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一年被裁了2次的陈静终于找到了新工作。
失业像一场漫长的命运搏击，有很多次机会，眼看着要击倒对方，又突然被当头一棒，唯有等待时间过去，在关键的时刻出拳、争取胜利的机会。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受疫情散发多发的影响，个别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了阶段性上升，高的时候达到过6.1%，12月份回落到了5.5%。
随着疫情影响逐渐从生活中淡去，这些失业人员的工作回归日常了吗？这一段时间的被动停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一年被裁2次”
1月30日，陈静走进新公司，在新的工位摆上她的手办。1个多月前，她刚刚把它们从上一家公司工位收走。
过去一年，做互联网产品运营的她经历了2次裁员。上半年是她工作了5年半的互联网大厂，下半年是她刚入职5个月的另一家互联网企业。
危机从2021年下半年便初见端倪。
彼时，她所处的业务线线下活动开展不顺利。2022年5月，领导在群里通知了裁员的消息——“有两个选项，转外包或者拿离职大礼包走人，前者意味着月薪持平、年终奖缩水、转换base城市，没有赔偿，所以我们都没有选择这条路。”
*次被裁员，陈静last day的朋友圈。图/受访者提供
几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第二家公司的重要分管领导离职，她所在业务线被公司战略性放弃，“只保留一小部分技术岗位，我们运营部门全部走”。
这一次，陈静早有预见：“我不在核心业务线，我做的产品属于公司内部员工使用、内部支撑的一个岗位，如果企业要降本增效，它肯定会从这种产品进行缩减。”
第二次被裁员前，陈静用照片和油画棒记录了工位外的黄昏。图/受访者提供
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做品牌公关的李想，她在2022年4月被一家互联网文娱类企业裁员。
去年，这家企业同样经历了线下活动推迟，李想自己也经历了两次小区封控。封控后返岗时，企业就向她提出了解约或者降薪，“我知道只要答应了降薪，后期是很难恢复的，因为没有办法约束，所以我选择了离职”。
做调研岗的张松柏，也分别在2022年9月、2022年11月被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房地产企业旗下科技公司裁员。
失业的场景各不相同，原因却是相似的——公司战略调整、行业大环境改变、企业业绩不佳……市场这只巨兽抖一抖身子，无数附身其中的人就会像它身上掉下的毛一样被迫漂流。
“为了找到工作，我故意打扮得中性一些”
留给成年人失业的喘息时长可能很短。
尤其是陈静这种有房贷的压力、先生也几乎同时期失业的情况。这也是她仓促入职又再次被裁的原因之一。
但找工作的困难，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
作为一位资深互联网人，以前只要她在招聘网站上更新一下简历，“一天就能接10个猎头电话”。
2022年开始，她明显发现基本上不会接到猎头的电话，“即使接到了，一找认识的人打听，这个岗位其实处于锁定状态，在里面的人也干着好几个人的活儿”。
互联网行业大裁员，那转型去传统行业？陈静不是没试过。
在找工作的几段时间里，她面过通信类企业、大型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银行等金融企业等几十家传统企业，但因为长期在互联网行业，她并不能完全理解和适应传统企业的招聘方式。
“它们很多会有笔试，考行测题，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工作十年的人要做这种题来证明我的业务能力；这些企业我大多数一轮游，也有进入终面没有被选择的，或者几个月后又来找我但需要我重新从*轮笔试开始的……这些规则都不透明，与我熟悉的‘业务—HR—leader’的互联网企业面试流程大不相同。”
很长一段时间里，做品牌公关的李想每天都会把招聘软件上能投递简历的次数用完（约100次），还花钱买了VIP会员，可以将自己的简历在HR那置顶。
但投递打开率却越来越低，“真正跟我索要详细简历的可能每天都不会超过两个”。
过去这段时间李想的招聘软件界面（局部）。图/受访者提供
李想购买的招聘软件会员。图/受访者提供
求职者们都有共识，那些未读的简历、那些快到手却没有回音的offer，归根结底是岗位供大于求了。
企业招聘岗位缩减，当1个岗位有10个人进入终面，另外9个人就会进入焦虑的等待。即使陈静曾准备适度降低薪酬，对企业的诱惑力也不大。
岗位少，换行业的壁垒难跨越。雪上加霜的是，过去三年许多面试以视频形式进行，“有些公司直接没有提到说线下面试，即使我就在那座城市”。
张松柏便是如此，她原计划从北京到上海工作，但到了上海发现不需要线下面试。隔着网络，企业与求职者的了解程度是否与线下面试等同，也不得而知。
同时，女性求职者还会因为大龄单身遇到隐性的困难。
李想已经习以为常——“我从27岁开始，面试官就会明确地问我婚育的打算了”。随着被问得越来越多，她在去年求职过程中，计划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客观上自然是不能“解决”的，她做了形象改变：“我留了超短发，直接抹掉妆容，再加上比较中性的打扮，真的有效，反正别人一看就不太好意思问我这个问题。”
“我接受了，有一天我不是白领”
因为“被裁员—短暂入职—又被裁员”的经历，求职者们的*简历被打破了。
陈静已经没有力气在乎：“曾经我认为工作是一份事业，如今我想工作只是一份工作，我也很难再有动力去做职业规划。在大海当中航行，个人意志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风往哪边吹，船长怎么想。”
张松柏原本是211、985硕士学历，*份工作做了五六年，也有漂亮的经验，“但现在我的稳定性会被质疑，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年龄劣势——我已经30岁，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两段被裁员的经历，但其实都是被动地换工作”。
更令她感到疲惫和危机重重的是：“企业并不能接纳一个30岁的人，只有26岁的技能，拿基于这个技能的薪资，不带团队也不做管理，它只想你一直高速成长——这真的健康吗？”
她渴望有一个地方“苟着”，但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李想一边求职一边做了许多兼职：电影院场务、酒馆打酒师、护肤品检测志愿者……这些“工作”和日常健身缓解了她90%的失业焦虑，也覆盖了她每月水电房租开支。
“两年，我月消费从1万+元缩减到了2000元。”
李想2022年的健身记录和影音记录。她一边兼职一边做人间观察，在酒馆认识了很多文艺工作者，在电影院见到了吵架离场的情侣，也*次经历了假期三倍工资，还见证了电影院上座率恢复的历程……图/受访者提供
“我还坦然地告诉朋友们，我在电影院兼职。”她至今未找到工作，也做好准备，如果回不到“脚踩高跟鞋，在高大上的写字楼上班”的日子，就接受自己成为一个电影院的服务员或者便利店的工作人员。
对于没有房贷、消费不高的她来说，“白领只是标签，重要的是生活的乐趣”。
随着2022年年底防疫政策调整，生活回到了日常。1月中旬，某招聘平台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55%企业将于2023年扩大招聘规模。
这个春天，张松柏进入一家做线上会议产品的互联网公司，岗位仍然是调研；陈静也入职了一家做基础运维（计算机服务器维护）的企业，岗位仍然是产品运营。
一切都好像没变，一切又好像变了。
应受访者要求，陈静、李想、张松柏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