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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这所高校跑出30余家IPO

就像硅谷依靠斯坦福那般,凭借中科大的校友资源、品牌效应,合肥也逐渐成为了一座汇聚创新力量的“东方硅谷”。

在合肥,有一所成立仅65年,却能肩比清北的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简称:中科大)。

建校之初,中科大汇聚了全中国*声望的尖端科学家,成为了“中国科学家的摇篮”。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07计算机”、“天问一号”等诸多跨时代科研成果都在中科大诞生。

然而科研上的成就并不能完全概括中科大,自中国科学院实施“一院两治”政策开始,她又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工作,跑出了一大批知名企业。

在AI界,“科大系”占据半壁江山,走出了寒武纪、云从科技、商汤科技、云知声等世界级独角兽企业;在医疗界,迈瑞医疗、柏视医疗等企业已经打响了名号……据统计,截至2023年10月,中科大已经跑出了33家上市公司,站在全国高校转化的前列。

这支科研与转化并行的“国家队”,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

#01

中国科学院的“亲儿子”

要说中科大,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科学院

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代表着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聚集了国内*科研人员。但随着时代的更迭,中国科学院也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特别是新兴技术学科方面的尖端科技人才。于是,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依托自身优势成立了全国首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技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科大。

在制度建设上,中科大开辟很多“*次”。她是我国*所摒弃苏联理工分家办学模式的高校,实行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模式。为我国科研界培养了大批交叉人才,填补新兴科学方面的空白。

此外,中科大还开辟科学家讲课的新潮。中科大13个系分别对口于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还要兼任中科大基础课教师及校、系、教研室负责人。像我们熟知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科学家都曾登上过中科大的讲台,以保证学生们接触到最前端的科研知识。

除了师资力量雄厚,中科大还设置了如:毕业班同学需在中国科学院完成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高年级同学需进入科学院实习等校规,做到人才“从学到研”的无缝衔接。

为了加强尖端人才的培养,中科大还在北京设立了全国*研究生院,并由中国现代物理学之父严济慈出任首任会长,而这所研究生院也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前身。

此外,为保证优质生源能够更早接入科研体系,中科大在1979年开设了全国*少年班。中科大少年班并非传统高中应试教育,它只招收16岁及以下具有过人天赋且成绩优异的孩子,进行重点培养。少年班分为“华罗庚班”、“严济慈班”、“物质科学班”等学科强化计划,以期为将孩子的长处发挥到*。截至2021年,中科大少年班已经创造了“千生三院士、八百硕博士”的人才培养成绩,骆利群院士、庄小威院士等均是中科大少年班毕业。

大量人才从中科大走出,最后又反哺中科大,使得其逐渐形成了研究基础雄厚、专业分布广泛的特色。然而应用科学领域的突破并没有局限中科大的发展方向,反而激发了中科大人走出实验室,向市场进军。

#02

让33家IPO“跑出来”的转化制度

中科大做成果转化还要源自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政策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学院麾下已有11个分院和100多家科研院所,要运作如此庞大的体系需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同时新中国也正在经历重大改革。由国家统一下达任务,并拨款搞科研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科学院继续一套新的制度方案。

时间来到1984年,中国科学院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里,走出了家喻户晓的ICT科技企业联想——这是中国科学院*次将应用科研推至市场,也在冥冥之中成为了我国科研院校成果转化的一次“盗火”。

1988年初中国科学院编开始推行“一院两制”的政策——要求80%的应用研究科研人员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并对各下属事业费的投入逐年减少20%。

作为中国科学院教学与科研一体化的实操者,中科大深受成果转化之风的鼓舞。截至2023年,中科大已经跑出了33家IPO企业,这一成绩也让中科大站在了中国高校成果转化排行榜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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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大系”IPO企业(数据整理:动脉橙果局)

中科大知识产权研究院曾在《科研成果转化需要一本“明白账”》一文中,强调了人才、中间人、市场在高校成果转化中的重要性。而这三者或许也是中科大成果转化的秘诀。

◆ 1、将人才实力转化为创新、创业实力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承袭者,中科大的科研人才实力自是不必赘述。而如何将人才实力完全转化成创新创业实力,是中科大一直以来坚持的课题。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中科大就致力创新、创业的思维灌注进每一位中科大人的意识中。

在学生教育层面,中科大的培养方案以“自由”著称,实行“个性化课表”。即学生不需局限在专业大类中选择课程,而是可以通过修习其他专业的课程,获得学分以及其他专业的学位。这样的方式降低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成本,同时能够高效培养出多层面的人才。

而对于中科大在职的科研人员,中科大改良了考核机制,摒弃了传统的“科研工分”考核制度,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创新想法以及项目节奏。

在时间上,中科大选择以阶段成果进度为标准,缩短了原本以年度单位的科研考核周期。这样既能随时掌握项目进展,适时为项目组提供合适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能让科研人随时回顾自己的项目进展,起到激励作用。

在汇报方式上,中科大用“同行交流”的方式代替了死板的“述职汇报”。让每一阶段科研人员的汇报成为学术交流沙龙,不仅能够总结上一阶段的科研成绩,同时还能通过交流的方式集思广益,为下一阶段的科研提供灵感。

然而,日渐增加的高水平人才数量和发表“高被引”论文篇数都不是中科大的最终目的。助力应用科技项目走入市场,运用至生活中才是中科大发展科研的目标。因此,对于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想法的支持,中科大绝不只是局限于“纸笔之间”,而是动用了“真金白银”。

每年中科大都会投入百万元,用于设立雏鹰计划、雄鹰计划以及鲲鹏计划。

这三项计划主要服务于不同阶段的初创项目,如雏鹰计划是为独立承接科研项目的学生提供10万-15万元的科研经费;雄鹰计划则是为成立初创公司的课题组提供30万-50万元的经费支撑,若项目具备技术转化的潜力,还可以进行初步融资;鲲鹏计划中,学校与安徽省各市联合,按1:1的匹配支持力度提供200万-500万元的经费。据统计,每年中科大“创业基金”将支持60余项创新创业项目,助力更多学生的创业梦成为现实。

然而,中科大的优秀校友还遍布全球各地,除了来自校方支持以外,校友们也成为了中科大人创业路上的重要“后盾”。前有校友李冬代表绿科共创联盟捐出1亿元人民币,后有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以个人名义捐赠1.068亿元人民币,用于中科大高端人才培养及中高端科技项目。此外,校友们还组建了新创公益基金会,定期举办“校友龙门阵”、“行业群英会”等活动,即给了年轻CEO结实“行业大佬”的机会,同时也让市场中“中科系”联系更为紧密。

在创业的道路上,资金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中科大的资金支持给了怀揣创业梦的“中科大人”乘风而去的机会。就像1999年,如果不是中科大拨出了668万元技术股权奖励,那么当时的中科大博士二年级学生刘庆峰很难成立科大讯飞,中国的智能语音市场的发展还将继续沉寂。

◆ 2、“稳定”的转化机制与“流动”的顾问团队

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中间人”的身份有很多,他们可以是学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科研是市场上的技术经理人,还能是项目孵化器。但无论是什么身份,“专业”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求。

这里的专业是指,他们既要对市场足够了解,拥有驾驭资本市场的思维与经验,同时也要涉足技术方面的知识,解决科研人员与市场之间的“语言差”难点。因此,中科大科技成果转化转化办公室在招聘时便实行“高标准、高要求”的方式,选拔出有市场经验且有技术背景的转移人才。

但久居高校难保不会出现视线上的局限,为了让成果转化组织以及项目科研方向紧跟市场动向,除了设立科技成果转化转化办公室以外,中科大还专门成立“创客中心”,并聘请包括金融、投资、法务、管理等领域在内的专家成为顾问团成员,为中科大转化项目提供市场建议与资源支持。顾问团成员并不是固定的,每年“创客中心”会进行成员换届,以期科大创业人能够听到更多来自市场的真实声音。

除了与市场合作,中科大还与合肥市政府以及20余家科研院校合作成立了全国*科技成果转化专班,通过政策导向实现科创的“弯道超车”。截至2023年4月,合肥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对接捕捉高校院所等可转化科技成果超过1000项,发明专利授权量首破万件,技术合同交易总额突破千亿元,其中不乏有中科大的转化项目。

◆ 3、培育适合落地的转化“土壤”

从微观角度来看,成果转化成功与否“人”占据了重要因素,但从宏观来看,转化环境的好坏也同样关键。

为了支持成果转化,中科大为科研人员打造了一个“不受拘束”的转化环境。对在校科研人员而言,转化过程中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是时常出现的困扰。以常见的“先转化、再奖励”模式为例,这种方式不仅审批流程长,且权益分配受制约影响因素多。一些科研人员也因此对成果转化一直抱着观望态度。

而中科大创新提出了“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即在项目转化前将职务科技成果的部分所有权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人员与学校成为共同所有权人。之后,在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转化时,科研人员可向学校申请将其入股至转化公司,学校与科研人员约定收益。而学校不持有转化公司股份,只通过“约定收益”的方式享受转化公司发展带来的未来收益。

并且,中科大也放宽了对科研人员的限制: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不足或短板,只要符合国家改革方向,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谋取私利,对单位和个人不做负面评价、免于追责。

这样的方式即保证了国资保值增值,同时也不会让科研人员在转化过程中受到“国有资产”的束缚。另外,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所见即所得”,进一步提高了科研人员的转化积极性。

除了校内的转化环境以外,中科大还积极发挥“科大系”作用,影响合肥成为了一座适合科研成果落地的“东方硅谷”。

时间回到1972年,伴随着中科大南迁合肥,一大批中科系研究所来到合肥落地,为这座城市铺下了一抹“科研底色”。随着中科大科研成果转化的不断推进,像国仪量子、国盾量子等通过中科大项目转化而来的企业也就近落地合肥。

高新企业的落地,使合肥探寻出了一条新的城市发展道路。它也利用政策等支持将这条创新之路铺宽铺远。例如,合肥发布了一系列人才迁入福利政策,将人才留在合肥。2022年,中科大硕士生留合肥的比例有43.5%、博士留合肥比例44%。此外,合肥还为技术转化大量放款,仅2022年合肥科技支出攀升至245.7亿元,较上年增长41.1%,投入科技产业政策资金超90亿元。

就像硅谷依靠斯坦福那般,凭借中科大的校友资源、品牌效应,合肥也逐渐成为了一座汇聚创新力量的“东方硅谷”。

#03

只有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1970年1月,科大辗转迁至合肥时偏居一隅,如今合肥的中心城区已围绕着中科大展开。以中科大为起点,无论东南西北都能找到创新产业集群。这是中科大坚持科研成果转化的产物,也是合肥支持科研发展的结果。

提到中科大,我们总能看见那些科研名人穿越历史,风尘仆仆向我们走近。但中科大也是一所年轻的大学,中科大孕育的科研成果总走在时代的先列,而从中科大走出的企业位居市场的前端。中科大的转化从人、政策、市场为原点铺开,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科大系”转化模式。

英国著名作家路易斯·卡洛尔曾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写道:在这个国度,必须不停奔跑,才能使你留在原地。这句话在科研成果转化的道路上依然适用。中科大的转化模式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要求的变化,她也在不断“奔跑”,加固着这座以“创新”为名的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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