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业招商引资刷新历史：这一次，上海将目光瞄向过去产业转出的区域——西部省市。
几天前，2023上海·川渝投资合作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签约12个项目，总签约额超52亿元。同时，投资上海·宝山川渝服务点、投资上海·金山川渝服务点也正式揭牌。
在媒体报道中，上海此举是“放下身段”，一改过去的“低调”招商，高举高打加入城市招商竞争，在全国产业经济版图搅起更大浪花。
也有人发出疑虑：作为全国制造业的领头羊，上海一直是川渝等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对象，这次角色转换，上海“调头”向西部招商，是否令当地面临产业“掐尖”风险？
上海的选择
今年以来，上海招商引资动作不断。
作为上海的传统优势项，外资频繁发力。2月开始，外资企业屡屡成为上海的“座上宾”，加码合作成为双方探讨的关键词；上海也主动出击，出台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新政，前往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城市上门招商，据此前安排，上海今年类似的海外招商活动数量将不少于100场。
如果说向外资抛去橄榄枝是上海的“基本操作”，那么，上海还史无前例地奔赴多个内地城市，全方位“撒网”，尽可能扩大招商范围。
今年3月，上海来到北京举行投资合作推介会，收获9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同期设立“投资上海·虹口北京服务点”和“投资上海·闵行北京服务点”。“首战告捷”后，第二站就开创性地选择了成都。这颠覆了不少人的认知——过去成都才是主动去上海“求合作”的一方。
这只是开始。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王东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接下来，上海还会继续前往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就近区域的中心城市招商，“2万亿GDP以上的城市，我们都愿意走一走，看一看”。
上海招商脚步加快，离不开对制造业发展的“急迫感”。
从招引的项目来看，北京、成都不少投资上海的企业来自制造业。在成都，200多家参会的重点企业主要聚集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业。这些企业，均对应着上海对制造业的渴求。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指出，上海制造业发展正面临一定压力。此前上海曾定下制造业占比不低于25%的目标，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已迫近该“红线”，“制造业占了大约25%”。去年深圳也反超上海，夺得国内制造业增加值*的“宝座”。
据陈宪分析，“在制造业发展上，上海这么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但仅靠自己提升制造业占比，已经感到比较吃力。”
今年4月，上海印发《关于新时期强化投资促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措施》，明确围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引进高端产业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陈宪提到，眼下，全国城市都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强链补链的问题，补短板也不可能全靠自己”。
此前，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殷凤等人研究指出，上海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明显，部分领域断链断供风险较大。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均存在明显外国技术垄断或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代差。避免被动“脱钩”“断链”，上海不可避免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智力和各类资源，更快提升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
西部的角色
上海的转身来得恰逢其时。
作为全国工业的“老大哥”，上海一直是国际先进要素资源的输入通道和交换窗口。过去数十年间，上海一面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其与其他东南沿海城市一道，带动了全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作为承接方的西部地区，与东部自然分属不同的发展时序。
图片来源：张建 摄
越来越多人发现，当下的地区产业层级，不再完全依照地理梯度循次排列。如华略智库CEO、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陈昌智此前撰文提到，由于主流大类产业赛道足够广，每个地区在发展同一个产业时，开始出现后来居上的机会。
业内的共识是，上海吸引制造业，绝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应该“掐尖”，聚焦先进制造业层面。当上海重新面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不同领域的拔尖企业已然在各地诞生、成长。
比如，从工信部发布的前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的省份分布来看，上海拥有的企业（产品）数量仅位于全国第9，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已然居上。再看城市分布，上海以38家居于第4，远低于*的宁波（83家），拥有25家、位居第10的长沙亦距其不远。
即便面对深处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上海也没了压倒性的产业优势。陈宪提到软件产业，“在成都发展得不错”，但在上海“始终不算很好”。
这样的西部城市，正是上海招商引资的目标。
此次签约的四川安高特电固态电池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大容量高安全凝胶固态锂电池。其所在的新型储能行业，上海正在加码推进——此前落地上海的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刚将产业发展推向高潮。
而上海的前来，还将加速西部城市的角色转变。一方面，如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接受采访时指出，上海“逆行”招商是对川渝制造业发展的认可，也会给四川带来启示，进一步做好企业培育工作，为成长型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另一方面，上海的“掐尖”，换个角度说也是西部城市迎接的新一轮营商环境“贴身战”。在陈宪看来，近年来，包括成都在内的城市营商环境正在改善，其他城市政府到家门口招商，不过是搭建一个平台，企业流动更多还是市场选择，在市场力量作用下，资源将实现更优化配置。
优势的重构
也有人担心，面对这场由上海主动发起的“争夺”，曾经作为产业承接方的西部城市，是否会难以“招架”？
陈宪指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已异于从前。一个新的情况是，原材料的重要性减弱，而人的重要性则增强。以更低生活成本、宜居环境为人所知的成都，正积累起新的优势。秉持“什么地方有人，到什么地方去”这一新理念的企业，就有可能被成都所吸引。
而传统观念中西部的“成本洼地”优势，也不一定奏效。
上海统计局曾发布一组数据，2016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收入中成本为79.9元，令人意外的是，该数字比全国水平低5.6元。当时有媒体调研发现，发达的金融行业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科技创新也会带来供应链成本的大幅下降，这些都是上海的优势领域。
不少西部城市看到优劣势的更替，甚至不惜主动引导优势企业前往沿海发达城市，以享受当地的金融、科创资源优势。
近几年，成都多个区在广州、深圳等城市探索设立一种“反向飞地”。他们在发达城市搭建创新研发中心、科创企业孵化器，借力当地各种要素环境“加持”，加速企业孵化成长，最终，这些成长起来的企业通过“返乡”打造制造园区、甚至总部回迁，实现对飞出地产业的反哺。
上海此番招商，也不失为对“反向飞地”的一种“拥抱”。那些在西部城市培育的企业，在上海的产业发展氛围熏陶下得以快速成长，最终也可能带动西部城市产业发展。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下，这一步颇为巧妙。
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李猛等人曾撰文指出，通过创新飞地管理体制，将推动经济功能区与行政功能区从分离重新走向统一，就如“拼图”游戏一般，将相邻的碎片拼接起来，才能拼成统一、完整的图景。
而在陈宪看来，随着上海招商的推开，还可能有更多地区合作的模式不断“冒出来”，这可能只是多种模式的一种。而要在何种范围内、搭建何种联盟、建立何种平台，都需要在具体的“强链补链”实践中摸索。
但无论如何，他强调，关键要用市场化的方式因势利导，而非政府用税收等优惠措施“拉郎配”。这样一来，随着资源更有效的配置，比起实力失衡下的“独美”，两方很有可能迎来合作的“双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