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石家庄被调侃为“摇滚之城”，因为拆开石家庄三个字的直译英文 rock home、town，合在一起，就是“摇滚的故乡”。
没想到玩笑成了真，今年7月，石家庄官宣要打造摇滚之城：从7月到10月，石家庄将举办摇滚音乐演出季，还将不定期安排摇滚乐手随机乘坐公交车，进行即兴快闪。
在一份网传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参与名单》里，局长、厅长和摇滚乐手排列在一起。其实再往前追溯，2021年，*青年旅店的贝斯手姬赓就曾获批成为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很多石家庄人自嘲石家庄*的特色是没有特色，这里没有方言，是一座典型“移民城市”，没有美食，在当地比驴肉火烧更知名的是安徽牛肉板面，没有“青年”，没有985，也没有211。
从新*座解放的城市到三聚氰胺、爆炸案、刘华强和雾霾，从中国药城到魔幻“国际庄”，从辉煌、失落到改变，这座华北平原上被称作“最没存在感的省会城市”，却用它独特的荒芜气质，诞生了中国摇滚*刊《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还有以*青年旅店为代表的乐队。
2023年是演出市场火热的一年，阵容“好到离谱”的音乐节、被黄牛炒到天价的演唱会门票......曾经让石家庄走入摇滚圈视野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官方改成了《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摇滚，能成为石家庄的新名片吗？
01 为什么是石家庄？
把美术学院造成霍格沃茨、让天坛和白宫拼在一起、在狮身人面像里修中国宫殿、往卢浮宫旁养锦鲤......连商场四楼，也能造出水上威尼斯。
这些魔幻的视觉奇观，都发生在石家庄。到了这里，才知道地球村的真正含义，不用“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转转石家庄，就能领略世界文化大拼贴。
很长一段时间里，石家庄总是和“土味”与“魔幻”联系在一起，这些巨大、夸张到匪夷所思的建筑，中西混搭，包罗世界，囊括上下五千年。
石家庄人自称“庄里人”，调侃石家庄“国际庄”，自嘲“鬼畜素材很多”。
但回过头看，这或许是被称作“没存在感”的石家庄，寻找自身定位的一种尝试。从1913年到1968年，河北的省会轮换了整整十一次，最终落定的石家庄，经济上不如唐山，历史文化上不如保定，加之在北京、天津两座特大城市的周边，石家庄是黯然的。
今年上半年爆火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故事背景发生在曾经的工业重地东北，主人公王响是桦钢厂的货车司机，从劳模到下岗，王响和他开的火车一样在轰隆隆的时代巨变中穿行而过，喊出一声“向前看，别回头”。
和东北一样，石家庄也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北方重工业城市的代表之一，大型棉纺厂从“棉一”开到“棉七”。被称为“共和国医药长子”的华北制药坐落在这里，*批青霉素从这里问世。在很多石家庄人的记忆里，这座城市由高耸的烟囱和青霉素的味道组成。
那个年代的工厂子女，被体制安排好了既定的路线，在“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面前，他们开始追求新的选择，摇滚乐成为了选择的出口之一。
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留守传统产业的石家庄成了时代的背面，如同歌中唱的“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改革的阵痛持续至今。
2001年，石家庄发生震惊全中国的爆炸案，棉纺织工人靳如超通过在宿舍区放置炸弹炸死了上百人。纺织厂成为工业遗址，老钢厂变身“废土风”，药企也开始迁离石家庄。终日的雾霾和灰蒙蒙的天弥漫着不散的压抑，发展重工业带来的污染始终困扰着这里。
这正好和90年代末中国摇滚乐的母题不谋而合：在迅速扩张的城市化面前，对城市生活与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表达。与此同时，中国摇滚乐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更多的地域性。
*青年旅店的贝斯手姬赓这样形容石家庄：“我觉得特别怪。它那根弦，就是城市的弦崩挺紧，感觉特别忙，不过它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地方，大家都很忙碌都很焦躁，都挺焦虑，但是又很贫瘠，不放松，也不繁荣，我觉得跟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石家庄，带来野生、不甘、迷茫与无因的反叛，成为孕育摇滚乐的土壤。
02 杀不死的石家庄摇滚乐
石家庄之所以能被称为摇滚之城，最直接的原因是《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
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以一首《一无所有》石破天惊地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而石家庄的音乐杂志《通俗歌曲》同样创刊于86年，就像杂志的名字一样，最开始，《通俗歌曲》刊登的是通俗流行音乐的资讯，后来才逐渐转向摇滚乐，成为“中国摇滚*刊”。
1999年，《通俗歌曲》的前编辑晓朱想要更自由地书写与普及摇滚，创办了《我爱摇滚乐》，和摇滚当年的“地下”属性类似，这是一本没有刊号的独立杂志。为了让杂志正常发行，《爱摇》编辑部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刊物上附一盘磁带/一张CD，以“买碟送刊物”为名进行售卖。
就这样，*期《我爱摇滚乐》出刊了，他们管自己叫有声音乐杂志，急吼吼地宣称“地下世界我们说了算”。
坚信“理想不会过时，地下的风景也需要为人所知”的《我爱摇滚乐》独树一帜，除了刊登大量的深度乐评，还有离经叛道的先锋小说、犀利的新闻时评、自由过火的编辑随笔......
这本看起来不着调的杂志成为了一代人心里的摇滚乌托邦，随刊的CD也影响了许多人的音乐审美，在最鼎盛的时候，《我爱摇滚乐》一期能卖出2-3万册。
有人评价“《爱摇》不是一本摇滚乐杂志，它本身就是摇滚杂志”。
而创刊人晓朱也和石家庄最重要的摇滚乐队之一*青年旅店早有交集，1997年，晓朱因为一段偶然发现的小样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乐队“The Nico”，并带着他们去北京录制了*首作品。这个乐队就是*青年旅店的前身，主唱董亚千，贝斯手姬赓。后来加入万青的小号手史立，也曾是《我爱摇滚乐》的编辑。
那是石家庄摇滚乐*的时代，乐手们挤在小小的假日琴行里没日没夜地练习。旺财、相对纶、The Nico、橡皮泥......他们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解散、重组或继续坚挺，留下两首代表石家庄的歌曲，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讲述石家庄人生活里那座“轰然倒塌的大厦”，一首《马老敦》，源于和刘华强原型类似的黑道人物。
2006年，石家庄*家livehouse地下丝绒在车棚正式开业，这里距离《我爱摇滚乐》的编辑部很近，名字来源于老板最喜欢的美国摇滚乐队。
2013年，《我爱摇滚乐》在纸媒衰落的浪潮下宣布停刊，这本没有刊号的杂志坚持了整整14年。4年后，《通俗歌曲》也悄无声息地停刊了。
2019年，《乐队的夏天》开播，新的石家庄籍摇滚歌手出现在节目里，盘尼西林的小乐、click15的Ricky，他们是从石家庄北上的新摇滚人，也和石家庄的“华北平原气质”截然不同。
03 摇滚，新的城市名片？
城市化发展至今，在越来越雷同的高楼商圈、网红打卡点、美食小吃之下，鲜明而独特的城市标签变得越来越重要。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火了不少城市。大理是躺平胜地、有风的地方，淄博是烧烤之城、好客之都......一张名片，带火一座城，也拉动了经济和就业。而同样曾是重工业城市的淄博顺利转型，指明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新道路。
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让演出市场在今年井喷。根据票务平台大麦的数据，今年2、3月大麦平台的票房规模同比2019年同期提升11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2023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称，上半年的票房收入达到24.97亿，人数突破550万人次。
越来越热的演唱会，直接让年轻人的朋友圈被分成两种人，抢到票的人和没抢到票的人。音乐节和Livehouse也从小众走向大众，飞涨的门票让乐迷一边喊着“高攀不起”，一边又乖乖买单。
一场演唱会或音乐节，就能带动当地众多产业。90后的乐迷贝拉称自己是“音乐节特种兵”，平时上班，周末拉着行李箱“到处飞”，追各种喜欢的乐队。一场音乐节下来，加上交通、住宿、餐饮，“基本要上千”。如果正好是和朋友一起，还会顺便在当地进行短期旅行，反正“来都来了”。
这种附带音乐体验的旅行，成为了年轻人的潮流与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石家庄想要发展“摇滚之城”的真正原因。起码仅仅是官宣的这段时间里，人们就已经在好奇为什么石家庄与摇滚搭边的时候，不知不觉了解了它不算悠久却足够厚重的历史，理解它失落中的奋起、温和里的反叛。
“没有存在感”的石家庄，拒绝“生活在经验里”，与昨日不辞而别。
其实早在石家庄官宣之前，就有乐迷在小红书上发布石家庄摇滚city walk路线，进行“圣地巡礼”。华北制药、河北师大附中、新百广场......摇滚曲目里的石家庄，自成一派。
在《我爱摇滚乐》里，晓朱曾在回忆自己与摇滚的故事时说：“当时我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现在才明白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摇滚，对于石家庄来说，也是一种更多的选择。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曾经在车轮与大地的碰撞声中发出剧烈的心跳，这一次，或许会因为摇滚，再度颤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