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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在黎明前的细胞治疗行业

这个新兴领域在海外似乎落地不畅,回到中国,CGT的发展也同样遇到了一些难题。

2023年春天,在波士顿从事CGT(细胞疗法与基因治疗)研究的一位Biotech创始人忽然发现,在他去年底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些国内外纷纷找来合作的投资机构,几乎一下子消失了,一问起来,对方就说再等等。

近一年来医药市场的寒冬,使得二级市场大跌,一些从二级市场套现再投资的机构,一下子“钱紧了”。风险投资开始背离“风险”的本质,开始寻求更多的确定性。

这位科学家出身的创始人回忆,就在不久之前的2022年,在其它创新药领域遇冷的时,细胞疗法依旧很热——国内一二十个类似的项目一下子冒出来。但就在今年,CGT这一条曾经铺满黄金的赛道,突然的就转向了。

一方面,各大券商研报依然在不停播报和滋长着资本的信心: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中国CGT相关投融资事件高达142起,全球市场的体量还在不断扩张,在去年达到了200亿美元。

而另一方面,一些Big Pharma对CGT的投入呈现回撤的迹象:就在上个月,Intellia Therapeutic在其第四季度财报中宣布,合作伙伴诺华已结束镰状细胞疗法OTQ923 / HIX763的开发。两者的研发合作计划签订于2015年,七年间诺华曾不断对协议进行着扩大。

GSK更是已经对撤退该赛道进行了公开宣告。公司在经历过新一轮研发管线大换血之后,与三家细胞治疗公司关于TCR疗法的合作项目率先牺牲。GSK已经表示:“正式终止在细胞与基因疗法方向的研发投入”。

要知道,像GSK和诺华这样的药企曾经是CGT领域的先锋。诺华作为*家获得FDA批准的美国CAR-T疗法的公司,打响了领域竞赛的*枪。不过公司在CGT方面的发展一直不顺:今年1月底,诺华的镰状细胞药物Adakveo显示其III期验证性试验失败,存在退市等严重风险。

这个新兴领域在海外似乎落地不畅,回到中国,CGT的发展也同样遇到了一些难题。

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作为国内CGT领域的两大护法,似乎预示了未来CGT在中国的光明前景,也着实给市场点上了一把火。然而,这两款产品对企业的实际拉动效果有限:从公司财报中估算,CGT产业每年能服务的患者不过200例左右。

如今,以CART为代表的CGT药物已经成为投融资圈、科学家圈、药企圈一个响亮的暗号,但对于真正有需求的患者来说,还在路上的应用方案和高高在上的治疗费用,似乎让CGT仅仅成为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遥远概念。

一名长期接触CGT业务的CDMO从业者概括了这种矛盾:“CGT是继小分子和大分子领域之后生命科学的一个新出口,它的价值在于未来。现实的一些技术障碍,对于药企来说是寻找突破的商机,对投资者来说是拉高期待的砝码,但对于患者来说,这就意味着治疗希望的破灭。”

但在资本环境急速收缩的当下,行业也变得和患者一样开始务实了起来。上述CDMO从业者坦言:这一年里CGT相关合作“在谈的很多,落地的很少”。

如此,一个不为人知的CGT现状也许正在被逐步揭示:表面光鲜,内里受伤。

01、破掉的泡沫

和其他领域一样,CGT在2022年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性的投资环境有极大关系。

2022 年,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总金额约346.08 亿美元,同比降低约38%;投融资事件数量为1018 个,同比降低约13.51%。在这样的大盘子里,CGT的热度也不能幸免遇难:2022年CGT领域投融资金额降低26%,事件数量降低约49%。

上述CDMO从业者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这个领域的钱变少,从被投公司类型的逐步单一化也能看出来。之前这个领域的公司类型会更多样,做平台的、做技术的都有,但现在基本上一站式做CGT的CDMO公司比较难拿钱,剩下的都是做特色业务和独特技术的公司。

比如,之所以和元生物作为一家做CGT业务的CDMO公司能够在去年上市,就是因为和元生物抓住了比较小众的溶瘤病毒业务。目前公司在执行的42个CDMO订单中,有一半来自于溶瘤病毒。

而对于那些做主流业务的CGT企业而言,泡沫破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高昂的开发和临床成本。CGT在发现和临床前阶段的研发费用在9亿美元至11亿美元,临床阶段的费用在8亿美元至12亿美元,远远高于传统药物的6-7亿美元及6.5-7.8亿美元。在这种压力下,50%以上的企业都很可能面临预算超支和项目延期的情况。

因此,CGT的发展严重依赖整体市场的景气度。同时考虑到:全球超过70%的CGT公司都是Biotech,Big Pharma通常会通过和Biotech合作的方式增加自己的CGT管线——而Biotech能不能活、能活多久,很大程度上都要投资者的钱袋子。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CGT技术和市场的长期脱节。

直到现在,CGT生产的关键技术还没有成熟得解决。一名在CGT领域从事一线研发的专家提到,即使一家CGT企业的产品做得还不错,但有没有能力去生产都是一个未知数。关键在于能不能生产足够健康的细胞:现在基本上从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那里拿过来的细胞都做不成,就是因为没法生产出合格可用的细胞。

上述专家以他最近看到的一则业界动态举例:“MD Anderson (世界知名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公开了一项最新的细胞扩增技术,我一看:上面写着前提是细胞必须是freshly prepared。这证明了我原来的猜测,只要细胞的质和量得不到保证,只要生产机构的方法得不到改进,一切都是空谈。”

在技术瓶颈横亘在产业面前时,市场却似乎选择了忽略,这种脱节也许会在未来激起更大的泡沫。

如今,市场似乎依然把焦点放在和CGT靶点和适应症的拓展上。CART疗法不甘于原先血液瘤的窄小空间,正在逐渐拓宽实体瘤领域——根据ClinicalTrial提供的数据,去年针对实体瘤的临床试验占比为43%,相比去年增幅为44%。

而生产技术这根危险的引线,却正在行业的暗面慢慢燃烧着。

02、产业化的困境

生产的成本降不下来还和CGT这种“个性化”有关。反馈到前端,就是CGT如何从自体型进化成通用型。这一直也是CGT领域的争论话题。

目前,自体型CGT产品依然占据着行业主流,相关企业占比约90%左右。但是除了“好做”以外,这种路线基本就不存在什么优点:生产成本昂贵、生产耗时过长、工艺难以规范。而同种异体免疫细胞,也就是通用型产品,则以“批量”和“现货”两大优势成为了竞相抢夺的果实。

但通用型疗法的表现,目前依然差强人意。

就在今年1月底,Allogen在Nature Medicine 上公布了的其异体BCMA CAR-T候选产品ALLO-715的1a临床数据。在用于治疗复发性/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MM)的临床中,使用ALLO-715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55.8%——而针对同样的适应症,百时美施贵宝的自体疗法Abecma的ORR已经达到了72%,传奇生物的自体疗法Carvykti的ORR更是达到98%。

对于患者和医生来说,通用型CAR-T的吸引力实在有限:甚至还不如已经完全商业化的双抗产品。比如强生的BCMA/CD3双抗,治疗MM的ORR就已经达到了64%。

除了明显逊色的客观缓解率以外,通用型产品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来自于使用的安全问题。

上述专家表示:通用型CAR-T疗法产生的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导致一定几率的致死情况。目前业内主要通过敲除T细胞的 TCR 来缓解这类情况的发生,理想情况是能达到百分之百。但目前即使是最高效的技术,也只能做到95%左右。

“肿瘤病人的身体本来就弱,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很危险。所以经常有人来问我CAR-T这个东西怎么做怎么保险,我就讲你别问我:就算你治好了100个病人,但只要其中有两三个病人死亡你就完蛋。”专家继续说道。

曾经,FDA和NMPA对CGT产品的开放态度,是行业能够施展拳脚的一道保护层;但这一层护盾,在面临致死案例时也必然发生冷酷的态度转变。

在CGT领域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便是:2017年,诺华CAR-T产品 Kymriah获得FDA批准上市,成为领域内的里程碑事件。然而,就在四天之后,另一家公司Cellectis在研的通用型CAR-T产品UCART123在治疗时出现1例患者死亡的事件,随即被FDA暂停临床试验——Cellectis公司的股价在几天内暴涨暴跌,在冰与火之间陡然转换。

对于大部分渴望通过通用型路线实现产业的CGT企业来说,刀口舔血的日子正是火热前景背后的残酷现实。真正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那天,还远远排在日程之外。

03、CDMO难堪大任?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经有19家公司入局CGT CDMO赛道,其中不乏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凯莱英这样的大厂,投资名单上也不乏高瓴这样的大资本。

这也给了业内和业外人士一些错觉:CGT的产业链上游都这么繁荣,是不是意味这个领域的中下游也同等吃香?

上述CDMO从业者解释,国内做CGT的CDMO企业多,并不是因为做CGT的企业更多或者更有钱,而是得益于领域的外包率高。同时,做CGT的CDMO也有隐形门槛,那就是公司体量和市场占比——前6名CGT CDMO市场份额接近90%。

“大部分小企业跟风进了这个赛道,但后来才发现自己根本接不了单子。因为客户知道这个东西难做,没有经验的新公司根本得不到认可。有些客户即使是排队,也会选择交给龙头去做。

然而,在一些CGT技术的研发者看来,即使是实力强劲的CDMO企业,在做CGT产品时也不能完全胜任。

“CDMO的人员流动比较大,流动比较大就出现问题。我们合作CGT药物都会给CDMO员工进行很长时间的培训,这就涉及到技术转移。但经常会出现技术转移好了,但负责的人中途离职的情况,这就很难办了。“上述专家提到。

而对于日益加重的行业集中度,该名专家也认为变相抬高了CGT药物的生产价格台阶。“现在的CDMO会一直在你提出的价格上不断加码,比你自己生产的价格还要贵。

对于这种在合作过程中不甚愉快的裂隙,CDMO方也有自己的苦衷。

“GMP厂房建设成本很高,而且针对CGT的生产需要对工艺、设备进行反复严格的测试,整个流程会拉得特别长。但在后续推进过程中,又存在来自药企的太多不确定因素,来自临床的数据、来自投资人的压力,可能会对技术路线有反复调整,甚至推翻。

这样的拉扯造成了很大的时间成本。“上述CDMO从业者提到,他认为:药企不能只看生产过程中的耗材和人工成本,来自于合同、沟通、风险上的难题,才是价格递增的最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中国及全球CGT CDMO订单还没有持续放量的情况下,很多已经选择了造厂扩产。去年上市的和元生物: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了24.59%,但公司总资产却增长了95.83%,其中大部分用在了GMP车间的建造上。

“作为上市公司,和元有来自资本的扩张压力。但CGT订单和订单之间的差异特别大,未来公司要怎么权衡和兼顾,还是一个不小的管理挑战。“上述CDMO从业者表达了自己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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