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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涌入后,深圳高龄摆摊人被挤对的收入和出路

对于深圳摆摊大军中一定数量的高龄老人而言,那往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是留在这座城市唯一的出路。

距离9月1日深圳正式允许摆摊,刚过满月。

“摆烂不如摆摊”,涌上街头摆摊,成为了这届年轻人的一种潮流和新出路。

只不过,互联网上的造富神话,往往只是幸存者偏差,大多数年轻人的摆摊搞钱大计,都以草草收场告终。

我们前段时间的一篇推送,就记录了深圳年轻人辞职摆摊的故事。

对于年轻人,摆摊更像是可以随时放弃的 Plan B,即使失败,也可以相对轻松地称之为是一场体验,大不了继续打工。

但对于深圳摆摊大军中一定数量的高龄老人而言,那往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是留在这座城市*的出路。

他们虽然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却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同台竞技”。

01

年轻人的涌入和被摊薄的收入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摊主,张大爷和王叔都明显感觉到,“今年涌入摆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从红山地铁站A口出来,拐个弯就能看到一条三四百米长的道路,“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摊位。我大概数了一下,差不多有65个,烧烤、炒饭、冷饮,应有尽有,不少是稚嫩又年轻的面孔。

在这60多个摊位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摊位很好辨认。

在选品上,手打柠檬茶、鸡尾酒、咖啡等品类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张大爷摊位附近就有两家手打柠檬茶,一家手作汉堡,还有一个卖鸡尾酒的后备箱摊位。摊位都布置得“花里胡哨”,车身刷成乳白色,挂上炫目的灯带,放着流行音乐,以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消费。

和这些自带网红气质的摊位相比,张大爷的摊位在其中显得格外朴实无华,甚至透露着一丝简陋。

张大爷的肉片摊和一旁的网红风摊位

而王叔所在的五和地铁站附近更是摊贩集中的场所,人行道上排成两列,最多时有将近百家。

路边摊数量的增多,对摊主最直接的影响大概就是收入的减少。

一个小时能卖出7、8份肉片已经让张大爷感到满足;王叔曾经最“高光”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好几千块钱,现在营业额勉强达到一千;何奶奶的夫妻炒粉摊生意则是在有人拍了短视频之后才开始好转,“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卖六七十份,下雨天卖个三四十份”。

在摆摊成为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新赛道之后,懂互联网的年轻人更是把摆摊玩出了新花样、玩出了差异化。他们会运营自己的摆摊账号、更新摆摊日常、进行摆摊直播,就是为了给线下生意引流进行的尝试。这是年轻人的优势,却是老年人的“盲区”。

王叔的臭豆腐摊

王叔算得上是和互联网接触最深的。他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也有着自己的私域流量——从摆摊到现在,王叔一共建了30多个粉丝群,积攒了一大批热爱臭豆腐的“铁粉”。

何奶奶和黄爷爷是偶然之间蹭到了短视频的流量,来拍摄视频的人一波接一波,在所有关于他俩的视频中,最高的一条点赞量达到了232万,而他们本人却连短视频APP都没有下载。

张大爷则是完全不了解,“什么自媒体什么直播,我一个老头子搞不懂这些。”

02

“我们来深圳已经27年了”

这三位高龄深漂,何奶奶和黄爷爷是其中年龄*的。

黄爷爷75岁,何奶奶71岁,他们所经营的炒粉摊恐怕是深圳年龄*的炒粉摊,而他们和深圳这座城市的渊源要追溯到90年代。

黄爷爷16岁时曾进部队当兵,每月6块钱的补贴,一直到22岁正式退伍,退伍后转业到农村,夫妻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

到了90年代,正是南下打工潮兴起的时候。1996年,夫妻俩跟着亲戚从重庆来到深圳打工,何奶奶在店里做洗碗工,黄爷爷当过厨师,进过工厂,两个人一个月能赚个百把块钱。

后来亲戚的餐馆不开了,两人便合计着摆摊卖炒粉,“我们没什么文化,别的也不会,只会干点这个。”

炒粉的价格从十多年前的两块五一份卖到现在的十元一份,一转眼,他们来深圳已有27个年头,算得上是“老深圳人”了。

何奶奶的夫妻炒粉摊

晚上七点左右,从五和地铁站出来,沿着街道往前走一两百米,闻到一股臭豆腐的味道,抬头一看,摊位上赫然印着几个潇洒的大字“王家老头臭豆腐”。

摊主便是臭豆腐界的段子手——老王,自称王老头,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一声“王叔”。

王叔是东北吉林人,性格直爽,很会唠嗑。不管你买不买他家的臭豆腐,他总能和你唠上几句,顺便把你逗乐。

来深圳时,王叔的年纪已有五十多一点,大概是04年左右,那时深圳一号线刚开通不久,王叔骑着单车在竹子林摆摊卖臭豆腐。

“一开始卖的也是长沙臭豆腐,黑色的,后来我自己改成了白豆腐,你看这颜色多漂亮。”王叔的臭豆腐过三次油锅,炸出来后色泽金黄,外酥里嫩,刷上一层辣椒酱,再撒上萝卜干、香菜、咸菜,一口咬下去汤汁在嘴里爆开,确实吃得挺带劲。

之后,王叔的单车换成了小三轮,加上3口老锅,4个调料盆,这一摆就是快20年的时间。

王叔的臭豆腐摊

张大爷的出场自带bgm,“秦阳,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是张大爷手机里公放的一本网络小说,已经更新到了一千多章,机械的AI男声,用毫无起伏的语气朗读着,连兵器交接的乒乒乓乓的拟声词都要读出来。

对张大爷来说,他并不关心小说讲的什么剧情,演到哪了,主要是为了在等客的期间听个声儿,打发时间。

张大爷是福建三明人,今年63岁。2003年来到深圳,距今刚好20年的时间。

一辆三轮推车,一口大锅,六七个装着配料的瓶瓶罐罐,几张可折叠小桌和小马扎,这就是张大爷赖以生存的小摊位。

张大爷的肉片摊

张大爷的老伴儿——郭大妈,在龙华地铁站那附近摆摊,与他年纪相仿,同样是福建三明人。

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三点半,这是他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因为长期熬夜,他们还时不时要去医院,“熬夜伤肝哪,但我们这个年纪去找工作又没人要,只能出来摆摊啊。”

03

“没有噱头,多的是故事”

虽说迫于生计,高龄老人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似乎充满了辛酸和无奈,但比起在老家的清贫生活,何奶奶更喜欢待在深圳,“靓妹,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在这边还是比在老家强多了,能赚到钱,天气也暖和,都待习惯了。”

来了客人,黄爷爷负责做炒粉,端起铁锅的手有些颤抖,但颠锅倒铲的气势丝毫不弱,不出五分钟,一份热乎乎的炒粉就好了,何奶奶则在一旁打包、收桌、补货,两人分工明确,配合得十分默契。

他们的夫妻炒粉摊每天晚上八点出摊,一直到凌晨五点半收摊。

老爷爷虽然年迈,但仍动作利索

这小小的炒粉摊不仅支撑起了他们的房租、水电和日常开支,还负担了家中96岁老妈妈的赡养费,以及大孙子上大学的生活费用。

何奶奶的一儿一女都已成家,儿子在老家打工,一年到头赚不到多少钱,还要给大孙子攒钱买房娶媳妇,而小孙子今年才5岁,“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趁我们还能动,给小孩减轻点负担吧。”

不过,提到大孙子时,两人的脸上都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大孙子很争气很听话的,在上航空大学,明年就毕业了。”

一年365天,他们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一趟,剩下的时间都在围着这个炒粉摊打转,和远方的家人们通个视频电话算得上是他们生活中*的休闲方式。

何奶奶的夫妻炒粉摊

张大爷之前卖过瓦罐煨汤,一大清早要去市场挑“鲜货”,每次备货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加上处理食材、摆摊和炖汤的时间,一天基本上都“泡”在汤里了。

“当时卖汤的成本有点高,而且卖得不是特别好,加上年纪上来了,有点搞不来。”

后面他就卖起了福鼎肉片,相比瓦罐煨汤,做起来比较简单。肉片是由肉泥和红薯粉搅拌而成,把肉片一块块地下锅煮,等到肉片浮起来捞出锅,再放入辣椒、紫菜、小虾米、香菜、姜丝等配料,一碗福鼎肉片便做好了。

他和老伴儿之所以兵分两路摆摊,一是为了减轻家中独生女的负担,二是为了给自己多攒点养老钱,留条后路。

说到这,张大爷的眼眶里泛起了泪水,言语中夹杂着复杂的情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和压力,我女儿在老家带小孩,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肯定得考虑以后的养老问题,趁现在还有力气,赚点养老本,万一以后没人管我们怎么办?

据王叔回忆道,在竹子林摆摊时,小摊前经常围着一圈人,有人提前蹲摊等候,有人特意从龙岗赶过去,还有人花费几十元的跑腿费,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臭豆腐。

正是因为这群热情且*爱心的“粉丝”,在王叔遭遇意外时,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2022年年初,王叔在竹子林盘下了一个店面,但开店时间不到三个月,因为家中煤气着火,王叔在救火的过程中不幸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65%。送往医院后,处于昏迷状态的王叔求生意识并不强,“遭老罪了,我都70岁的人了,当时死了或许是一种解脱。”

前后医疗费用差不多共花费了100万,其中有一部分便来自粉丝群里的捐款。王叔指着他手上略显狰狞的伤疤说,“真的很感谢这群可爱的人,帮我渡过了这个大难关。”

因为烧伤,王叔在竹子林新开的店最后只能关闭,“房租都交不起了,徒弟也散了,一场大火什么都没了。”

王叔被烧伤后留下的伤疤

养好身体后,闲不住的王叔又重新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他还坦诚地告诉我,除了卖臭豆腐,他还想打响“王老头”这个招牌,“要是有可能,再搞个王老头锅包肉、王老头烧烤、王老头卤味......几个这样的小摊摆在一起,那场面多让人振奋啊。”

面对生活的乐观与豁达或许正是王叔的“可爱”之处,“老天爷不收我的命,让我活下来了,那咱就得往前看,人活一天,阳光一天,人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04

“咱们这群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摆摊了?”

和这些老年人相比,来摆摊的年轻人更像是体验派。

张大爷旁边几家由年轻人经营的摊位鲜有人问津,一小时过去了也不见有顾客,摊主也不主动招呼,低头刷着手机感觉非常佛系。

或许是因为年轻人把摆摊当做一个人生中转站,他们并不会以此为终生事业,小小的摊位让这些焦虑压抑的打工人从工作中抽离出来,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而对张大爷这样的老年人而言,摆摊是他们生活的*出路。

因此,自新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哪里能摆,哪里不能摆,要不要收费,收费多少”这些才是张大爷们更加关心和担忧的问题。

王叔告诉我,新条例的发布是促使他重新回来摆摊的原因之一。“对我来说,总体是个好的信号,是不是说明咱们这群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摆摊了?”

在得知“深圳将于9月1日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这一消息后,王叔关心的是此举能不能让他重新回到竹子林去摆摊。他也曾主动打电话给竹子林街道办询问相关进度,不过对方给他的回复是,目前还未制定相关细则,竹子林仍在加强对小贩的管理力度。

张大爷同样表达了他的期盼,因为在搬来A口之前,他曾在C口摆摊,那里是个十字路口,人流量非常大。搬到A口之后,人流量减少了一大半,“钱越来越难挣了”,能得到一个合法合规且固定的位置对张大爷来说至关重要。

眼下更为迫切的是,张大爷身后的美术馆新馆和图书馆北馆开业后,这一块将不会允许摆摊。到时又该去哪,张大爷也没有想好:

“今朝有酒今朝醉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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