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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硕加入抢单,千万外卖员卷起来了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凤凰网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

9月伊始,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火上热搜。他称“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每天骑摩托210公里、爬110层楼,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毛收入7000多元。他记录下了平台规则、工作流程、个体观察等内容,用“非常辛苦”来形容体验过程。

和邢斌体验式工作不同,更多人因为生存需要,进入这个行业。凤凰网多方了解,自去年以来,不少高学历毕业生、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被称为“就业蓄水池”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卷”。

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新人外卖员李凯结束了10个小时的工作,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

他是江西人,今年23岁,2022年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奔着低门槛、高收入、时间自由三大优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2023年,骑手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订单增加的速度。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卷”了起来。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宿舍室友们。

例如,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受行业整顿和疫情影响失业。他还有孩子要抚养,肩负着房贷,工作难找,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

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店员,一位中专毕业,一位大专毕业。进入外卖行业*的原因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考虑过开网约车,但据兼职司机说,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人多车少”。

宿舍在老旧小区内,大约50平米,新老骑手混住。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眼神都透露着不可置信,像是在问:“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

李凯说,那一刻,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失业的人,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空间。

外卖骑手不好干了。

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介绍,话说到一半,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又来个新人抢活,还是个大学生。”

打断李凯说话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名叫许奕,43岁,四川人,高中毕业。许奕皮肤黝黑、粗糙,习惯佝偻着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许奕开始对新骑手怀有一种“敌意”,他说,“(老骑手)像被抢了饭碗。”

今年4月,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凤凰网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

高学历争做外卖员

李凯的母校是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季,他海投简历,但没有等到回应。他说,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当年就业率*69%)和他情况相当,考虑就业大环境“严酷”,他想找个工作,作为人生临时落脚点。

另一方面,父母总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李凯觉得,杭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生活便利程度,都更值得自己努力留下。

面对电话里父亲的关心,他只好一面撒谎,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一面开始找零工,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的生活费。

“送外卖、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都是留在一线城市的办法。”

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

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应聘者身体健康、会骑车即可。入职当天,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租一辆二手电瓶车、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一套骑手工服。办理好健康证后,他拿到了骑手账号,正式开始骑手生涯。

27岁的硕士生王丹,和李凯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2021年,王丹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初试折戟,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活费,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

休息时,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心观察聚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他发现,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聚集抽烟、闲聊,更喜欢谈论工作结束后去桑拿、娱乐;另一拨是新骑手们,在商业中心的书店里偶尔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凤凰网,2022年7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在他运营的站点内,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成为骑手。

“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听其他站点的同行说过,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业务,用餐高峰时段抢单赚钱,其余时间会去商场看书。”该站长说道。

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

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彼时,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介绍了超过100名本科生、硕士生。

李凯时常感觉到一种“身份错配”,他学的是外贸专业,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工作看上去更合理一些。除了大学里*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丢人,“怎么混成这样”。

他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吃饭的同学,他总推脱说自己“太忙没空”。

除了大学生外,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

杨浩东,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他曾是教培行业的前端工程师,每天用Java语言工作,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

“我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他说。

2021年底,行业裁员潮来袭,杨浩东不幸成为离开的一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和大专学历,让他在找工作时不断被拒之门外。最终,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先做兼职骑手,一边做一边找工作。后来发现收入尚可,每月能达到9千左右,便全职投入了进去。

33岁的王力,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高中毕业。2022年疫情开放后,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减少,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迫于生计,王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

王力干了十多天后,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王力还尝试做网约车司机。他租了一辆车和朋友划分时段抢单跑车,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但订单量不稳定,加上平台抽成,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网约车也难开了。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这让他在面对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有了一点安全感。

时薪下降,规则悄然转变

人数增加,让骑手的薪资不断下降。

做骑手之前,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工地停工后,他才开始送起外卖。2020年开始,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加上补贴,最高能达到20元每单,一年下来,他能存下20万元。

到了2021年,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那一年,他在老家建了房子,欠下了一笔钱,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可按当下的行情算,他起码要用8年时间才能“解脱”。

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变得更糟糕,站点平均日单量不变,每天接到1500单左右,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7000元。

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相应的“评级”制度,等级高的骑手相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而新人则需要不断地“升级”,从最基础的近距离、低单价的订单做起。

在此基础上,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价格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像李凯这样业务不熟练的新骑手,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超过10元。刨去每月800元房租、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

“取、送路程加起来总共7.5公里,配送费只有2.7元。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36元。”李凯算了算,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时薪约5元,30秒内会被抢走,“不管什么单子,总有人会接。”

此外,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补贴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加至最高500元。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客人让他顺路帮忙买一包烟和啤酒,他觉得时间来不及就没买,结果遇上了一个差评,被扣了300元。

李凯还留意到,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他3月份每天赚约300元,4月份跌至每天200元不到。他所在的配送区域,取消了恶劣天气补助金。

新骑手多了,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超过10次,否则会被劝退。

全职骑手饱和,逐渐超过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给,收入普降,平台开始重新分配订单。

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凤凰网,众包的订单减少了。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单价低的订单。因此,兼职骑手们开始注册不同平台的账户。

可是,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标准。例如,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记录,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

不少兼职骑手被迫离开,或想办法去站点应聘,转成全职骑手。另一些承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离开。李凯看到,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

离开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换一个平台,继续从事外卖骑手;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要赚到钱,还是得打零工。

受到配送供需的变化影响,全职外卖骑手的“人员流动性”开始降低——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长久职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

“出去之后,也不好混。”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以往,春节前后是骑手的离职高峰,平均10人里有3人会离开,但2023年同一时段,整个站点共100人,选择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节前,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按兵不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

往年春节后,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这批骑手作为新生力量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路线,在夏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章雨回忆,2022年的时候,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需要支付的费用差不多是700元左右,现在则降到了300-500元。

“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章雨说,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但订单回落后,外卖平台依旧因为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

不过,对平台而言,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是件好事:可以倒逼骑手们进行竞争。带来的结果是——配送速度明显加快,订单遗漏的情况减少。

“骑手过剩,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在外卖平台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表示。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实际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趋于稳定的状态。

简而言之,在平台看来,周期性的人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淘汰一波骑手。”上述工作人员说。

“就业蓄水池”满了

《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把外卖行业称为“就业蓄水池”,并且解读这是因为行业的两大特点: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多劳多得资。

如今看来,“蓄水池”似乎要满了。

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孔。他说,自己不断结识“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比如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们。

“外卖行业的内卷,并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外卖行业“内卷”现象,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

他认为,就大学生就业而言,高校的核心支持作用不容忽视,“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

他建议,高校应当开设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定期举办一些招聘会和就业辅导。他特别指出,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建立互动机制。

“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说。

此外,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一些行业被严格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就业蓄水池”中,加速“蓄水池”里的内卷。

2023年5月中,二阳过后的李凯决定不做骑手了。许奕也正准备离开,他说,许多干了三、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想回到家乡,开个小店为生。

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杭州高温,工作了11个小时的他,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他把车停好后,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他感觉自己中暑了。

穿过走廊,回到宿舍。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

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很多,大约半小时后,李凯的门被敲开。他顾不得和同行眼神交汇,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关上房门。

第二天,李凯给站长发了消息:“站长,能不能做个结算,我想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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