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袋只用一次，还能算环保吗？
早些年活动周边的帆布袋会被称为环保袋，现在五花八门的包装袋也被冠以“环保袋”的名头。
最近两三年，商超外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原先很常见的一次性透明塑料袋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仪式感满满的开袋仪式。
如今的购物袋看起来精致又结实耐用，主要是因为用了无纺布这一新材料，也会被称为无纺布环保袋。有时候，过度包装也让人生出负罪感，到底如何处理是好。改造外卖袋顺势成了一部分消费者的新爱好，这和“环保”关系不大，更多是成年人想变成手工达人的小心愿。
塑料袋这番改头换脸背后，是一个蛰伏20年的“新兴”行业，他们以为终于等来了风口。很多人趁势涌入，渴求缔造下一个造富神话。
蜜雪冰城外卖袋改造成车头包，外卖图案和车头很应景 | 图片来源：小红书用户@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真伪难辨
无纺布袋时兴起来，缘于“史上最严禁塑令”。2020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要求商超和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到当年年底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传统塑料袋要逐渐退出市场，但是商家依然需要替代品。于是，理论上能够重复使用的无纺布袋渐渐成为主要替代品之一。
一个容易望文生义的事实是，无纺布不是“布”袋，实际上是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虎嗅咨询一位无纺布网店卖家时，对方表示，外卖包装多选用PP（聚丙烯）无纺布。PP是合成塑料的主要聚合物成分，在自然环境中，其降解过程和传统塑料袋一样缓慢。英国环境署公布早些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无纺布袋至少需要重复使用11次，才能弥补它带来的污染。如果用它来作为一次性使用的袋子，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环境影响。
无纺布袋似乎成了“禁塑令”的漏网之鱼。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之前“非织造布购物袋”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直执行的是行业标准FZ/T 64035-2014《非织造布购物袋》，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法（ICS）属于“纺织产品-其他纺织产品标准”类别。换句话说，无纺布归属纺织行业，而非塑料化工行业，暂时处于塑料监管盲区，是“合法塑料”。
上海市消保委联2021年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近三成的无纺布环保袋被用作垃圾袋，42.6%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它“质量差”、“难看”而不会在外使用。
无纺布袋不大能好好地再次利用，这是因为商超外卖打包袋对承重、防水等功能性要求并不高，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定制的无纺布袋通常比较轻薄，工艺质量相对粗糙，很难多次使用。
理论上，厚度越厚的无纺布，也才越有可能重复使用。实际上，无纺布袋变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招数。商家缩减成本后，无纺布袋通常也就只能用一次，它很难划为传统塑料袋的理想替代品。随着无纺布袋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它潜藏的环境影响逐渐被更多人和监管部门关注起来。
海南是政策监管上走在前列的地区，已经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无纺布购物袋。今年年初，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的公告，自2023年7月1日起，禁止生产销售使用<100g/㎡非织造布购物袋。
也就是说，海南的监管办法是只允许厚无纺布袋的使用。地方政策已经不再把无纺布袋视为单纯的纺织用品，开始监管它作为塑料化工原材料的环境影响。
在正式公告发布前，政策曾考虑过限制克重是120g/㎡。对此，美团在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中表示，将非织造布购物袋标准提高至120g/㎡以上会使成本大幅上升且会造成资源浪费，认为克重大于60g/㎡即可满足承重需求并能完全重复使用。60g/㎡的无纺布袋是很轻薄的，大概率还是用于一次性的用途。所以，100g/㎡可能是海南政府综合考量后，最适合当下市场的厚度。
购物袋变环保这个老大难问题，不是孤立的调整包装材料、增加厚度就能解决，使用方法和用途等等都得综合考虑进去。这远比公众认知的复杂许多，实现起来挑战也大得多。
河南龙都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天仁”）是美团青山计划最早合作的一批绿色包装商家，为美团提供生物降解外卖用包装袋。龙都天仁董事长阮刘文告诉虎嗅：“如果无纺布袋能够反复使用，是值得推广的。如果把它作为一次性产品使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源的浪费。”他认为外卖行业用无纺布袋不是很合适，如果里面有污渍，现在很少有人会洗干净再使用，重复使用需要技术把控。
摆脱塑缚是一家专注于推动解决塑料污染的机构，他们和虎嗅分享了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无论‘环保袋’的材质是什么，只要是用完即弃的一次性模式，就不能算是真环保。即使你使用了生态环保棉麻制作成的布袋，只使用一次就丢弃，带来的环境负担也是远超一次性塑料袋的。”
等风来
那无纺布袋之外还有更好的塑料袋替代品吗？
“禁塑令”公布后，“生物降解塑料袋”似乎站到了政策风口上，快速扩张，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相比传统塑料袋，它主要在于环境优势：缓解土地资源浪费，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更少，虽然这也在业内存有一些争议，PLA和PBAT是目前可降解塑料中最常使用的材料。从长远来看，这个转型方向应该是靠谱的。
部分较为常见的塑料
实际上，早在10年前，已有政策鼓励补贴生物降解塑料发展。
2014年，在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政府的扶持下，从江苏省引进了龙都天仁。
他们本来只是想在南乐县建立生产基地，过去了发现，南乐县建设有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园，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生物基产业园。这意味着，当地政府很重视。因此，行政效率很高，龙都天仁2014年签约，2015年下半年就投产了。
产业园被国家确定为河南全省*重点扶持的示范性生物基产业集群。依靠产业园内的集聚效应，他们很方便和上游同行联动合作。
*次听到南乐县的人，会下意识问一句“这在哪里”，这个问题对阮刘文也不例外。他和虎嗅说起：“它实际上是位于三省交界的地方。”南乐县向北十几公里到河北，向东十几公里到山东，500公里之内还能覆盖京津，是做内销非常合适的一个地方。
龙都天仁创业团队全员江苏人。政策、产业链和地域联合的协同优势，最终吸引他们把总部搬过去了。
放到现在，生物降解塑料在国内仍然算一个相对小众的产业。远在2004年，阮刘文就已经入行了。从他从业到第10个年头，这个产业一直没发展起来，产品也卖不出去。2015年左右，阮刘文很犹豫，还要不要继续在这行干下去了。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企业可能到现在也撑不下去了。”他指的是2015年拿到了2000多万元研发资助，龙都天仁成为国家发改委生物基材料专项实施单位。这笔钱给了龙都天仁挺大的信心和鼓励，国家支持生物降解行业，这行还是有发展前景的，把在“生死”边缘的企业拉回来了。
发改委、财政部决定自2014年起联合组织实施生物基材料专项，公开招标鼓励小企业能将生物基材料产业化发展。阮刘文说道：“政府有时候还是比较高瞻远瞩的，咱们只看到禁塑令，但提前好几年他们已经在鼓励产业发展，然后再搞禁塑令，一步一步地推进。”
实际上，龙都天仁从来都不是那种成功学样版的明星创业公司。回过头看，阮刘文感慨“做得太早了”。当时国内市场尚未有“双碳”、环保的概念，做出来根本卖不出去。
直到2020年“禁塑令”之前，他们的营收主要依靠外贸出口。在过去20年里，这套商业模式印证了中国制造业上无数的财富故事。
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的“禁塑令”，似乎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利信号。天风证券数据曾显示，政策全面落地后，仅外卖、快递、农膜三个领域的需求将达到154.53万吨，对应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约270亿元。另外，据说市场消费量每年能达到1500万吨。许多企业涌入可降解塑料行业，大家感觉风口来了，研发和资本也都进来了。
龙都天仁也是在2022年1月，首次进行融资，中原联创基金对公司制品业务增资3000万元。阮刘文说：“我们之前也不是没考虑过（融资），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有造血功能；此外，也是因为行业没发展起来，融资拿到钱扩大规模没什么意义，卖不出去，存量比较小。”
虽然预期1500万吨需求量是有理论依据在背后作支撑，到目前为止，已经投产的PBAT原材料产能就超过了200万吨，但国内真正的市场需求不超过20万吨。按阮刘文的话说：“我们这个行业运气比较差，禁塑令出台的时候正好碰到疫情。”疫情解封后可能70%-80%入局的企业都倒闭了，需求远未达到大家预想中的盛况。
事实上，市场并没有起来。在阮刘文看来这行目前不算红利期，更像个陷阱。“大家都在等真正的风口，等风来，等一个机会。”
于是，新领域的价格竞争比研发竞争来得更早。一方面是供大于求，企业亟需活下去；另一方面是生产可降解塑料袋没什么技术门槛。
阮刘文预计未来能够活下来的企业可能不超过10家，龙都天仁如果不在10家里面，或许是下一个倒闭的企业。畸形的内卷生态倒逼他们进行整体转型，在产业链更上游的业务上提升研发能力。
大家集中竞争的业务主要是全降解改性树脂和生物降解制品两块，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再往上的乳酸(PLA)原料树脂最考验研发能力。目前国内对聚乳酸的研究应用还处在起步阶段，生产收率水平还比较低。生产聚乳酸过去一直是产业链上断链的点，主要从国外进口。产业遭遇原材料“卡脖子”后，面临技术瓶颈，企业不得不自研。
龙都天仁正在将重心转移到如何生产出高性价比的聚乳酸上，不仅是可以生产出原料，还要低成本、产业化地生产出来，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市场竞争力。
提升研发能力需要更多的人才，龙都天仁这两年与央企、国企专业机构协同研发。它和中化学东华天业结成战略联盟，在研发、供应链等方面全面合作；和东华科技成立联合研发小组，共同进行5000吨级聚合试验。阮刘文的感受是，原本各探索各的，合作后发现有些难题在对方那里就是个小问题，迅速便能解决。
变化发生地悄无声息，市面上的生物降解塑料袋和传统塑料袋的差别越来越小，区别两者最靠谱的方法是看产品信息。虎嗅询问过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奈雪的茶服务员，对方并没有意识到店内的包装袋换成了可降解，认为一直是同一款。
2022年6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俗称“双J”标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关于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标识要求，该标准要求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应该包括文字标识如材质、降解环境条件等信息，图形标识为带箭头循环圈、双“J”（降解拼音首字母）。在摆脱塑缚看来：“新国标的标准说明是比较清晰的，但作为一个推荐性标准，不具备强制性，同时生产商还可以依据其他要求更低的可降解塑料的国家标准，‘双J’标识对规范生物降解塑料市场能起到多少作用，是不能保证的。”
大公司们的身影也出现在新国标制定、制品生产销售中。阿里最新的ESG报告中特别提及，2023 财年，盒马作为首家且*的商超企业参与了新国标的指定。美团外卖、京东、永辉超市都是龙都天仁的客户。根据我和周围人的小范围观察，盒马、美团外卖、奈雪的茶以及一些本地餐饮外卖都将包装袋换成了带有“双J”标识的生物降解袋。不过有行业人士透露，大家总体用的还是比较少，主要是在大城市做试点。
部分企业使用的带有“双J标识”的生物降解袋，其中 美团外卖降解袋生产商为天仁生物。（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美团外卖、盒马鲜生、奈雪的茶、隆延茶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驱动力的博弈
大公司们率先尝试生物降解塑料袋，所以它是传统塑料的*替代方案吗？
不一定。
在可降解塑料中，细分有多种类型（前文表格中的PBAT、PBS、PLA、PHA都是），但在专家学者眼中，只有生物降解塑料是真正的“可降解”，它能在一定条件下降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一定”的条件依然苛刻，比如要工业堆肥，但目前国内缺乏配套设施；比如在某些自然环境下（如淡水或海洋）无法实现降解。
清华大学联合中国石化发布的《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评价与政策支撑研究报告》指出，废弃可降解塑料制品绝大部分流向焚烧和填埋，只有0.001%能够堆肥降解。
摆脱塑缚认为，应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评估生物降解塑料袋是否具有环保效益，评估它在哪些场景里面应用能发挥其降解性能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生物降解塑料在现有的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大规模推广，是不合适的。因为该场景下固体废弃物数量过于庞大，当生物降解塑料混在生活垃圾里，现有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既没能力将其分拣出来也没足够多的工业堆肥设备处理。
不单是考虑替换方案的环境影响，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是，经济成本。
生物降解塑料袋目前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阮刘文告诉虎嗅：“2011年龙都天仁创立时候，同样一个袋子是普通塑料袋价格的5倍，现在大概是1.5倍以内。未来五年，1.2倍可能是极限价格。”
对终端商家而言，替换成生物降解塑料袋，能带来什么好处。摆脱塑缚思考这背后的利益关系：“这样的转变能给商家带来什么经济方面的效益？它可能并不是短期就能够呈现的。”
“其实也是政策导向的现状，现在减塑并未很大力度去提高一次性塑料袋的成本。即使现在很多地方需要购买购物袋，许多消费者依然会为了方便购买，并不在乎这点钱。”
摆脱塑缚向我们进一步解释道，生物可降解塑料目前在生活场景中应用由于不能实现完全降解，因此即使消费者、商家支付了更高的成本却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环保效果，这种落差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与潜在品牌风险应该得到尽早重视。而且，目前并没有针对生物降解塑料袋末端处理的相关政策，所以并不是换了新塑料袋便能和有益于环境划等号。
这意味着，商家并没有很大的驱动力去做短期内“费力不讨好”的转变，占领主流消费市场的目前依然是一次性购物袋，走在前面的只是一些大公司。
摆脱塑缚观察到，对很多有可持续生活理念的人来说，完全依赖自觉准备购物袋、不点外卖等方式去达到“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是很难做到的，“外界不应期待消费者用薄弱的个体力量去推动系统改变”。
除了*的“少用”和“重复使用”这两个几乎所有环境问题都可以套进去的*方法，还有更加针对性的改变方式吗？有时候，*意味着是另一种偷懒。
在摆脱塑缚看来，不能一味指望产生废弃物后再利用技术手段回收掉，回收只是一种补救的方式。消费品的包装从设计时便进行简化，或为消费者提供可自备容器的选项，或定位成耐用品以方便重复使用。
更富有愿景的设想是，确立国家级别的目标，不仅是减少塑料的污染，还要减少一次性塑料的生产。他们告诉虎嗅，期待政策谨慎推广可降解塑料，科学评估可降解塑料在何种场景应用才具有环保效益，提高对重复使用模式的重视。
这与他们一直以来秉持的立场一致，主张从源头减塑，推广由政府或商家主导建立的包装或容器重复使用模式，尽可能禁止或减少一次性塑料使用（包括生物降解塑料和无纺布）。
“禁限塑令”的效果，一直存在争议。国家发改委曾发布过一份“限塑令”实施后的官方“成绩单”，但是没有第三方数据能佐证限塑令的有效性。2020年的“禁塑令”目前还没有相关效果数据公布。至少现在看来，传统塑料袋的替代产品贵，并且产品没有那么理想。
政策不是改变的*方法，但的确是减塑目前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大公司们会为了合规或是盈利去付出更多成本，“当经济收益驱动力大于环保驱动力，会激发企业去开发更好的替代方案。”同时，他们有更大的能力去教育消费者，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当整个系统改变了，消费者也跟着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