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低的生育率代表着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抑制的生育愿望，尊重年轻人选择权的同时，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2月20日，上海市卫健委发布《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其中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全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7。
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维持现有人口规模，而这一指数的国际警戒线是1.5——一旦低于这一警戒线，就有可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社会的惯性和自我强化过程会使生育率的下降趋势更难扭转。
与上海相比，2021年日本东京的总和生育率为1.09，韩国首尔为0.63。同为东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三座城市以及它们所在的国家似乎“同病相怜”，生育率逐年走低。
2022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78，连续五年低于1，全球垫底。日本近年的生育率相对平稳，保持在1.3以上，但自1995年之后也没有再突破过1.5。
在中国，开放二孩、三孩的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鼓励生育的措施不断推出，但看起来仍旧是收效甚微。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的超级大城市，上海可以看作是中国出生率降低的缩影。
生育率为何一降再降？我们又该如何去谈论生育？
01 低生育率的A面：被房价压垮的年轻人
是什么在阻止年轻人生孩子？
从短期来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为了影响生育率的黑天鹅事件。病毒带来的健康忧虑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导致一些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加剧，生育暂时被搁置一旁。
从更长远来看，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可能才是年轻人不想生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学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41 个城市在11年（2008—201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得越快，生育率下降得越快。同时，如果用房价收入比衡量居民的购房能力，则会发现居民购房能力下降得越快，生育率也下降得越快。
该研究认为，“居民收入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但房价提升幅度更大，收入的提升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因此鼓励生育的重点可以放在调控房价涨幅、提升家庭购房能力上。
关于房价对生育的影响程度，还有不少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计算。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发现，商品房均价每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下降约0.2个。
类似的情况不单单发生在中国。韩国国土研究院发布的《住宅价格上涨对出生率下跌的影响研究》报告称，房价每上涨1%，将导致未来7年总和生育率减少约0.014人。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国，研究者基于对于1940—2000年住房租金与生育率的普查数据，发现租金的上涨会显著地抑制生育率。
对于想生而不敢生的年轻人，城市的高房价无疑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在不少中国人的观念里，买房是生孩子的前提。对安居的执念，不仅仅是文化传统，更是现实考量。
生养孩子需要一定的空间，加上双职工家庭养育子女往往需要上一代或外力的帮助，意味着这个家庭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会扩大，购房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同时，房子代表的不只是容身之所，往往还与户口、学校、医疗、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挂钩，不拥有自己的房子就生孩子，无异于一场全家人的冒险。
生育和买房牢牢绑定在一起，而扩大的住房需求又遇上节节攀升的房价，成了城市小家庭难以招架的矛盾现实。
高房价是影响生育率的经济因素之一，也是谈论生育时绕不开的话题，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综合而复杂的。
02 低生育率的B面：想要更好的生活
从数据结果直接推导来看，影响中国生育率的一大因素，是育龄妇女人口的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5-49岁的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而这种趋势在上海更加明显，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育龄妇女人数为630万人，2019年下跌到599.87万人，2020年下跌幅度非常大，为432.9万人，2021年几乎跌破400万，跌至400.41万人。
随着80后、90后、00后这几代独生子女步入婚育阶段，育龄人口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小。换句话说，父母少了，孩子也跟着少了。
从人口规律来看，生育率降低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联合国《2022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前25个国家几乎都是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则普遍较低。
一方面，医疗的发展让人类不再需要以高出生率来确保婴儿存活的数量；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让她们在经济上比以往更为独立，得以在婚育问题上有了更高的自主权；而教育则让现代人对于生命意义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原子化的城市中，城市人作为一个个独立而疏离的个体而存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逐渐被削弱，家庭的规模不断收缩。互联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独居，婚育的含义一再被改写。生育的土壤不再肥沃，生育的模式也转向了精耕细作。
成长环境更丰裕、人格更独立、选择更多元的独生子女正摆脱传宗接代的旧脚本，将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而面对个人发展与养育责任之间的矛盾，很多人不再会不假思索地延续上一代人的活法。
同时，在东亚内卷式人生的时代背景下，居高不下的教育成本，996、007的职场现状，消耗着年轻人的“求生欲”——生活已经够难了，谈何生育。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孩子的期待不是给自己养老，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同频共振的亲密体验，是因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因此也希望让更多生命感受同样的美好。而在工作内卷、精神内耗的状态下，他们往往期待自身变得更好，再考虑生育问题。
如此看来，相对低的生育率，也可能代表着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03 关心人口，更应该关心人
也许，每当生育率下降问题再度被讨论的时候，除了哀叹年轻人不爱生孩子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抑制的生育愿望本身，在尊重年轻人选择权的同时，也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就以性别平等作为例子。在过去，女性地位的提高往往被视为抑制生育的因素，但进入二次人口转变的阶段，人们发现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U形的形态，即性别平等在最初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但在后工业化社会，性别平等有鼓励生育的作用。
对比北欧和东亚，这一点尤为明显。
世界经济论坛（WEF）2022年发布的世界各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从经济、教育、健康、政治四个方面对各国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指数化衡量，在146个国家里，排名前三的是冰岛、芬兰、挪威。
这些北欧国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低谷后，生育率开始回升，并保持在1.7-1.8左右。2022年，新冠疫情中的冰岛甚至出现了产科床位不够用的情况，一度需要从其他国家招募助产士。
反观东亚三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中国排在第102位，日本排在第116位，韩国排在第99位，生育率也一路走低。
从北欧的人口趋势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完全和生育率呈负相关，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一定降低生育意愿，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全方位的性别平等对于生育率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可惜在东亚，有生育意愿的女性普遍面临着“母职惩罚”，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下，成为母亲意味着在职场遭遇更严重的工资歧视、上升困境以及日常的区别对待。
不平等也加剧了两性关系的恶化，女性的系统性困境被移花接木，轻描淡写地化身为两性之间鸡毛蒜皮的利益之争。爱情受到全方位的现代性质疑，而落后的风俗却仍发挥着余威。
在得不到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既渴求相对平等的地位，又不得不将生育当作谈判的筹码，以在两性关系中换取更多话语权，颇似“母凭子贵”的现代变种。婚育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
令人遗憾的是，在种种谈论生育的语境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将人工具化的意图。可是，生育当为自由意志的表现，它既不应该背负经济增长的KPI，也不应该是女性搏得平等权利的筹码。
也许，生育本身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不应该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手段。或许，让生育回归生育，才是问题的答案。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谈论生育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