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网络上掀起了年轻人求神拜佛的讨论。有媒体评论年轻人的行为“走偏了”，但更多的媒体理解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上香。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年轻人急于寻求情绪的出口，开始在寺庙中自我疗愈。寺庙也与时俱进，采用咖啡、手串等时尚元素吸引年轻人。现代社会，年轻人通过上香、city walk等方式实现自我解压，我们也应当看到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并通过宏观调控进行疏解。
01 年轻人求神拜佛，舆论有褒有贬
今年三四月份，网络上掀起了关于年轻人求神拜佛的讨论。
“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关系与体系之间选择了佛系”“木鱼一敲，烦恼全消”等词条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络热议。
今年以来，年轻人热衷于寺庙游。携程网数据显示，2023年2月寺庙景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且预定门票的游客中“90后”“00后”的比例接近50%。
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寺庙”在社交平台上还处于籍籍无名的状态，4年时间过去，如今的搜索量增长了368倍。
有媒体评论，年轻人求神拜佛的行为“显然走偏了”，毕竟向神灵祷告是虚妄的，“奋斗才是青春的底色”。
然而，“上香”和“奋斗”未必矛盾。正如另一家媒体指出的，与其忧心年轻人上香，不如关心他们在“求”什么。
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上香？最关键的原因是年轻人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了。
古人之所以求助神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对许多影响自己人生的外部力量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神灵。
社会学家杨庆堃在所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指出：“生活越艰难，人们越是倾向于寻求巫术和宗教的帮助；越是贫困的阶层，其成员也就越迷信。”
即使是现代化的社会，也还是做不到掌控所有风险，甚至风险可能比以前更大更多了。
一方面，年轻人从求学、就业到日常生活，几乎无不面临着抉择，社会的容错率又低，一步错步步错，而大部分风险又远远超出个体所能掌控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生命历程标准，在无形中更增添了年轻人生活工作的时间紧迫感。
就业难、购房难、看病难、孩子上学难、父母养老难以及来自职场竞争、社会交往、婚恋生育等各方面的压力更加剧了年轻人的焦虑与恐慌。
因此，年轻人出现暂时性的消极避世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求神拜佛”不仅杂糅了年轻人焦虑、向往、迷茫、纠结等多重心理状态，也反映了年轻人在时代转型中的现实困境与生存境遇。
而且，青年“求神拜佛”不代表“无知迷信”，与努力奋斗也并非完全对立关系，更多的是把“求神拜佛”作为休闲放松、排解压力、转移焦虑的途径
为此，不应给年轻人的求神拜佛贴上“逃避现实、缺乏奋斗、自我欺骗”的标签，从而忽略和掩盖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社会性原因。
毕竟，大部分去寺庙的年轻人，是为考试上岸烦躁不安的人，是为住房、教育、医疗压力焦头烂额的人，是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彷徨不定的人。
他们都有为之奋斗的理想追求，也有不得不焦虑担忧的现实困境。
与其一味地指责和批判，不如给年轻人多些人文关怀与合理引导，帮助他们提振信心、化解忧虑。
02 年轻人困于成家立业，承受三重压力
当前，年轻人在“成家”与“立业”这两方面均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一些客观性、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依靠青年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的。
“立业”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回报率降低等各种因素，青年群体失业率偏高、就业质量堪忧。
我国青年失业率从2018年的10.8%上升到2022年的17.6%。2023年6月份，我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1.3%，创下历史新高。
研究表明，最近十年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显著增强，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
此外，当前青年就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从“内卷”到“躺平”，“考编考研热”不断升温，体制内的央国企和公务员成为不少毕业生的优先选择。
“成家”方面，受到生活成本和婚育压力的逐渐提高，年轻人结婚买房的难度显著加大。
婚姻方面，结婚的人越来越少。根据育娲人口研究的《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3版》，我国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2年的4.8‰，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2年的683万对。
住房方面，我国自古就有“安居乐业”“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念，因此买房成了大量青年努力奋斗的目标。
拥有住房对青年群体的人生规划与地位信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8.5%的受访青年认为“自由住房带来安全感、归属感”，50.5%的受访青年认为“传统观念里自己的房子才是家”，可见住房消费仍然是大量青年的必然性、必须性、必要性消费。
然而，高昂的房价不是大多数年轻人可以独自承担的。1998-2019年我国住房销售均价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远超同期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此外，年轻人承受的外部评价压力始终存在甚至更大。
35岁被广泛默认为要取得一定社会成就的年龄门槛，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者”。
社会对年轻人事业成功、结婚成家的评价标准并未有多大改变，但是所需的客观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两者的碰撞给当代青年带来更大压力与焦虑。
在职场上，年轻人面对又好又快、降本增效的评价标准。
不仅要求时间效率“快”，更提出结果指标要“好”，时刻强调比拼主义、赶超主义、绩效主义，其后果是“速度文化”的无限蔓延。
“速度文化”倡导理性、规则、秩序、标准、优绩等现代化价值，但过分追求“速度文化”意味着生活里缓慢的、悠长的品位被漠视和抹杀掉了。
年轻人始终被“速度文化”裹挟着、绑架着、支配着，脚上带着镣铐，头上悬着剑，物质需求不能立刻得到满足，精神需求也只能被压制。
面对成家立业、外部评价、快节奏职场的三重压力，年轻人成为了时间焦虑的主体。
03 年轻人与寺庙双向奔赴，寺庙经济兴起
在愈发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年轻人产生寻求“乌托邦”的寄托。
寺庙通常建立在大自然的山水之间，古朴清净。
在寺庙的短暂休憩不仅能够亲近自然、削减张力，还能顺带许个愿，完全满足了年轻人释放身心、忘却烦恼、期待美好的空间场所需求。
年轻人被寺庙吸引的同时，寺庙其实也在努力“拥抱”年轻人。
近年来，各地不少寺庙在文创、周边产品方面下了大量功夫。
一些寺庙区域的咖啡馆，也受到网友热捧。
例如，杭州永福寺在寺内推出的慈杯咖啡，灵隐寺引入了星巴克，上海的龙华寺开设了自己的咖啡厅。福建的南普陀寺更是为咖啡起了禅意的名字，将冰美式叫做“一念心”。
手串则成为寺庙消费的另一大亮点。
雍和宫的“琉璃香灰手串”因其多种寓意而备受年轻人青睐，手串设计也推陈出新，采用年轻化的配色，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必备。
灵隐寺的“十八籽佛珠手串”也在各大社交平台走红。去年8月，在杭州40℃的天气里，有时6点就有超过200人排队请购。
文创产品也成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关键。
例如，五台山的文创雪糕采用寺庙的佛韵元素，吃掉雪糕后展露出的祈福签将寺庙禅意具象化。杭州的法喜寺推出了姻缘类御守单品，成为年轻人眼中的“脱单必备之物”，一年销量超过10万件。
咖啡、手串、文创为寺庙旅游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引导游客探索更深层次的寺院文化。
对寺庙的兴趣不断攀升之下，年轻人对开始关注相关的线上产品。
2022年，“电子木鱼”一度在年轻群体中走红。
七麦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与木鱼、佛珠有关的应用多达十多款。仅在华为一个应用市场，某“电子木鱼”APP的下载量就高达574万次。
毫无疑问，“寺庙经济”“祈福经济”已然兴起，寺庙也开始念起了商业经。
中国佛教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存的32600座寺庙中有20%以上被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北上广及河南、四川等佛教文化盛行的省市。
如今，寺庙已经开辟了寺庙文创、书画售卖、寺庙培训、短视频+直播卖货等多种方式实现营收，甚至有些寺庙开启了上市之路。
寺庙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也不是简单的因缘际会。
当前，热门寺庙基本都根据目标用户进行了精准定位，如“求事业去雍和宫”、“求婚姻去红螺寺”、“求财富去杭州灵顺寺”、“求学业去五台山”等。
寺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关键是寺庙为年轻人提供了所需的情绪价值。
面对当下持续高涨的焦虑情绪，寺庙天然的祈福属性和氛围，能为年轻人提供快乐、美好、健康、平安等正向情绪价值。
例如，年轻人到寺庙喝咖啡的“反差营销”，每一杯咖啡暗藏的禅语，似乎都在告诉大家，在这里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心诚则灵”的信仰。
04 年轻人的自救与他救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13-34岁的中青年焦虑和忧郁水平高于其他年龄。
在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压抑和焦虑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垃圾情绪”成了青年人亟待探索的新课题。
除了去寺庙上香祈福，年轻人也在不断寻求自我疗愈、自我解压的新兴方式。
首先是风靡社交网络的City walk。
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某平台上City walk相关搜索同比增长超30倍，舒缓心情是大家选择漫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City walk兼具自然接触和社交两种属性。离开熟悉的环境、脱离熟悉的生活节奏，去探索城市，能够让我们在屏蔽烦恼的同时，拥有新奇的体验。
其次是一种名为Tufting(簇绒)的新奇玩法，原本是用来制作地毯等产品的传统工艺。
小红书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初，2万余篇笔记与“Tufting”这个新兴活动有关。美团发布的“2022十大解压新业态”，包括射箭、泰拳、陆地冲浪、Tufting等。
有消费者评价，Tufting比涂色更加解压，打毛线的枪“突突突”，感觉把烦恼打掉了。脑子里只想一件事，把这一段的毛线打得整齐。
此外，还有流体熊、撸猫撸狗、刮刮乐、玩具盲盒、毛绒娃娃等与解压相关的产品和活动。
从寺庙求神拜佛，再到City walk、Tufting。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年轻人不断寻找着“压力出口”，以便“轻装上阵”，更好地面对工作生活。
在年轻人不断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宏观层面为年轻人减轻社会和生活压力。
当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是青年面临的主要压力，关系到青年享有的基本生活质量与拥有的抗风险能力。
就业方面，应提供更多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帮助年轻人获得更好的职业竞争力。推动企业提供更多的灵活工作机会，如远程工作、自由职业和兼职工作。
住房方面，通过增加青年保障性住房、专属人才公寓，逐步解绑孩子入学资格与学区房、户口等捆绑的政策性限制，多渠道减轻青年群体的住房压力。
医疗方面，除了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政府可以逐步推行普惠性商业医疗补充保险，例如各种“城市保”，减轻青年家庭医疗消费压力，降低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教育方面，严格执行“双减”政策，减轻家庭养儿育儿负担，防止青年因养育负担过重产生不敢生、不想生的心理忧虑。
此外，应倡导慢节奏生活，减轻时间焦虑。
适度的时间焦虑能够激发青年主观能动性，但过度的时间焦虑则会挤压个体的自由空间，导致对青年的异化和漠视。
当年轻人的时间愈加被商品化、资源化、市场化，就会使年轻人在使用时间过程中愈加自我奴役和自我规训。
“欲速则不达”“过刚易折”，要对社会“快文化”降温，倡导合理的“慢生活”节奏。
总而言之，我们应正视年轻人“求神拜佛”背后的现实诉求，理解年轻人自我疗愈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为其提供压力出口，通过宏观调控为其疏解现实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