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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制造」穷人

与20年前相比,如今,一份工作的稳定性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

打破单个企业的市场支配性

与20年前相比,如今,一份工作的稳定性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媒体上,有关“数字游民”的报道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图景:人们可以不必再专注于同一份工作,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在数字化的助力下,身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为分散在各中心城市的公司贡献智慧。

往近了看,“斜杠青年”受到热捧,灵活就业者被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频繁跳槽成为工作方式,无论从哪看,长期做同一份工作的人似乎变少了。

但在《利润悖论》一书中,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协会副主席简·埃克豪特列出了一组异于“体感”的数据显示,每份工作持续时间出现实际上明显上升。就业人口换工作的概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3.8%下降到了今天的2.9%;企业每年更换员工的比例,也从80年代的30%下降到了20%。

埃克豪特告诉我们,那个在他记忆中,企业因员工忠诚而颁发“金表”的年代似乎又回来了。但新时代的“金表神话”,背后却隐藏了一个更残忍的现实: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令底层劳动力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其最终的结果是,穷人更难摆脱身为“穷人”的命运。

要改变穷人的现状,就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为何社会流动性会变弱?面对这个被不断叩问的命题,埃克豪特的研究将矛头直指大型公司——正是由于大公司市场支配力的增强,造成了经济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穷人的“宿命论”,则是其造成的一个可能并不算直接,却最难以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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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穷人的“诞生”

在论著《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曾发现一个令人惋惜的现象:穷人正在被社会不断“异化”。穷人最新被冠以“底层”的称谓,与过去有机会向上攀登的“下层”相比,他们“被排除在体系之外,没有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

鲍曼描写了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新穷人”形象。他们失去了赖以立身的工作自豪感,面对消费社会对“无能力消费者”的抛弃,还遭受对其不利的社会价值体系“审判”:堕入“底层”是个人选择问题,是因为“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而工作则是社会将一系列压力传导给穷人的直接途径。

埃克豪特也注意到工作变化对“穷人”的塑造。他发现,各行各业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明星效应”。整个市场都在争抢*秀的人才,并且以不成比例的高工资作为筹码。其结果是,即便是对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人群,其总体薪酬水平的增长主要来自排在前0.01%的人的收入增长。

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锦标赛”越来越多,由此孵化出来的“超级明星”数不胜数,胜者获取的奖励比之前更加丰厚,而反过来,资源愈加向由“超级明星”所编织的星系集中,“失败者”更难被看见——低收入人群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下降。

为何只有少数“明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在埃克豪特看来,关键在于少数“赢家通吃”的公司占据了市场的主导权,它们将人才之间可能只是很小的能力差异放大,使*钱的公司愿意花费一切代价猎寻最出色的高管。

这些公司还创造出了新的工作结构,将原来仅存在于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扩散至整个行业:外包。

一次通过电话取得手机维修服务时,埃克豪特接触到一位高级技术顾问埃琳。她拥有两所不同大学的学士学位和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并且已经成为*别的技术顾问。然而,她通过咨询所获得的工资仅比美国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高出一点,成本远低于手机品牌商为买家更换手机的费用。

由于外包经济的结构化特征,让诸如埃琳的工作者失去更换工作的机会。如埃克豪特分析,使用外包服务的企业,可以通过让多家采购公司彼此竞争,压低外包服务的价格,并且让公司总部的“超级明星”和外包公司的“低技能员工”失去相互转换的渠道,充当两极分化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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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公司的原罪

如今的工作为何会变得难以为继?提供工作的企业为何能“理所当然”地创造“穷人”?埃克豪特给出的解释是,部分巨型公司拥有过于强大市场支配力。

过去,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鲍利命名的“鲍利定律”曾指出,在英国,无论技术如何变革,经济结构如何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从未产生变化,占GDP的比值稳定维持在2/3左右。然而,埃克豪特发现,自1980年起,鲍利定律似乎失效,这个数字从6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59%。

减少的那部分劳动收入去哪了?

他发现,掌握市场支配力的企业,由于拥有畅销商品而提高售价。售价提升会带来销量下降,企业的产量也会随之降低。企业通过雇佣更少的劳动者,获得了与过去同样多的盈利,超额利润由此被收入囊中。而由于市场支配力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让劳动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迫接受低工资,这被埃克豪特总结为全行业的“水落船低”现象。

提高售价并没有使企业遭遇竞争者的挑战,背后正是“市场支配力”在发挥作用。埃克豪特提到了多种市场支配力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种,一是不断增加的合并、并购及其所带来的企业所有权高度集中化,二是信息时代的科技变革下,先进技术为企业挖掘的“深不见底的护城河”。

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获取市场支配力,不仅并没有推动经济进步,反而带来了倒退。而通过高薪雇佣“超级明星”,以及进行新一轮创新,企业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寻求发展,而可能仅仅在于加宽现有“护城河”。

由此,劳动者不仅被迫在底薪环境中工作,消费社会下,其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享受”企业层出不穷的新商品和服务。

再一次,埃克豪特提到了两种反直觉的现象。一种发生在线上零售行业,在大多数人看来,以亚马逊为代表的大型电视柜内企业,通过供应链创新大大缩减了消费者和全球货物的距离,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

但埃克豪特认为,在规模经济为亚马逊带来更低的生产成本的同时,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足够的好处。“尽管企业在掌控了市场支配力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较低的价格,但如果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那么这个价格肯定会更低”。

而在大数据领域,消费者的损失更为隐蔽。

以谷歌地图为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能免费使用其提供的服务,似乎*避免了“消费陷阱”。然而,埃克豪特却发现,作为“零价格”的条件,用户提供的个人数据为开发商带来了大量广告收入,甚至可能达到应该获得补贴的程度。而随着数据的不断沉淀,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只会成指数级增长,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对此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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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竞争的疗法

按照埃克豪特的分析,如果不善加治理,市场支配力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且会吸纳进所有资源,穷人的生存状况只会更加艰难。

这是一个完全只有巨型企业存在的全景图。在对埃克豪特的采访中,他也直言,在目前的状况下,作为参赛“队伍”的企业实际上成为了“赛场”的搭建方。强势的队伍所在的位置本就比弱势队伍高,并且他们的目标不是继续向上攀登,而是向下扫除竞争者。就连裁判也被强队所拿捏,尽管是比赛,但毫无竞争可言。

“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判。”他说。那么,本该作为裁判的政府,处于何种位置?

埃克豪特发现,与原本构想不同的是,一些政府开始自己组建队伍、或者充当教练。他们意在训练队员如何比赛,或者想方设法提升队员的技术。“这本该是企业所擅长的,应该留给他们来做。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充当管理者,保证比赛的竞争性、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入场资格,并且确保创新是比赛的真正目标。”

这也是大部分政府推进反垄断的基本思路,但失败者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市场支配力已经发酵到一定程度时,监管的存在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激励,引导企业利用漏洞去掌控更强大的市场支配力,让情况反而变得更糟。

从现有数据领域的垄断问题入手,可能找到一些新的解题思路。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数据资源已是必须争夺的强大生产力。在埃克豪特看来,利用巨型企业对数据的“痴迷”,可以引导科技公司为生产数据的用户进行某种补偿。在应用市场竞争足够激烈的情况下,为了换取数据,企业就会自发地把价格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并提供充足的服务内容或金钱补偿。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企业获取数据后,倾向于增加私密性并据为己有,最终成为建立市场支配力的“护城河”。要填平沟壑,埃克豪特建议政府成立一项制度,强制这些企业将经过匿名处理的大众数据公之于众,从而激励创新。

此外,政府的作用还可以体现在建立监管机制上。他曾提出一种“互操作平台”的概念,将所有企业都引进这个平台上,从而打破单个企业的市场支配性。在和我们的对话中,他进一步解释,并非由政府建立某种实体平台,而是设置监管机制,让要素有自由流通的渠道。

在他看来,这种机制可以首先从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开始建立,*状态则是突破国际线、全球适用的行业规范。他也承认,不同国家存在反垄断治理的水位差。

比如,他提到,在中国,政府对产业能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市场也有望保持更强的竞争性,这样,市场价格更合理,消费者更受益,同时劳动者也能享受更高的工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将目光放在整个市场,而非某个单独企业身上——不需要告诉企业怎么做,只需要定好市场进入标准,在市场中的企业会自行反馈。

无论如何,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像气候变化一样,市场支配力早就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各国只有携手前进才能共渡难关;我们必须拿出和登月一样的决心,以及和曼哈顿计划一样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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