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的朋友裴玉告诉我，她准备去读某海外名校深圳校区的非全日制MBA项目，学费30万。对她来说，这笔花费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过去两年里，我朋友圈子里读MBA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保险经纪人，一位是律师，他们都有显性的人脉需求。
裴玉的这个决定让我有些惊讶。她今年35岁，在一家金融机构做职能性工作，工作内容与MBA课程的关联度不大，也没有人脉拓展的需求。以我为代表的的朋友们，以及裴玉的丈夫，都觉得“花30万读这个，将来可能没什么用处”。
“我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学历提升，因为我们部门，除了我之外都是硕士学历”，裴玉同部门同事中，原本还有另一人是本科学历，对方已经通过MBA项目拿到了硕士学历。
去年，“汉堡包”结束了在新加坡某名校的一年制MBA项目。她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这段求学经历之后，几乎每天有人通过私信，向她咨询有关MBA的问题。其中，大家最关心的是“读完这个，能不能找到工作” 。
“他们其实心里也很迷茫，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挺焦虑。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焦虑找一些出口，但是也不确定，MBA是不是他的一个出口”。
社交平台上，人们将MBA调侃为“中年失落人生的致幻剂”。“汉堡包”将这种心态形容为“普遍的焦虑”，“大家停不下来，必须在不断地变化中，赶紧抓住点什么，这样能给他带来一点安全感”。
对于这种焦虑，哲学家韩炳哲在著作《倦怠社会》里做过解释——它来自于“功绩社会”的建构，来自于“内化的资本主义”——在一个以绩效和利润为中心的社会中，大家要确认一直在成长，我们慢不下来，又总以忙碌为借口逃避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
过来人的劝退金句：
“别来读MBA，根本找不到工作”
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MBA报考人数是9万，2021年这一人数增长至23万左右。伴随着报考者的狂热，MBA项目学费一路水涨船高。2023年深圳大学非全日制MBA项目的学费为29.8万，比前一年涨了10万元。
目前，985高校中，接近95%的非全日制MBA项目，学费在10万以上，复旦、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的MBA项目，学费超过50万元。以中产群体为代表的的职场人，豪掷数十万涌入MBA课堂。
2021年，29岁的“汉堡包”从国内某互联网大厂辞职，来到新加坡就读全日制MBA，该MBA项目一年期，学费35万人民币，这不包括在当地居住、生活的成本。同届学生当中，她是*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人。
决定辞职读书前，“汉堡包”的工作进入瓶颈期，这与当时的互联网大环境有一定关系。她在互联网公司负责增长业务，“那时国内的增长业务都很疲软，大家都在看留存，不太愿意把钱花在增长上”。
再读个硕士学位，也是“汉堡包”本科毕业后的心结，“一直都有这个执念”。“再加上那会儿工作束手束脚的，就想缓一缓，读个书暂时逃避一下现实，看看能不能通过读书，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汉堡包”发现，跟她一起读书的中国同学中，年轻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很多96年到98年出生的，工作一两年，还没有做过管理工作，刚来就焦虑着要不要去实习，怎么找工作”。在课堂交流中，“汉堡包”发现，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涉及到实际管理场景的讨论，95后同学在理解上要欠缺一些。
北大光华MBA项目公布的数据，也侧面印证了“汉堡包”的判断， 2020年，光华MBA项目学生中，26-30岁的人数比例为27.29%，2022年，这一群体比例增加到37.40%。
“汉堡包”了解过那些95后同学出国读MBA的动机，“在国内工作时，他们或者觉得工作压力很大，或者不喜欢那份工作，或者觉得没前途，换个行业，又不是那么容易，那就读个书吧。”
这些年轻的同学，一开始目标明确，“希望能留在海外”。“但是来到这边后，就发现'润'也不太容易，你的竞争力，不可能因为MBA就变得翻天覆地，大部分还是取决于你过往的工作经验。”
在社交平台上，“汉堡包”发过不少劝退MBA金句，比如“千万别来读MBA了，根本找不到工作”，这句话针对的，是期望通过读MBA顺利转行，或获得更高待遇的人群。
“我读下来的感觉是，MBA方方面面都会让你学到，但它每一方面都很浅，你只能学个大概，比如说学完会计，你能读懂报表，但是你没有办法做一个专业的会计。”
“汉堡包”有个在建筑行业工作10年左右的同学。近年来建筑行业下行，这位同学希望再读个专业学位，转到一个更通用化的岗位，“这个行业不行了，还能在另一个行业找到同岗位工作”。
一个中年人，即便想通过读书从零开始，在“汉堡包”看来，还要面临很多社会层面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职场年龄歧视。“你读完一个专业度很高的课程，能找到一个不在乎你年龄、学习能力的用人单位，能接受零经验员工的薪水，我觉得这还能行得通”。
“不能想着我读了一个书，很多东西想当然会实现。实现固然是*的，但是肯定要把期待放低。”
焦虑，内卷，当代人的通病
“某种程度上，我甚至已经（把读MBA）当成了一笔消费。我现在做很多决定，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有目的性了”，裴玉说。
裴玉的低预期，与大环境的变化有关，“刚毕业时，我进这家公司积累一些经验，再跳去另一家更好的公司，路径很清晰。现在，你想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实现什么目标，路径是模糊的，不确定性太多了”。
此外，她发觉自己很难突破结构性困境，35岁女性，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都不乐观。
去年有段时间，裴玉所在部门，在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她动了跳槽的念头。她毕业于国内名校，前些年求职顺风顺水，但这一次境况大不如以前。
“我在求职APP上看了一段时间工作机会，发现适合我的真的很少很少，甚至人家猎头都不会来看你一眼。投了一些职位，基本上没有收到面试邀请。现在的就业形势，我们都感慨，要是晚生几年，本科学历都进不了公司。”
裴玉比大多数打工人要幸运，她就职的公司，业务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职场环境也异常稳定，“很多同事都已经干了10年，感觉熬到退休还是挺有希望的”。
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一种隐性的远期焦虑总萦绕在裴玉心里，“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很脆弱的，尤其是这几年高杠杆买房的，经历过互联网裁员的，危机感更重”。她想过某天失业了，自己该如何生活，“去麦当劳做扫地阿姨，我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要不要我，就是另一回事了”。
裴玉的危机感，与她的职业竞争力也有一定关系，“工作成长性上，我确实也没有积累的特别好”。她在公司从事企业文化宣传相关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待了六年，某些时候，也会因工作琐碎、低价值感而困扰，“我是可以忍受工作上的苦的人。就算这样，我带着责任感也能够把它做好。”
竞争力上的短板，与她的个人选择有很大关系。她毕业后做过四份工作，选择的都是大公司的职能性岗位——稳定、体面、薪水相对可观，“对稳定性的要求，要大于成长性”。
这些工作与裴玉的兴趣也无关，“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我真正喜欢的，能当成一个事业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想通。”
我俩聊起功绩社会的话题。“读MBA这个事情，那肯定就是典型的功绩思维”，裴玉自我评价。她从小到大一直成绩优异，“学习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且擅长的事情，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找个东西学学，也是我漫无目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路径依赖吧”。
“至于说内化的资本主义，在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吧。只是影响是多还是少的差异。”
“如果不考虑收入和外在评价，你想做什么工作”，我问裴玉。
“想找个院子种菜，这能算个工作吗？”裴玉问。
与裴玉相比 ，“汉堡包”过往的职业经历要更为“进取”。总结过去，她称自己为“完完全全吃到互联网红利的人”。
“汉堡包”大学本科学医，毕业后*份工作，是某知名在线教育机构的运营岗，而后她在互联网行业经历两次跳槽，进入头部互联网大厂。每一次跳槽，都是她“主动求变”的结果——即便当时的职位收入、公司前景都不错，但她依然希望跳得更高。
“大学毕业后到读MBA之前，我一直处于发条拧得非常紧的状态，一直想着怎么去竞争，怎么走下一步，怎么做得更好”。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个体对“成功”、“更好”的热情追逐，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2020年，“汉堡包”离开网易，跳槽到某个以加班著称的头部大厂，那一年她达到了“卷别人，又自我内卷的最高峰”——非常渴望战胜别人，拿到更好的业绩，赚更多的钱。“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像内卷机器一样，已经不在乎自己牺牲了什么，在这种环境里健不健康”。
这种异化的状态持续到2021年，“汉堡包”换了领导，对方“PUA非常严重，我一直有种隐形的压力，感觉哪天就被辞退了”。那半年时间，“汉堡包”没法认真工作，她试着放平心态，“工作好与坏我不在乎了，就想看看，如果我不主动做什么，最差能差到什么样”。
结果出乎她的意外，“其实也没有很差”，她依旧在原来的岗位上，没有被裁员，也没有经历降职或降薪。“这段经历让我觉得，没必要给自己的发条拧那么紧，你放松，就算真的不在乎这件事，结果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差。”
“现在我对结果还是在意的，但结果不好，我也能接受了，这是我*的变化。要是在以前，我压根没想过这事儿会不成功。”
“汉堡包”的MBA同学当中，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学生最多。大多数同学目标清晰，也带有亚洲社会典型的“内卷”特征，“尤其是中国学生，印度学生，都还挺卷的，同学当中，还确实没有完全不在意结果的人”。
的其他同学对比下，“汉堡包”显得佛系不少，“我是不在意MBA成绩的，拿到offer那一刻，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大多数同学不是这样，讨论小组里自己的展现时间，负责内容的重要程度，大家还是挺在乎的。”
其中，一位来自国内的男同学，身上的目标性让“汉堡包”印象深刻，对方在国内读了知名大学的法学本硕，有过红圈所工作经历，在律所主要负责并购方向的法律工作。
这名男生读MBA的目的，是为了转行到与并购相关的金融行业。“他选的所有的课，都跟并购金融相关，他之后还要去芝加哥大学做交换生 ，因为那里MBA项目的金融课程非常权威”。
读MBA究竟能收获什么？
在“汉堡包”的朋友圈子里，读MBA的人很多，但像她这样读全日制MBA的人寥寥可数，“很多想要个学历，同时能认识点人。周末去上上课，我身边朋友中还蛮多的。”
“靠周末这点休息时间来学习，我不确定他们能从课堂上收获多少，但是感觉重视程度上，没有我们这么重视”。
裴玉在申请MBA项目时，前后接过两个offer，除了她准备就读的海外名校深圳校区（以下简称A校）的MBA项目，另一个是国内某知名高校（以下简称B校）的MBA项目。
“我选择A校的原因，就是觉得它没有那么功利，它还是提倡学习的。但B校在招生宣讲和面试时，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过度推崇”。
B校的招生宣讲会上，特意邀请了两个往届校友做分享，两人身份都更符合主流社会的成功标准，其中一人是位激情洋溢的创业者，“讲了自己读了这个项目后，拿到了什么样的显性收获，逻辑性很好。但是你能感觉到，招生老师在用一种功利化的标准选择分享者”。
在招生面试中，裴玉也感受到了差异，B校面试官单刀直入地问她，“你名校毕业，跟你年纪相当的同学，最高已经做到了总裁岗位，而你只是一个中层经理。”“整个提问，好像就在暗示我不够成功，感觉这不太像个读书的地方。”
“汉堡包”决定出国全职读书时，身边很多同事不能理解，劝她“现在经济环境不好，裸辞上学，回来不一定能有好工作，可能找到的工作更差”。
她在小红书上发布了自己读MBA的经历之后，也引来了不少争议性的评论，“有些人说，MBA是给本科学历不好的人做弥补的，或者说这就是给老板读的，或者说，是给国内找不到工作，被裁员的人读的”。
不过，她也获得了很多鼓励，其中一个网友在哈佛、康奈尔读了MBA和EMBA，对方在评论里鼓励她，“这个对你未来的长期发展，肯定有帮助的”。
“在一个脱产的状态下去读MBA，多少会有点迷茫焦虑，没有那么坚定，这种鼓励对我挺重要的。”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段读MBA的收获时，“汉堡包”首先提到的一点是，“以前的我是非常aggressive（争强好胜）的职场女性，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和眼光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我’的了解更清晰了，也更能包容自己了”。
这种改变，与外在环境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9岁的这段求学经历，给了“汉堡包”充裕的时间，进行自我审视与沟通。“原来你生活里，可能80%的时间都在工作，休息的时间，脑子里也绷着，想当下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工作怎么再往前走一走，有一个很强的目标拉着你，你很难静下来思考很多事情。”
“当你换了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不上班，日常就是上课，写作业。你更放松了，有了更多自我对话的空间。你又来到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行业，你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视角，你的同学都是你的镜子，你能从不同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好与坏。”
“很多人觉得读MBA是为了人脉，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同学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我很难用到对方的人脉”。
“汉堡包”认为自己读MBA*的收获，在于视野的拓宽。以前她只了解互联网行业的商业逻辑，通过课程，她了解到全世界各行各业的运行模式。来自不同地域、行业和文化背景的同学，也让她见识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广阔性 。
备注：文中人物裴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