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中旬，香港政府宣布将有限度输入外来劳工，以应对本地建造、航空、运输等多个行业及工种劳工短缺的现实。这轮输入劳工计划的配额上限为两万人。
原广州公交车司机傅鸣，生活在珠海的陈芳昱，生活在江门的庄玉华，都是通过这一计划，拿到了香港机场的聘用通知。
在应聘香港机场的工作之前，陈芳昱在澳门一家眼镜店做过三年销售，收入一万多元，工作相对轻松，晋升空间有限。香港输入劳工的政策落地后，她看到了劳务公司的招聘告示，通过面试，应聘上香港机场的客服岗位，“大企业，应该有晋升的机会”。
相较澳门眼镜店的工作，陈芳昱新工作的收入明显有提升，三人皆是如此。傅鸣在广州月收入四五千元，应聘的香港机场牵引车司机岗位，月薪1.8万港币。庄玉华跟陈芳昱一样，申请的是香港机场的客服类岗位，月收入不低于1.7万港币，她之前在江门的工作工资也是四五千元。
与内地工资水平相比，三人的月薪极其诱人。只是，与高收入相对应的是高支出。林宝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工地劳工，她几乎不用支付居住成本，日子过得非常节俭，即便如此，“每月日常开销也得一万多港币”。
去澳门打工的“珠海人”
陈芳昱、傅鸣、庄玉华都在等待香港劳务签证。
根据政策，内地劳工要应聘香港工作，需通过经商务部批准的14家对外劳务企业。陈芳昱在香港机场的工作，首期劳务合同是跟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的，合同期两年，她每年要向中介公司支付4800元的费用。
好在，两年期满，她可以跟香港机场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同劳务中介收取的费用也各不相同，傅鸣的中介费用高达1.8万元。
根据公开信息，香港机场的劳工输入计划，涵盖10个人手短缺特别严重的前线工种，包括地勤人员、机坪服务员、机舱服务员、仓务处理员等。
本轮劳工计划公布后，香港政府也一并提出了“香港工作、内地居住”的即日往返模式。根据规划，大部分机场外劳会在内地居住，由机管局统筹每日跨境交通接送，但交通费用会由外劳自行承担。针对建造业工人，建筑商可安排工地宿舍或中央宿舍，港府将元朗潭尾小区隔离设施改作中央宿舍，由建造业议会管理。
事实上，准许受聘的外劳放工返回内地居所这一做法，香港参考的是澳门的外劳政策。“跨境做工”在珠海、澳门两地司空见怪，据澳门劳工事务局统计数字，截至2023年2月底，澳门约有15.2万名外地雇员，其中来自内地的约10.6万名，占比近七成。澳门海外劳工协会会长林路宁曾透露，撇除居于雇主家的家佣，估计约85%来自内地的雇员居于珠海。
刚毕业时，陈芳昱在珠海做电话销售，“早九晚八，一个月工资五六千“。干了几个月她便辞了职，结婚做了全职主妇，孩子出生后，她通过劳务中介，应聘上澳门眼镜店的工作，”不想在珠海干，工资太低了“。
陈芳昱在澳门眼镜店的销售工作相对轻松，不过工作时间较长，“要求在店9个半小时，来回通勤还要3个小时”。在澳门工作这三年，她每年要给中介公司缴纳4800元的管理费，澳门雇主不承担社保支出，她要在珠海购买灵活就业社保。
在澳门工作时，陈芳昱不少同事来自江门、茂名等地，他们在珠海租房，跟陈芳昱一样每日两地往返，以节省居住成本。跟陈芳昱同店上班的另外两名女性，都来自珠海，其中一位是验光师明明，原本在内地做验光工作，月薪六七千元，去了澳门后她还是做同样的职业，月收入有一万三四。眼镜店的工作十分稳定，明明已经在店里工作了七八年，“不会说随随便便把你开了”。
陈芳昱每月有5天休息时间，节假日另算。虽然不能双休，但她觉得，自己的休息状态比在珠海上班的丈夫强，“我们休息就是休息，一天不看手机也没事，他周末一天24小时手机不离手，说开会就要开会”。
陈芳昱不想再考虑内地的工作机会，“工资太低了，都不够我花的”。她三十多岁，已婚已育的身份，也让她觉得在内地职场缺乏竞争力，“国内招人比较喜欢应届生，实习生，你又没有像程序员那种技术，你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工资没传说中高，花销比想象的多”
对于未来在香港的工作状态、生活成本，陈芳昱等三人还没有多少概念。
陈芳昱计算过，去香港工作，通勤成本比去澳门高了许多，香港机场提供的员工班车，往返珠海每月费用2900元左右，澳门珠海两地通勤一个月只要600元，“各项成本扣除下来，好像收入也没有涨”。庄玉华打算在香港租房，租金将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傅鸣则计划去珠海租房居住。
在香港做扎铁工的林宝云，在当地生活了七年多，她对香港的谋生环境、生活成本，赚钱机会以及不尽人意之处，有着深切的体会与理解。
林宝云父母在香港生活多年，直到香港“成年子女投靠父母”的移民政策放开，林宝云才得以赴港谋生，而后一直在当地从事蓝领工作。林宝云住在公屋，居住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日常生活精打细算，“几年都没买过一件衣服”。即便这样，她“每个月花销怎么也得一万多港币”。
（备注：扎铁，Reinforcement Fixing，是土木工程的一个专项工序，工作内容是在待建的建筑物之混凝土墙内，先建一个由钢筋及铁线扎成的架（粤语俗称“花笼”），给予这些建筑物重力墙有更强的承重能力。）
林宝云去香港做工，同样是想“挣多点钱”。她中专学历，离异后独自带着孩子，去香港前在深圳的月薪只有两三千元，当时她四十多岁，孩子在深圳读高中，“日子根本熬不下去”。
林宝云原籍宝安，爷爷和父亲早年去了香港。爷爷心疼留在宝安的孙辈，80年代在罗湖，给林宝云姐弟几人买了一套房子，他们的户口也从当时的宝安县迁入罗湖，“后来宝安划进特区，城中村分红、拆迁那些，我们都没有份的”。
初到香港，林宝云两眼一抹黑。亲人当中，大弟和三弟都在深圳，二弟刚到香港一年，父母年纪大了，给不了她多少建议，她不知道该从哪里讨生活，“别说我这样的学历，就是大专，在香港也没有人认的。你没有好学历，在香港赚钱也不容易。”
“网上说香港工资有多高多高，好像遍地是黄金。说老实话，香港还有很多工作，工资一万刚出头，甚至还不到一万港币。就是在香港政府单位做个文员，一个月也就一万多港币。”
亲戚建议她去做security（备注：职责与保安相近），她不愿意，这个职位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月收入不到一万港币，再说，在一个地方坐一天不能动，她熬不住。
在屋里闲着不是办法，没有什么门路的林宝云，跟着一个远方亲戚，入了装修这一行。她在装修工地打了6年零工，“洗玻璃、刮墙皮什么都干”，日薪600港币。她和二十多个女人，跟着一个“大家姐”，其中年龄*的姐姐已经69岁了。“大家姐”认识很多装修公司，总能揽来源源不断的活儿，“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就有活儿干，一个月起码20天有工做”。
在香港打零工，保障也是一个问题。林宝云做装修零工那几年，没有雇主为她购买强积金（备注：类似于内地养老社保）。去年10月份，林宝云一个姐妹阿玉，做装修时从楼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需要做手术。阿玉找到装修公司，希望得到工伤赔偿，装修公司本就购买了团体性质的工伤保险，可一旦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公司来年的保费就要涨。因为这个，装修公司不愿意为阿玉争取理赔，双方为此扯皮到现在。
1年多前，林宝云进入建筑工地，成为一名扎铁工。刚入扎铁这行的新人，人称为“白纸”，即什么都不懂。在香港建造业议会学习四个多月，拿到扎铁中级牌照的工人，被称为“靓仔”。在扎铁这行做过几年，但没有中级牌照的工人，人称为“大靓”。经验丰富又有工牌的工人，才被称为“师傅”。“薪酬的高低，跟牌照和经验相关”。
香港建造业总工会2022年10月公布的信息中，扎铁工人的日薪为2600港币，“实际上工人拿到手的，没有这么多。”
林宝云还是“白纸”时，日薪1100港币，随着经验技术提升，现在她的日薪达到1250港币。就林宝云了解到的情况，跟她同一个工地的老师傅，日薪是2200港币，这是他们工地上最高的工价。另外，工地做地基的时候，雇主请过一位经验丰富的师傅，只干了几天，每天工价2440港币，其中40港币要付给中介，“他这种只干几天的，属于散工，雇主不给买强积金。我们这种，一般会干到项目结束，属于长期散工，雇主要给我们买强积金。”
林宝云认为，政府公布的工价里，计入了一部分隐性成本，比如某个工人受伤，需要休息几天，他仍然可以领到原薪酬的70%到80%，雇主为了如期交付工程，可能还要多雇一个工人。另外，林宝云观察，香港建筑工地上，女工起码占三分之一，不过，即便女工跟男工做同一工种，能拿到的日薪也比男工要低几百港币。
香港谋生：吃得苦，捱得住，靠自己
跟林宝云一起做装修工的二十多个姐妹，都是通过移民政策来到香港。“有些是父母在这边，大部分是通过结婚过来的”。
一个内地人来到香港，不是谁都能接受工作机遇、环境的落差，也不是谁都能适应生活空间、日常习惯上的差异。
林宝云的一位朋友，原本在深圳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活不算辛苦，两三年前，这位朋友投奔早几年去了香港的丈夫，她丈夫跟林宝云一样，也是通过超龄子女移民政策到的香港。
朋友来到香港后，熟人介绍她去快餐店打工，她干了三天就辞了工。接着又有朋友介绍她去鞋店上班，她熬了一个月，又不干了，辞工的理由无外乎“站得累”、“好辛苦”。
林宝云本来想着，朋友熬得住店铺工作的话，她就带朋友去做工地。看到朋友一连辞了两份工，她放弃了这个念头，工地可比鞋店、快餐店辛苦多了。
年前林宝云看新闻上说，一个女人跟丈夫、孩子迁居香港，丈夫、小孩适应了当地环境，她怎么都不习惯，又回到内地生活。
“听不懂，或者不会说广东话，在香港也很麻烦”。林宝云二弟也在香港做建筑工人，他现在做工的工地，有些工人来自内陆地区，普通话里可能带了家乡口音。弟弟在饭桌上跟她聊到这个就很苦恼，“很难沟通，他们的普通话我完全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他们也完全听不懂”，他说。
林宝云刚到香港时，也不习惯，不说别的，屋子太逼仄了，“厕所一平方米不到，洗个澡胳膊都伸不开”，跟香港很多人比，她和妈妈、二弟住在公屋，空间和环境已经很不错了。
母亲在家里，能帮林宝云和弟弟做饭，所以她中午一般都带饭。弟弟只有晚饭在家里吃，早午饭都在外面吃，还要抽烟，一天的花销至少得三四百港币。
林宝云不抽烟不喝酒，日子过得节俭，弟弟老是揶揄她，“你的衣服都是多少年前的，你也不打扮打扮”。
她的钱赚得不容易，一次出门做工时，她在半路上摔了一跤，左边髌骨裂开了，她不清楚严重性，忍痛在工地上干了一天，别的工人看她神色痛苦，还以为她来了大姨妈。到了晚上睡觉时，她痛得躺不下床，咳嗽一下也觉得痛。第二天她去看急诊，拍了片子医生开了一周止疼药，看完病她接着上工，吃完了止疼药，她觉得痛感到了可忍受的程度，连止疼药也不要了。
林宝云干装修工不久，已经把香港的边边角角跑了个遍。香港的交通成本，贵得令人咋舌，车费最高的一天，她花了100多港币。她住在新界，位于香港的最北边，这段时间她在香港最东面的工地上班，通勤距离漫长，她只能早上5点钟起床，因为弟弟用洗手间的时间很长，她得提前进去。洗漱完她5点50分左右出门，不塞车的话，到工地也要7点10分了，换换衣服，准备一下， 也到了8点钟上班时间。
“下一个工地在西贡，比现在这个还要远，为了生活，只能起早贪黑了。”
在香港干建筑工地，要有三宝——身份证、平安卡、工人注册证。林宝云是扎铁工，不同于普通杂工，她还需要拿到银卡——接受一天建筑行业相关培训，通过考试后发的证明。银卡涉及的课程不难，“有点文化都能过”，不过，她一个年龄偏大的朋友，不识字，考了四次都没通过。
工地上的女工人，年龄至少在30岁以上，更年轻的女性，会选择工地上的文职工作，“坐办公室的”。上了年纪的工人，不少也在做耗力气的工种。工地上，最轻松的是开升降机的工人，干这活儿的一般都是女人，不过她们的工作时间被拉得很长，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
其他的工种，即便是做杂工，也非常辛苦，林宝云在工地上做过三个月杂工，“说老实话，挺不容易的”。
林宝云曾在一个私人的工地上做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一对老夫妻负责清理外墙，有些地方没清理干净，他们需要乘升降机返工。如果请操作升降机的工人帮忙，那要给对方另外付钱。老夫妻跟升降机工人简单学习了操作流程后，便自己上手操作，“这在工地上其实是违规的，只有拥有操作合格证的人，才能操作”。
老夫妻还未清理完，升降机卡在了半空，上不去也下不来，故障迟迟未能解决，妻子太害怕了，吓得尿了裤子。
林宝云父母早年间，也在香港工地讨生活，父亲做水泥工，母亲跟着父亲做小工，当时的雇主，不给他们缴强积金，只能自己出钱缴，父母只缴了一人份的强积金。老两口退休时，强积金账户里的钱，扣掉管理费，“到手的只有一点点”，他们现在主要靠以前的积蓄在生活。
林宝云做了扎铁工以后，雇主才开始为她缴纳强积金。“强积金是超过65岁，就不让你缴了。积金局拿着你的钱做投资，有时赚，有时亏，65岁时你账户里剩多少钱，你可以一次性提出来。我弟弟的强积金账户，疫情期间亏了几万港币，他气得打电话到强积金管理局骂他们。”
香港的公共医疗很“平价”，林宝云挂过几次公立医院的急诊，诊费100多港币，“在私立医院，看一次诊起码得300港币，有名的诊所、医生有些要一两千港币”。“但很多时候，你去公立医院看诊，做手术，要排很久很久的队”。
疫情期间，有天早上，林宝云头晕目眩、上吐下泻，她想去楼下最近的私人诊所看诊，对方告诉她，当晚7点钟以后才有号。她又试着在政府医疗系统预约，平台显示当天的号已经放完。她身体太难受了，跟朋友求助，朋友告诉她，那个平台某个时间段可能会再放号，林宝云按朋友的指点，在那个时间不停地拨电话，总算约上了晚上6点半的号。
前年，林宝云的母亲患上白内障，视力只有0.1了。他们原打算回深圳做手术，当时还在疫情期，来来回回太麻烦，最后母亲在香港一家私人医院做了手术。当时，母亲的眼疾手术，也在公共医疗系统也做了预约，“事隔一年半，还没有收到诊疗通知”。
……
林宝云已经拿到了香港永居身份，不过按她的计划，她未来要回深圳养老。弟弟的老婆孩子也在深圳，将来一样要回深圳生活。
这些年，林宝云的儿子一直在深圳读书、工作，儿子没有去香港生活的打算，林宝云也想叶落归根，在香港，她只是为了谋生。林宝云有个同学，读完大学后去了香港，她一直没结婚，父母、哥哥一家都在香港，她跟林宝云说，“像我们在深圳长大的，以后总是要回深圳的”。
林宝云有个心愿，能攒下钱来，在深圳买个小房子养老。她和儿子在深圳有一套房子，她认为那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将来他有了小家庭，我们一个屋檐下，万一有磕磕绊绊也不好”。
可是，看看深圳的房价，林宝云又觉得，想给自己攒出一套养老房，“估计也是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