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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怎么还在播?

客观来看,《中国好声音》目前的观众,与在舆论场上参与讨论和抵制节目的群体,并不完全重合。

有关《中国好声音》的风波仍在发酵。

李玟控诉好声音的录音被曝光后,迅速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巨大声量,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陈奕迅此前揭露不公平赛制的视频被网友翻出,部分明星也站出来声援,还有不少曾经参与过节目的学员接连发声,讲述自己并不愉快的参赛经历。

作为一档老牌电视综艺,《中国好声音》自2012年起播出至今,已经来到第十一季,横跨了电视与网络两个时代。过去,电视台是大众消费娱乐的*渠道,在那个时代,《中国好声音》这类节目几乎是草根想要成名的*路径,它也的确捧出过不少乐坛新星。

十多年过去,《中国好声音》仍然“活在过去”,无论是从未做过巨大变更的赛制和布景,还是对导师和学员们近乎严苛的“摆布”,以及对服务于电视综艺的“戏剧性”的追求,甚至为此牺牲掉竞技综艺本应坚守的底线。

而从最近的舆论风暴看来,如今的观众,显然早已不吃这一套了。

“造假”行不通了

从李玟和其他学员控诉的内容看,都直指《中国好声音》节目存在“剧本”,规则不合理,有操纵节目结果的因素在。

这并不是《中国好声音》*次被控诉“黑幕”。曾经的冠军梁博在《天天向上》上说,节目组会为他准备稿子,让他照着念。担任过导师的陈奕迅,也在一档节目里曝光过,节目的耳麦传来导演让导师转身的声音,而等这一环节结束,他发现台上等待评价的选手,是之前就被淘汰过的一位。

甚至,大众*次对综艺的剧本有认知,也是因为《中国好声音》。2015年,网友发现节目中的一位选手唱歌时,镜头切到导师席上的那英“一会是直发一会是卷发”,王思聪还转发了这条微博:“真人秀本来就是按照剧本演的啊。”

综艺当然需要热搜和话题,而制造争议是最简单的引起大众舆论的方式,而早在综艺走向娱乐化的初期,综艺团队就把握住了争议这个流量密码。《超级女声》千奇百怪的海选选手、毒舌的评委和选手吵架,要么评委离席,要么选手泪洒当场。

但是,国内综艺本就起步缓慢,《快乐大本营》这类棚内游戏综艺在当时都是创新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观众对着电视剧里的“容嬷嬷”都要真情实感地痛恨,更别提上综艺吵得真情实感的情侣。

也因为这样,“综艺”进化到“真人秀”的过渡期里,存在很长一段“剧本过重”的时期——为了节目的戏剧性考虑,就算剧本痕迹在如今的网友看来过于明显,也要请“素人”照着演。

《爱情保卫战》《非诚勿扰》等生活化的情侣调解、婚恋相亲节目,连看几期就会发现其中藏着很多足以成为网络吐槽素材的奇人奇事,离谱程度堪比知乎匿名情感回答,甚至还被网友扒出两档节目里的素人还能串场。2013年《长江日报》就曾经报道过相亲节目会出现“嘉宾荒”,“一个人赶几家场已不是新鲜事”,还出现了专门为这类节目提供男女嘉宾的“相亲经纪”。

甚至有不少明星在没红之前,都参加过相亲节目博热度。在山东卫视的相亲节目《爱情来敲门》里,李一桐和符龙飞“牵手成功”。文章参加过浙江卫视的相亲节目《为爱向前冲》,在节目里选中的“心动女神”,是《雪中悍刀行》里的靖安王妃裴南苇。张杰在获得《我型我秀》冠军之后没有工作,也去过《为爱向前冲》,在节目里说自己愿望的环节,说心愿是让女嘉宾唱两句自己的歌,见缝插针地给自己打歌。

不过,对于观众来说,情感话题的综艺还能不计较故事真实性、“看个乐子”,但在存在竞技性质的综艺里,“剧本”的分量和造成的影响就会大不相同。

近年来音综频频出现评委和嘉宾有争议性的身份对垒,无论是Vava叫板丁太升、小鬼大战梁源,还是“孟美岐有没有资格点评周传雄”,本质都是流量规则导向下的产物。此前有一位音综导演告诉毒眸,近年来竞技性减弱的舞台音综里,需要让乐评人来分担戏剧冲突的重担()——但这本身,就是“竞技性减弱”的综艺里才能被观众容忍的操作。

对于《中国好声音》这样强竞技性的素人选拔节目,单单是“剧本”引发的争议,就能够影响观众的好恶,进而造成投票结果与选手实力水平的偏差,而这本身,就已经是对节目公平性的伤害了。

傲慢的好声音和赌梦的年轻人

《中国好声音》的版权购自荷兰综艺《The Voice of Hoiland》。这档节目在荷兰的观众规模达到了总人口的18.2%,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力,出口到了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英国好声音》首播的平均收视人数多达842万,《美国好声音》的播出也撼动了王牌节目《美国偶像》的地位。证明了这种“转椅选秀”模式在当时的确备受欢迎。

2012年对于娱乐产业而言,是比较暧昧的年份,电视台虽日渐式微,但网络平台的内容仍然处于搭建期,对电视台不构成明显威胁。在选秀的序列里,王牌节目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系列已经举办了共七季,对观众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并在2012年停办。

恰好出现在那年的《中国好声音》*季,既有新鲜的赛制,也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自第二期播出开始直到总决赛,每一期都是CSM44城市网收视的*名。次年播出的第二季收视表现同样亮眼,*期收视率高达3.62,是历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首播收视率的最高记录。同一天播出的《快乐男声2013》20强诞生战,收视率只有1.282%。

品牌商也十分青睐这个横空出世的爆款项目。《中国好声音》*季的冠名权由加多宝斥资6000万拿下,第二季开播前,加多宝与郎酒集团进行了50多个回合的竞价,最终以高达两亿的价格拿到了*冠名权。

在造星方面,早期的《中国好声音》也的确优秀。*季就捧出了吉克隽逸、袁娅维、吴莫愁等歌手,梁博在获得冠军后,同年就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年度*新人”奖,次年在北京连开了两场演唱会。

在极高的收视率和造星能力的加持下,很多追梦的年轻人都向往登上这个舞台。韩佩泉在微博上讲述了自己曾三次参加《中国好声音》海选的经历,“*次参加好声音,我17岁,从大庆一路过关斩将到上海,那是我人生中*次来上海,我带着梦来了。”

最近接连出来发声的学员们,也都是怀揣一颗成名的心踏上这条道路,但却在过程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目前微博已被删除的学员李嘉捷就提到“50万元一个座位绝非空穴来风”;*季中刘欢组的学员徐海星公开承认,节目组当年对她进行了“恶意炒作和长达数年网暴”,还利用合同来威胁她;学员河川敷被节目组“旁敲侧击”地索要10万元赞助费,梁晓珺则回忆起当年她唱完之后,张惠妹跟她说,“不是你唱得不好,是我没办法转身,不好意思。”

对于这些不公平的赛制与流程,这些学员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甚至没有“马上曝光”的勇气。在那个可选择的成名渠道较少的年代,《中国好声音》为一大批想要成为歌手的人搭建了舞台,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享有更大的话语权。

无论是节目的观众还是参赛者,甚至是导师,与节目之间的关系都并不对等。

对于草根选手们而言,他们的参加并不会为节目带来热度,只有可供节目组挖掘的热点话题,比如原生家庭的故事等等,但他们却十分仰赖在节目当中出头,获得更大的曝光度;明星导师们的地位也并不算高,对于一档几乎全民性的电视综艺而言,歌手不具备稀缺价值;至于手持遥控器的观众们,也只能在电视频道中反复切换,选择在一档“足够好看”的节目中停留。

完全不对等的利益关系,强化了《中国好声音》愈加高压的节目制作风格。

选手和导师都必须服从于节目组给定的赛制,没有反驳的空间,并且需要配合节目的所有安排,包括加入大量的表演成分,以满足一档综艺对戏剧性的追求。再往下,则是对进入黑箱领域的、可以背人为操控的“选人环节”进行造假。

在电视综艺时代,节目组的确是手握指挥棒的人。“真人秀”的形式尚不流行,综艺被默认为是一场表演,舆论的影响力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突出,更没有其他渠道和它们抢占娱乐内容的消费空间。

前赴后继的年轻人们,怀揣着赤诚而单纯的梦想踏入这个大门,才发现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公平的竞技对抗,他们也不是备受瞩目的“未来之星”,只是被居高临下的节目组摆布的棋子。

一场早该结束的闹剧

《中国好声音》推向市场的最后一位歌手是单依纯,她在2020年获得总冠军,而后通过参加《爆裂舞台》《声生不息·港乐季》等一系列音综而被更多人所认识。而在她夺冠的前后共四季中,都没有再捧出过有热度的新生代歌手,《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也开始逐渐消失在主流舆论场上。

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电视综艺不再具备造星能力。网络颠覆了过去电视时代的许多逻辑。首先是走红逻辑的变化,以《偶像练习生》为代表的网生选秀节目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兴起,迅速成为了大众的新选择,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追梦”路径。

不仅如此,短视频同样拥有造星的能力。在《中国好声音2018》中一轮游的王乃迎,在被淘汰后签约了无忧传媒,现在抖音粉丝高达1200万。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唱歌“出道”的刘宇宁,现在不仅成为各大热门剧集的“OST常驻歌手”,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当红偶像。

互联网浪潮带来的变化,不止是走红渠道的多元,还有日益增长的舆论影响力。特别是对于竞技属性的节目而言,“不公平”不再是默认可存在的潜规则,大家对于不公平的制度越来越敏感,也能借助舆论的力量放大这种情绪。

《乘风破浪2023》里,龚琳娜和美依礼芽的节目《花海》表演完毕后,因为有观众在投票环节高举投票器大喊“不要投票”,就引发了网友对节目组“操纵比赛结果”的质疑,“浪姐 79分21秒”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官方也立刻在当晚发布声明辟谣,表示“一视同仁,尊重每个舞台表现。”

不过,像是《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老牌电视综艺,和网络综艺的差异仍然十分明显。

客观来看,《中国好声音》目前的观众,与在舆论场上参与讨论和抵制节目的群体,并不完全重合。8月18日晚上,《中国好声音2023》第四期照常播出,节目直播收视率0.69%,市占率4.65%,位列全国收视率*。

而参与抵制的人们,本就不是节目目前的受众,“拒绝观看”也因此不构成威胁。即便是在目前的讨论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从何抵制”,无论是对节目本身,还是对节目背后涉及到的更多主体。有网友列出了与《中国好声音》及浙江卫视有合作的23个品牌,并在其微博、抖音等评论区下表示抵制,但截至发稿前,还没有品牌明确表示与浙江卫视停止合作。

这仍然是某种不对等。如今的网络综艺已经深谙舆论的力量,受影响也更深,因此,无论是对争议的回应速度还是态度,都已经比较符合当下用户的预设。但对电视综艺而言,这种“威胁”似乎并不存在。根据《橡果商业评论》8月21日的报道,灿星文化内部匿名人士表示《中国好声音》仍在照常录制并播出。

即便如此,对于每个愤怒的普通人而言,发声仍然是必要且有力量的。8 月 18 日至 22 日短短几天,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下跌54%,市值蒸发超200亿元。

当每个人的声音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发生转机。这或许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好声音”。总之,希望这场闹剧,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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