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城市中的顶流级存在，无论是在北上广深之后的“中国第五城”角逐中，还是在任何一份全国“新一线城市”榜单中，杭州的身影始终排在了最前列。
不夸张地说，杭州这些年在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绩，足以傲视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
不论是从城市GDP排名，还是历年新增人口，抑或是上市公司数目，甚至人均消费水平，只要是你能想得到的代表城市发展水准的指标，杭州都很能打。
当然，在众多城市正向发展指标中，杭州最为外界所称道的，还得是其城市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16年开始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之中。
对于平时没少受“衙门气”的民众乃至大小老板而言，杭州接地气、强网感、高效率的做法，很难不收获好评和人心。而同样基于此，杭州的创业氛围及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全国几乎所有城市中都属前列。
1、借势逆袭
一直以来，由于“钱塘自古繁华”这句话实在太过深入人心，很多人将杭州的经济发达视作理所当然。
但真实的历史，要比文学创作复杂太多，远的不论，就拿中国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所处的太平天国时段来说，因为常年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瘟疫，杭州人口一度由372万锐减至72万，不及战争前的两成。
元气大伤的杭州，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中都处在“自我疗伤”中，直到改革开放前夕的1970年代，杭州的经济发展都同“优等生”不沾边。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造访杭州21小时过后，甚至留下了“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的感慨，尽管这只是一段传说，但“破烂”二字确实刺痛了无数杭州人的心。
彼时的杭州，没落之上添了几分失落，到了1978年，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GDP在全国也仅排在第19位，但也正是在那一年，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大势，杭州的“逆袭”故事开始上演。
可即便到了改开年代，就全国层面而言，杭州的存在感也极其有限，更别说成为“政策”的宠儿了。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为特区城市，非但杭州落选，作为沿海城市众多的浙江省，没有一座城市成为特区。
1992年，特区模式发生转变，上海浦东新区等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全国19个国家级新区中，亦同样没有杭州的身影。甚至14个被确定为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中，兼属沿江城市和沿海城市的杭州，还是未能入列……
等风来的杭州，迟迟未能成为那个被利好政策砸中的幸运儿，但它并未因此而气馁，反倒是在“等风”的过程中，迅速找准自身定位，凭努力和实力*逆袭。
改革开放开启后，包括杭州人在内的浙江人，商业基因成功被市场经济激活，浙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关于这一点，《鸡毛飞上天》等电视剧中有过精彩演绎，相信看过的朋友应该感触颇深。
而伴随着浙商的成长和崛起，整个浙江迅速蹿升为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全省富起来以后，作为省会的杭州，摇身一变，成为全省的资源配置中心、行政企业服务中心以及金融中心。
正是这样的定位，成就了后来的杭州，也正是这样的定位，杭州得以成功逆袭。
2016年，杭州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政策春风”，那一年的G20峰会会址选在了杭州。
长于借势的杭州，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借着G20峰会以及即将召开的亚运会的春风，杭州在旧城改造、地铁建设以及环境治理等多方面均上了一个台阶。
2、内生新机
除了借势，杭州成功逆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其把握住了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经济机遇。
“苏轼们成就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马云们成就了杭州创新活力之城”，出自中国投资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杭州市创业投资协会轮值会长周恺秉之口的这句话，精准地诠释了新经济及其开创者们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意义。
某种程度上来说，以阿里、网易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同杭州是一种共生共赢的关系。
杭州高度包容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新事物发展的前瞻性，让其成为中国的数字经济高地。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又为杭州乃至浙江吸纳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如前文所述，即便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1990年代，杭州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社会基础都是比较薄弱的，但也正是基于此，杭州在后来的产业转型中，包袱才不至于太重，可以轻装上阵。
而在杭州成为浙江全省的资源配置中心后，以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适时出现，瞬间便爆发出惊人活力，以服装行业为例，最早的一批淘宝服装店主，就是去当时杭州颇负盛名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拿货，挂到网上卖。
回过头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出现在杭州或许不是偶然，它更像是杭州乃至浙江原有的商业文化基因，同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碰撞后自发生长出来的。
时至今日，新经济不仅成为杭州的城市名片，而且进一步激活了新老杭州人的创业精神。
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活跃着浙大系、阿里系、浙商系和海归系四大创业群体，他们孕育了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
最近几年发布的杭州市独角兽（准独角兽）榜单显示，从2019年至2023年，杭州独角兽企业数量从26家增长至42家，平均每年增长率10.7%；杭州准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05家增长至354家，平均每年增长率35.5%。
而在政府层面，近些年来，杭州喊出了“中国数字经济*城”的口号，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可谓遥遥*。
3、不失本色
新经济在给杭州带来高光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争议，其中，*的争议，莫过于其导致杭州整个经济体“脱实向虚”、制造业空心化……
但在我看来，杭州的制造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弱，在过去这些年，杭州制造业企业同样产生了许多响当当的品牌，比方说吉利、万向、娃哈哈、农夫山泉等品牌都诞生于杭州。
而就A股上市企业而言，权威数据显示，在杭州179家上市公司里，即使以最严苛的标准，也有119家是制造业企业，占到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
杭州有119家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比南京、武汉、成都、宁波、无锡等城市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家数还要多。
或许可以这样说，杭州的制造业之所以显得黯淡，其实是因为新经济的光芒太过耀眼。
因此，我一点也不担心杭州的产业空心化，反倒有点担心其对标硅谷的自我设定，会不会让这座城市丢掉本色。
毕竟，于更多中国人而言，阿里诞生之前，西湖才是杭州的最主要标识，马云成名之前，白居易、苏轼等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底蕴。
除了西湖及其与之相关的名篇外，杭州的瓷器、丝绸、茶叶乃至金石镌刻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存在。
作为丝绸之都的杭州，一直在中国服装行业占有一席之地，杭派服装尤其是女装声誉日隆。丝绸及其与之相关的技艺，更是彰显了杭州人的审美情趣，让杭州这座繁华之城，从来都是豪而不土。
这种对美的认识，刻在了杭州人的骨子里，让杭州这座城市，大到城市规划，小到衣服着装，都充满了江南之美、宋韵之美。
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滋养出了独树一帜的杭派文化和杭派设计。
来到杭州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公交车上多的是“最忆是杭州”的诗词、围墙上有杭州典故的彩绘、连窨井盖都是美院学生的彩绘。
正是这些细微之处，共同交织出了杭州独有的“城市美学”——华美、精致、中国风十足又不失大气现代。
一直以来，杭州的魅力，介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它保留着宋韵之美又不失现代气息，它主动拥抱世界却不以洋气自居，而这也正是杭州的本色所在。
4、相互成全
杭州的这种本色，除了体现在市政规划和市民生活之中，还深入到了不少本地企业的基因之中，1994年成立于杭州的江南布衣，就是这样一家企业。
江南布衣从一开始就与杭州有着十分奇妙的缘分，创始人李琳是土生土长的杭州姑娘，她读大学的时候，父亲提出的要求是*不要离开杭州，于是她选择了浙江大学。
大学毕业没多久，李琳离开原来所在的化工厂，在四季青服装市场一家小店工作。同很多其他行业一样，彼时的中国服装行业尚处在起步阶段，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
对服装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并且自有一套独特审美标准的李琳，在见证了四季青市场的火爆盛况后，决心自己创业开店。
很快，李琳的丈夫吴健辞掉本职工作，同妻子一道打造了江南布衣。
江南布衣成立以来，吴健和李琳分工明确，李琳负责设计风格和品牌形象，吴健则主抓公司运营管理。从一家杭州本地品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江南布衣的成功和崛起，离不开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成全，当然更离不开杭州这座城市的成全。
据吴健介绍，2000年左右，杭州市政府大力扶持女装产业，江南布衣作为*批响应政府号召的企业，在后者的推动下，在萧山经济开发区女装产业园拿了80亩地，成为品牌崭露头角的关键一步。
江南布衣当然没有辜负拿到的这些地，他们在上边建造了堪称美术馆级别的工厂，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国经销商眼中的品牌力和美誉度。
就设计风格而言，早期的江南布衣处处是东方美学的痕迹，中式的花草枝叶曾一度是品牌的标识，扎染、印染水墨等中式印花也是常见元素；剪裁上，宽松、舒适的剪裁占据多数，不刻意突出女性的“线条感”。
彼时的江南布衣，衣如其名，名如其衣，品牌识别度不可谓不高，很快便在国内打开了市场。
作为一家中国本土设计师时尚品牌，江南布衣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被杭州深厚的文化和设计底蕴滋养着，坐落于这里的中国美院等艺术名校，不仅一直为前者输送设计师人才，而且同其在服装设计领域展开了长期深入的合作。
此后的江南布衣，虽然在设计风格上，经历了从“森系”到“都市”、从“国风国韵”到“自然主义”等转变，但其不盲目跟风流行、迎合市场，尊重和坚守设计师对美的探索，给国内外的消费者和同行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且，也正是因为坚持这种差异化、个性化定位，为江南布衣赢得了一大批忠实拥趸，助其一步步发展壮大。
2016年，成立了22年的江南布衣，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家上市的设计师时尚品牌公司，名动一时。
上市后的江南布衣，尽管也会面临短期业绩等压力，但却从来没有在设计和研发创新的投入上打折扣。
直至今天，江南布衣每年的款式里面都会有20%-30%的创新款式，用来测试消费者的感受。因为，在两位创始人眼中，于一个服装品牌而言，创新永远是其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主题。
关于这一点，创始人李琳的思考不可谓不深刻，她在最近的一次对谈中就表示：
品牌创始人在创造一个IP后，后续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建设这个品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在商业上这个品牌不能一下子变现，但只要坚持去做，不停创新，大家终有一天会记住并且认可它。
对设计和审美有着近乎偏执坚持的李琳，在江南布衣各项运营都比较成熟后，开始了另一个“狂想”，那便是给江南布衣“设计”一个办公场所。
为了让“狂想”变成现实，李琳请到了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历经长达八年的精心设计和建筑，2020年，而今成为众多杭州年轻人打卡地的天目里园区正式建成运营。
某种程度上来说，天目里像是李琳和江南布衣对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种感恩和回馈，在李琳看来，杭州不缺艺术人群，而是缺一个有感染力的文化空间，而天目里从“狂想”伊始便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如今的天目里，除了江南布衣自身外，还有自己的美术馆、艺术家驻留地、演艺空间以及在建的酒店，此外还集合了日本%Arabica咖啡、电影空间品牌CINKER PICTURES三克映画、餐饮品牌食通天等多个特色鲜明的商业项目，而最让李琳开心的，是日本名书屋——茑屋书店的入驻，引进茑屋书店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它同天目里有着近似的理念：不只是一个书店，而是人们可以独立与空间发生关联的地方。
最近这两年，天目里在杭州甚至国内文艺界的名声愈来愈大，它不仅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打卡，而且成为了很多艺术家、设计师的驻足地。
“这并不是一个寻常办公园区，也不是一块普通的商业综合体，更接近一个城市艺术中心”，两年多过去，李琳建设天目里的“初衷”正在一步步实现。
李琳曾说，她是一个喜欢满世界游逛的人，看到好的美术馆、艺术馆，自己会挪不动脚甚至反复去看，但她也担心，自己有一天飞不动了，杭州能不能提供一个这样的去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目里既是李琳送给自己的礼物，更是她回赠给杭州这座城市的礼物。
在知名专栏作者维舟看来，一个城市经济产业的兴起，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因素：亲商的社会土壤、蓬勃的创业精神、城市主政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相关产业的扶持、人才引进的配套措施等等，缺一不可，到最后，还要看具体细节能否高效地落实到执行层面。
幸运的是，这几点，杭州都做到了，而也正是受益于这些因素，杭州才涌现出了众多像江南布衣这样的优秀企业。
而这些从杭州自发生长出来的企业及其掌舵人，也同样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在自己的企业和事业有所成就后，尽心尽力地回馈杭州。
以马云为代表的阿里合伙人投资创办的云谷学校，是对杭州教育的探索和回馈，而天目里则是江南布衣和李琳留给这座城市的艺术圣地……这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政商良性互动，是优秀城市和优秀企业（家）的相互成全，更是“钱塘自古繁华”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