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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薪过亿的CEO是怎么诞生的?

事实上,海外大型生物科技公司,CEO通常是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底薪”通常不高,与企业发展的绩效才是收入主要来源。

CEO的薪酬,总是会成为谈资,尤其是生物科技行业。因为生物科技行业诞生了诸多巨头,而这些巨头*的薪酬往往不低。

尤其在海外,跨国大药企的CEO,天价年薪是常态。2023年,艾伯维CEORichard Gonzalez,总薪酬是2570万美金;吉利德CEO Daniel O'Day年薪达到了2260万美元,强生CEO Joaquin Duato总薪酬更是高达2840万美元。

CXO行业也不例外。2023年,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达到2915万美金,折合2.09亿人民币,堪称最强“CXO打工皇帝”。

不过,如果从产业角度出发,CEO的薪酬不应只是谈资。

任何一家企业,即便进入规模化集团式运作阶段,仍然离不开CEO的掌舵。毫不夸张地说,CEO的战略抉择能够直接决定企业的业绩表现,这些CEO的天价薪酬也由此而来。

事实上,海外大型生物科技公司,CEO通常是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底薪”通常不高,与企业发展的绩效才是收入主要来源。

这意味着,“天价”CEO的诞生,意味着这家企业的发展可能不错。CEO薪酬,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企业竞争实力的一个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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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背后,绩效是核心

过去十年,生物科技行业涨幅*的是什么?CEO薪酬,*是其中之一。

2012年,MNC中只有5人的薪酬超过1800万美元。十年后的2022年,前15名薪酬最高的CEO名单(包括市值至少为200亿美元的公司)中,薪酬*的为1900万美元。

2023年,基本延续了这一趋势,年薪超过2000万美金的CEO,并不罕见。不仅是药企,CXO企业也是如此。

以*值来看,2023年薪酬超过千万美金的CEO,至少超过4位。已公布薪酬信息的企业中,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最高,达到了2915万美元。

这并不奇怪。在海外,大型生物科技产业公司的CEO,主要是由职业经理人担任。这些职业经理人,通常是行业内的*专家,不仅熟知公司业务和日常运营规则,并且对竞争格局有敏锐的了解。

简单来说,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的目的只有一个:给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包括业绩和股价)。正所谓,能力越大、收入越高。

这在美国企业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在比较价值相似的公司时,欧洲和美国公司之间的薪酬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赛诺菲和百时美施贵宝市值接近之时的2022年,赛诺菲向其首席执行官Paul Hudson支付了1070万美元薪酬,而百时美施贵宝向Giovanni Caforio支付了2010万美元。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天价CEO。通常而言,CEO创造的年度效益,部分会变成薪酬奖励。IQVIA是典型,其CEO Ari Bousbib的薪酬,89%与绩效挂钩。

如下图所示,Ari Bousbib高薪主要由Performance Shares(56.3%)、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16.3%)。前者,是基于此前设定的业绩目标,以及最终的达成情况而带来的奖励;后者,则是基于股价目标,以及最终股价涨幅带来的奖励。相反,其固定薪酬,也就是Base Salary部分,占比仅有6.2%。

不仅是Ari Bousbib,IQVIA其它高管的近83%收入,也是与绩效挂钩。如上图所示,高管的66.7%的收入来自Performance Shares、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

因此,生物科技产业领域的CEO和高管,高薪是事实,但并非“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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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决定一切,薪酬波动较大

由于绩效是考核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也导致,海外生物科技产业CEO的薪酬,波动性较大。典型如强生CEO Joaquin Duato。

2022年,是Joaquin Duato上任的*个年度,总薪酬是1310万美元。这一数字,在*药企行列中,并不入流。

但到了2023年,Joaquin Duato年薪达到了2840万美元,其也成为了目前披露年薪最高的大药企CEO。

之所以其薪酬飙升,核心原因是股权奖励几乎翻了一番,从 2022 年的830万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600万美元。

原因在于,强生的2023年表现*。2023年,对于强生来说是强劲的一年,因为它以 850亿美元的收入重新夺回了行业公司的头把交椅,比2022年增长了6.5%。

并且,在战略方面,强生也成功剥离了消费者健康业务。“在Duato先生的领导下,公司在2023 年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其综合财务和战略目标……授予他目标130.4%的年度绩效奖金和目标125.0%的长期激励,“强生在文件中表示。

有人因为业绩出色而薪酬飙升,也必然会有人因为业绩表现不佳,而薪酬骤降。辉瑞CEO Albert Bourla,就是这样一个悲催的金领。

2021年和2022年,因为辉瑞在新冠布局中的成功,Albert Bourla薪酬水涨船高,分别达到2430万美元、3300万美元。2022年3300万美元的年薪,让其位居CEO薪酬榜第三名。

2023年,其薪酬可能跌出前十,因为“只有”2160万美元,同比下滑比例达到41%。这与辉瑞的业绩不及预期有关。

年初,辉瑞2023年的营收目标是688亿美元,但最终结果却只有585亿美元;另外,辉瑞股价在2023年跌幅也超过40%。诸多不利因素导致,Albert Bourla降薪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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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天价CEO,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从海外生物科技企业CEO的薪酬构成来看,“天价”与否都是极为容易被市场接受的。

一方面,这些CEO的薪酬,现金部分相对不多,并不会对公司的现金流带来影响。虽然这些CEO的薪酬,相对于跨国大药企的现金储备来说,占比并不大。即便全部以现金支付,可能也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以业绩、战略执行情况以及股价表现对CEO进行考核,有充分的目标导向。在这一目标导向下,CEO如果能够超额完成目标,解锁更多薪酬也是各方都乐于见到的局面;如果业绩难以达标,那么奖励也会大幅减少,正如辉瑞CEO当下的处境一样。

回到国内来说,部分biotech过去也出现了天价薪酬的现象,甚至部分天价薪酬是以现金支付为主的,难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

国内创新药企业通过高薪绑定核心高管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对于在发展初期,核心高管才是创新药企的“核心资产”。这种薪酬的溢价,是为了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代价。

不过,目前来看,这本身也是生物科技公司的一场“豪赌”。因为,高薪挖人容易,但要想让公司朝着目标方向发展并不容易。

对于不少生物科技公司来说,现在面临的局面是:虽然高管拿到了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但公司的发展似乎没有朝着预期方向前进。

因此,对于尚年轻的国内生物科技行业来说,如何更合理地设置CEO薪酬,以及如何科学地进行动态调整,或许也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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