综上所述，常州终究是一座追求精神富有的城市，不是一座特别追求物质富有的城市；常州是一座有文化硬核的城市，又是一座低调城市。
二、被低估的城市
苏锡常都市圈作为上海大都市圈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其他都市圈不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多中心都市圈。苏锡常三市作为苏锡常都市圈的三个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路径及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相同：
明清大部分时间，苏州是中国经济中心，但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后，中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苏州成为产业空心化城市和一般消费城市，这也使得苏州主城区经济在20世纪一直不强，苏州汽车牌照只拿到了“E”；21世纪苏州经济总量排到江苏*，一方面得益于1983年“分家产”时分到家产多，另一方面得益于靠近上海更容易引进外来资本。
20世纪初，无锡崛起，得益于一批本土民族资本家的崛起，不同于一般城市，无锡本土民族资本家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封建官僚回乡创办实业，二是封建商人投资兴办实业，三是买办资本回乡投资兴办实业。
20世纪早期，常州工商业发展主要依靠来自靖江农村刘国钧兴办的纺织业和1936年戚墅堰机车厂建立，刘国钧在常州投资不仅有“刘半城”之说，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常州轻纺工业发展基础，戚墅堰机车厂则给常州带来了机械装备产业；常州与无锡明显不同的是，受“士农工商”思想影响，常州本土工商资本薄弱，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的无锡本土工商资本势力强大，同为李鸿章麾下的常州人盛宣怀没有回乡投资实业，而无锡人杨宗濂率先回乡投资兴办实业，引领了无锡工商产业发展，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上“锡强常弱”局面。
20世纪80年代，苏南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冠以为“苏南模式”称号，常州也被作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但是，若深入分析“苏南模式”的成因和分布，可以发现，常州真正具有“苏南模式”特质的乡镇恰恰都是靠近无锡市区和江阴市的乡镇，如横山桥、遥观、横林、雪堰、礼嘉、洛阳、郑陆等镇，常州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明显受无锡等地影响而致，另外，常州市也不是所有乡镇都具有“苏南模式”特质，这说明常州还不是“苏南模式”最早发源地。
20世纪80年代初，常州曾因城区工业快速发展，位列全国“明星城市”，一度因工业发展速度高、门类多、规模大，而在江苏经济总量*，但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常州经济辉煌时代也宣告终结。
在清朝以运河航运为中心的时代，因常州处于运河航运枢纽和南北方文化交汇地带，使得常州能够集各方优势。近现代，常州主城地处沪宁铁路中间，虽人才辈出，但以追求功名仕途和书画艺术为主，也最易被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高等级城市“虹吸”，加之常州人外地办学，更是助推了常州学子外地求学求业。
例如，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前身）、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前身）等，吸引了大批常州籍学生。
教育地位上，苏州有中国最早教会办的大学——苏州大学，无锡、镇江有着比常州历史长20年以上的大学。20世纪50年代，南京的高校资源对外转移，常州没有分到“一杯羹”，而无锡、镇江分别得到了食品工业系、农业机械系，逐步演变成如今的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常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了1981年成立的江苏化工学院，才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常州大学；1986年常州电力机械厂机械职工大学并入河海大学，才发展成为如今的河海大学常州校区；1984年创办的常州职业师范学院，才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江苏理工学院；1982年常州市职业大学更名为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才有了如今的常州工学院。
经济实力上，1983年江苏省率先进行“地改市”大分家，事实原则是地区行署所在城市、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具有优先选择权，苏州市得到了更大的地盘（太仓和张家港市原江阴析出区域）；镇江市保住了经济实力强、交通区位优的地盘（丹阳）；无锡市得到了江阴、宜兴，并拿到1/3太湖水域；常州市保留了武进、阳湖和不搭界的溧阳、文化差异的金坛，且与无锡、镇江的市界犬牙交错。
三、试错、纠错
大分家后，常州经济总量长期相当于苏州的1/3、无锡的2/3。
（一）试错纠错中进行产业选择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苏州和无锡，无疑搭上了信息产业发展的快车。2000年后，随着国有单位、政府机构分房政策取消，中国又迎来了房地产业推动的城市化加速，张家港、江阴、常熟的钢铁工业也迎来了市场需求“井喷”阶段，苏州、无锡又搭上了重化工业发展快车；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互联网硬件产业集体选择到长三角投资，苏州工业园、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经济开发区等迎来了台湾资本投资高潮，无锡高新区迎来了物联网、芯片产业发展高潮，苏州、无锡搭上了信息产业发展快车。
对于信息产业，常州不是不想发展，也规划建设了“园中园”——电子信息产业园，但真实效果不理想。2004年常州选择了本土企业家投资建设钢铁项目——铁本项目也受挫。
常州不得不在压力中寻找出路，一方面，常州找到了新能源产业中的光伏产业作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坚定了科教创新发展道路。于是，位于常州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园改为了光伏产业园，现形成了以全球光伏头部企业天合光伏公司为龙头的光伏产业链，位于武进高新区的科教城形成了完整的集学校、研究机构、孵化器于一体的创新链。除了光伏产业外，常州还盯上了新材料——碳材料（石墨烯、碳纤维）。
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骗补事件曝光后，常州决策者认识到新能源汽车“洗牌”时刻已经来临。为此，常州决策者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中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率先进行布局，在溧阳、金坛引进了全球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蜂巢能源等动力电池企业；同时，积极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先后引进了理想、比亚迪等整车企业入驻常州。现在常州已成为中国*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动力电池与储能在技术路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从动力电池产业延伸到储能产业，结合常州已有的光伏、风电、输电、变电等企业，常州已形成了新能源产业完整产业链，提出了打造“世界新能源之都”战略定位，主要依据在于：一是新能源产业门类全，二是新能源产业规模大。
但常州能否真正成为“世界新能源之都”，还存在着短期难以克服的“软肋”：一是常州动力电池企业不是本土企业，只是生产基地；二是动力电池研发力量薄弱，研发机构不在常州。2021年在第三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常州申报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在初赛中落选，主要原因就是常州仅仅是生产基地，不是动力电池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溧阳时代公司研发总部在福建宁德，金坛蜂巢能源公司研发总部在河北保定，宁德市动力电池集群、保定市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因具有研发实力，都顺利进入了第三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录。
（二）城市重点发展区域
常州因运河而起、而兴，因此，古时常州城市沿运河发展；到了近现代，京沪铁路、公路（G312）、高速公路（G42）均与运河平行建设，常州也应顺着交通走向发展。但在苏锡常三市中，唯独常州市区既连着长江，又连着太湖，为了利用长江港口资源，1992年常州就确定了“控制东西、南北发展”战略，先是重点发展常州北部，设立了常州高新区；2006年为了表示北向发展决心，把位于老城区的市政府搬迁到了北部。在发展常州北部同时，南部作为武进区的重点发展区域，1996年设立武进高新区，2002年规划建设常州科教城，迁入常州大学及部分高职院校进入科教城，2012年武进高新区升格为国家高新区。在常州南北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又有东西发展思路以及发展高铁新城战略。
常州现跳出了东南西北中范围，选择了处于滆湖与洮湖（长荡湖）之间的“两湖创新区”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建设“两湖”创新区，主要依据在于：一是“两湖”周边，尤其滆湖北侧原是20世纪70年代围垦湖泊形成的农场，产权为政府所有，没有过多建筑物拆迁，开发费用低；二是2013年中国第八届花博会召开，使得滆湖北侧土地变性为了政府掌控的建设用地；三是“两湖”区域正好处于常州市域中心，有利于金坛、溧阳发展。
但是，“两湖”创新区也有明显不足：一是“两湖”创新区偏离了常州主城区，苏州往金鸡湖、无锡往太湖发展近在咫尺，现把一些常州本地大学和引进外来大学放到“两湖”创新区不一定成功，1992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为响应南京政府号召，曾在江北的南京高新区建立校区，结果从重点大学变成了独立学院，招生也由本科一批变为本科三批；
二是常州作为地市，需要的是集中、集约发展，而不是“摊大饼”式扩张，为城市扩张发展，不同区域建立不同火车站，将导致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常州市级火车站以不超过三个为好，对比深圳，深圳的经验就是集聚集约发展，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三是常州主要人口分布于清常州府板块，上海大都市圈需要一体化推进，加强原清常州府各县之间联系是常州发展“王道”；
四是常州作为运河城市，需要继续发挥运河航运功能，通过运河航道、长江航道加强与上海临港新片区集装箱物流合作。
四、在上海大都市圈中常州应该发展什么？
常州作为专业性全球城市，应在三个维度发挥作用：一是文化，二是制造，三是研发。
开发常州文化，主要从古书、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遗存遗迹中入手，把常州历史名人、重大事件、主要建筑、艺术作品、主要思想等通过现代技术再现。
制造业是常州最有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领域。常州制造业发达，但主要为某一领域配套企业，常州除了要大力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外，还要大力发展整车整机企业。通过整机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协同创新、配套生产，使常州企业不仅获得生产利润，而且要获得研发利润、销售利润。在制造企业发展方面，不仅要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要通过人才引进，培育一批本土高科技企业。
在研发领域，常州企业应积极对接产业型研究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推进协同创新，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积极解决产业中共性问题，使企业由生产主体为研发生产主体，发挥企业在微创新方面应有作用。作为“世界新能源之都”发展定位，常州不仅需要生产能力提升，更需要研发能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