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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再度迎来「戛纳时刻」

外媒《好莱坞报道》以“中国电影盛大回归戛纳”为题进行了报道。电影节主席蒂埃里·弗雷莫强调,为电影大国中国重新回到戛纳感到十分满意。

从未停止攀爬的电影高地。

第77届戛纳电影节,“第六代”导演齐聚一堂。

5月18日,华语片《风流一代》《狗阵》都完成了戛纳首映。55岁的管虎在台上有些动情地说,“这是我*次站上戛纳的舞台,以后会常来。”贾樟柯在《风流一代》的首映后也有些感慨,在他看来,“第六代”的集体出海虽然是一次巧合,但说明了大家在创作上很一致,仍然有对共同集体记忆的反应和触觉。

在他们之外,还有郑保瑞的《九龙城寨之围城》、陈可辛的《酱园弄》……“第六代”拿着自己知命之年的作品,依次登上戛纳舞台。

外媒《好莱坞报道》以“中国电影盛大回归戛纳”为题进行了报道。电影节主席蒂埃里·弗雷莫强调,为电影大国中国重新回到戛纳感到十分满意。

毒眸(id:DumoreDumou)在戛纳,见证了华语电影多年未见的盛景。

郑保瑞的《九龙城寨之围城》作为午夜展映单元作品,首映当天满座,从*场打斗开始就有观众鼓掌叫好;贾樟柯的《风流一代》以2.6分位列场刊*,首映已过两天,影片依旧大排长龙,且队列中大多是外国面孔;管虎的《狗阵》得到了影评人和影迷的大规模好评。而还未上映的陈可辛的《酱园弄》,还有四天上映,却已经成为各个戛纳影迷群中呼声最高、最抢手的一部电影。一票难求,是今年所有华语电影共同的关键词。

此情此景,让今年在戛纳舞台的华语电影人倍感欣慰。上一次,戛纳拥有如此热闹的“中国之夜”还是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复仇》《制造伍德斯托克》《脸》四部电影来到戛纳。一切一如十五年前一样,两岸三地的电影人在戛纳这块电影净土大放异彩。

戛纳对电影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位电影人可以在这里打开自己,阐述作品和理解时代。贾樟柯的《风流一代》讲述的是电影里的“巧巧”和“斌哥”两位主角,在变幻的二十年时间里从情感和生活中成长出新的状态。

有记者问到贾樟柯,过去将镜头对准“不拥有权力的人”,现在变了吗?贾樟柯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变,只是过去在菜市场买菜的人,现在在超市买菜,但在超市买菜的人,也是不拥有权力的人。”

在戛纳,电影的表达还在继续着,也激励着其他创作者。首次踏上戛纳红毯的管虎尤为感慨,接受洪晃采访时他提到,来到戛纳让他感触良多,戛纳是电影艺术的殿堂之地,引领着电影语言往前走,电影人也会在这里受到更大的尊重。

贾樟柯接受群访(毒眸于现场拍摄)

从胡金铨带着《侠女》为华语电影劈开戛纳之路开始,生猛血性的“第五代”,挣扎困惑的“第六代”,以及煊赫一时的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浪潮悉数登场。戛纳见证了华语电影的崛起、辉煌与落势。

作为世界电影的一方高地,戛纳吸引太多电影人来此,他们握手相会,接受红毯的聚光灯和首映礼的掌声欢呼。一切故事都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或兴奋,或沮丧,但无论结果如何,*不变的是他们从未放下对戛纳的执念。

正如接受《好莱坞报道》采访时,贾樟柯说的那样,“我们一起告诉世界,我们从未停止拍摄,从未停止讲述我们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未失去勇气。”

1、*的金棕榈

在戛纳,没人知道一部电影*迎接的是掌声还是嘘声。影评人和记者可以用热情赞誉推举出世界影坛的未来之星,同样,他们的犀利与刻薄也足以击溃一位踌躇满志的新人。

1988年,壮志满满的陈凯歌带着《孩子王》首次奔赴戛纳。等待他的不是盛赞与惊叹,而是戛纳影评人的一片叫衰质疑,记者们打趣《孩子王》可以拿下金闹钟奖,以此揶揄电影沉闷晦涩。后来,陈凯歌用四年时间拍成了《边走边唱》,再次来到戛纳,但却遭遇了同样的冷场与嘘声。

那时,*相信陈凯歌的只有制片人徐枫。为了给陈凯歌助阵,她将《霸王别姬》的海报贴在了《边走边唱》旁边,以吸引片商对陈凯歌的继续关注。她相信《霸王别姬》会成功。

早在《孩子王》的时候,徐枫一眼便看中了陈凯歌的才情,选择将《霸王别姬》交到他手上。陈凯歌应了,但表示要先等《边走边唱》拍完了再说,徐枫耐住性子等,后面挑选演员用去一年时间和3000万港币,徐枫依旧选择等,《霸王别姬》拍摄了一年,最终成片2小时45分钟,陈凯歌坚持一分钟都不能剪,徐枫爽快应下。

徐枫这般令陈凯歌倾佩的“侠女”魄力,是她的恩师胡金铨十多年手把手锻造出来的。“如果你一直不能令他满意,他一定会让你一直拍、拍到死!”徐枫坦言,正是胡金铨的严苛磨练促成了后来的她,“拍《侠女》的时候我年龄太小,更容易被角色影响到,它成了我自己成长的一部分。”

1975年,徐枫作为《侠女》主演,与导演胡金铨一同踏上了戛纳红毯。首映之后,全场掌声雷动,赞美与亲吻让徐枫感到震惊,一部好电影居然可以受到如此大的尊重。那时徐枫便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回来。多年之后,息影的徐枫才以制片人的身份再次光临电影世界。

《霸王别姬》未完成时,柏林电影节主席德哈登亲自找到徐枫和陈凯歌,邀请他们参与柏林电影节。陈凯歌自信片子只要参加就能拿金熊奖,但还是拒绝了——他和徐枫的目标只有金棕榈。

1993年,《霸王别姬》入围戛纳主竞赛,这是陈凯歌第三次去往戛纳,相较于前两次,这一次他的心中多了些想法和压力。

老同学张艺谋已经凭借《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摘得金熊奖和金狮奖,彼时的华语电影,唯有戛纳金棕榈始终无法触及,这一方高地会由陈凯歌攻下吗?

当时的戛纳成为全世界媒体瞩目的焦点。落地戛纳后,陈凯歌和徐枫被各国媒体围住进行密集访问,陈凯歌一天要接待近50个媒体,看着紧张的行程,陈凯歌有些担心没时间看侯孝贤的《戏梦人生》。

那一年,也是侯孝贤*次入围戛纳。虽然在此之前,《恋恋风尘》早已让他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和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都对他的作品不吝赞美,《悲情世界》和《童年往事》在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也拿到了奖项,只有戛纳是他从未踏足的地方。

侯孝贤与陈凯歌各自带着不同的心情来到戛纳,但目的是相同的:想要证明自己,也想要证明华语电影。

《霸王别姬》放映当晚,不到十点,电影宫外就早早排起了长龙。首映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全场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之久,徐枫激动地当场流下泪,陈凯歌给父亲陈怀皑打了一通电话,讲述了首映场面。

在后面的记者招待会上,徐枫坚持让所有人主创用普通话回答记者提问,宣传公司ARP特制了一本28页的宣传手册,给外国记者介绍《霸王别姬》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戏梦人生》还没放,所有媒体就都押注《霸王别姬》会获奖。在《银幕》特刊中,《霸王别姬》以36分*,压过了之前呼声最高的《钢琴课》。

有记者问陈凯歌,两部中国电影同时入围是好事还是坏事,陈凯歌回道,“好事,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势力越来越强,我认为值得庆贺。”

后来,刚落地戛纳的侯孝贤一行人知道陈凯歌他们在中餐厅吃饭,立马赶了过去。酒席上,一群人把酒言欢,“为中国电影争光”“无论谁得奖都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他们在席上反复说的话。

要知道,彼时的两岸电影人,还鲜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像戛纳这样的电影盛会,是他们能够跨越海峡、互相交流和拥抱的特殊时刻。

颁奖典礼当天,《戏梦人生》得到了评审团奖,《霸王别姬》一行人兴奋地鼓掌叫好,《霸王别姬》获得金棕榈时,全场同样起立鼓掌,侯孝贤大喊,“太好了!”

典礼结束后,他们走到街上,当地华侨把他们抬了起来,“你们知道你们今天做了什么吗?你们简直太伟大了!”

当时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在见证历史,但或许没有人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如此*——这是华语电影76年里*一次亲吻金棕榈。

2、时代的大师,大师的时代

时代造就英雄,而英雄构建了对时代的记忆。

张艺谋曾在戛纳差一点击溃陈凯歌。1994年,《活着》入围戛纳主竞赛,差一点也拿下了金棕榈。*轮投票时,《活着》高票*,只不过《低俗小说》后来居上,摘得了金棕榈大奖。

那一年,张艺谋也不是孤军奋战,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入围了主竞赛,李安的《饮食男女》是戛纳“导演双周”首部开幕的华语电影,然而所有荣光都给了《活着》。《活着》最终拿下了评审团大奖和*男演员两项大奖,葛优成为首位华人戛纳影帝。

摄影师周雁鸣回忆,张国荣曾在戛纳酒席上借着三分醉意对他说,真的很想在戛纳拿一个奖。后来,当他知道葛优拿奖,激动地请落地香港的葛优吃饭,“真羡慕你,本来我也想*个拿戛纳奖。”多年之后,泽东公司用三年时间,花费1000万港币,将《东邪西毒:*版》推向了戛纳特别展映单元。王家卫说,此举就是为了纪念张国荣,“戛纳一直是张国荣极为看重的舞台。”

90年代的戛纳,是华语电影的风光之地。影片、导演、演员走上红毯与电影宫,迅即耀眼成名,尤其是张陈二人,被国内视为文化英雄,被国外视为影坛新贵。那时,很多人遗忘了一旁不声不响的侯孝贤,人们都叹息他遇到了最意气风发的“第五代”。

《戏梦人生》之后,侯孝贤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好男好女》遇上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南国再见,南国》遇到了陈凯歌的《风月》,台湾新浪潮与第五代之间有过惺惺相惜,也有暗暗比较,又在后来径自选择了不同的轨迹。

但世事不会总一帆风顺,下坡的转折点总在不经意间来到。1999年,戛纳主席吉尔·雅各布认为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有“政治意味”,希望张艺谋用《我的父亲母亲》代替《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给雅各布留下一封公开信,愤而决定两部电影同时退出戛纳。

张艺谋与戛纳决裂,离开了他所熟稔的乡土故事,开启了他的商业时代,也逐渐迷失在了色彩符号构筑的宏大与旖丽中。

同样迷失的还有陈凯歌。《风月》遭到了徐枫的强烈反对,但是陈凯歌执意坚持,《荆轲刺秦王》让不少演员对故事和角色感到困惑,陈凯歌也不为所动。这两部注入了陈凯歌强烈个人意志的作品,全部惨败收场。

更大的惨败在2005年发生。陈凯歌带着《无极》高调进军戛纳,在海边的千年古堡举办了推介派对,放映11分钟片花。全世界只有不到10家媒体、300家*片商被允许进入现场,其余近百家媒体只能从下午四点守在古堡外等候一手消息。那天,戛纳所有出租车司机一听乘客要前往古堡,都会用生硬的英文说:“那边有中国人办巨大的派对。”

如此高调的推介派对,自然是希望利用戛纳的加成给电影宣传铺路。戛纳作为世界级电影舞台,传出的反响可以给电影包裹一层浓厚的滤镜。韦恩斯坦兄弟公司以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北美发行价格买下《无极》的发行权后,承诺推动其提名奥斯卡*影片。然而,成片出来之后,退片与差评几乎淹没了《无极》。

也是在那一年,一路陪跑的侯孝贤依旧没有拿到想要的金棕榈,但“对手”变成了“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和香港反类型代表杜琪峰。侯孝贤再次铩羽而归,王小帅的《青红》获得了评审团奖。

吉姆·贾木许凭借《破碎之花》获得评审团大奖,上台领奖时说,感谢奇怪的评委给我机会,感谢侯孝贤,我是你的学生。此时侯孝贤在影坛的影响力,已经无需一座金棕榈来证明。

十年之后,年近古稀的侯孝贤终于凭借《刺客聂隐娘》拿下了戛纳的*导演,这也是他最后一部导演作品。2023年10月,侯孝贤罹患阿兹海默症,将不再执导电影。

3、千禧高光

虽然与金棕榈无缘,但华语电影从不缺少来自戛纳的掌声。进入千禧年之后,来自两岸三地的优秀影人轮番上阵,征服着戛纳影评人和记者。

2000年,《卧虎藏龙》在戛纳首映,从*次打斗场景开始就有人鼓掌,玉娇龙飞下悬崖之后,全场更是鼓掌喝彩十几分钟,以至于声音盖过了李玟演唱的片尾曲《月光爱人》。放映结束后,全场围住了主创欢呼叫好,那是继《霸王别姬》之后,华语片在戛纳再次出现这样难得一见的场景。

可惜的是,《卧虎藏龙》并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只在“特别放映”单元里放映。后来有不少人都表示遗憾,如果《卧虎藏龙》能够入围主竞赛,那第53届戛纳将会是怎样难以想象的光景。

那一年,杨德昌凭借《一一》*导演奖,姜文凭借《鬼子来了》获得评审团大奖,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获得*男演员奖。

千禧年,两岸三地将中国电影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戛纳用奖项释放了一个信号,下一个时代华语电影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

而杨德昌、姜文、王家卫三人,只有王家卫长久驻留在了戛纳的舞台上。多年之后,王家卫成为首位戛纳华人评审团主席,“戛纳的宠儿”开始成为冠在他头上的名号。

2004年,《2046》首映礼当天下午五点,王家卫才拿着最后剪辑版影片乘坐私人直升机抵达戛纳,为了赶上晚上7点的首映,法国警察开摩托车为他开道。很难有人能有王家卫这样的待遇,杜琪峰的《大事件》为了赶上戛纳,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后期制作;徐克的《七剑》本来也要去戛纳“特别展映”单元,但因为后期制作时间过长只好作罢。

戛纳再次为王家卫开先例是在2007年,王家卫的首部外语片《蓝莓之夜》入围主竞赛,同时成为开幕片,《蓝莓之夜》成为戛纳历史上*以开幕电影和竞赛片双重身份出现的影片。首映之后,戛纳海边办起了“蓝莓之夜”,1200多名客人在聚会上吃掉了770磅蓝莓派。

演员黄璐也目睹了那个“蓝莓之夜”。李杨的《盲山》入围戛纳“一种关注”,作为主演的黄璐当时还在上大四,接到通知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答辩。没有品牌赞助,黄璐只准备了一套礼服,便匆匆前往了戛纳。

到了戛纳后,黄璐在开幕式遇到了诺拉·琼斯,和她跳舞;在戛纳的中餐馆遇到了侯孝贤、舒淇和张曼玉;在饭局上见到了沉默不语的刁亦男,他的《夜车》入围了戛纳。黄璐有些感慨,戛纳是个神奇的地方,满街的大师,满街的明星,所有人都对此见怪不怪。

但戛纳不只是光鲜亮丽的舞台,影响电影的永远是舞台背后那些悄无声息的变化。2003年,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改革,不再需要电影厂指标,拍摄也不再需要论资排辈,资本成了电影市场的主角,好莱坞大片和张艺谋2.5亿票房的《英雄》敲打着每一个创作者的神经。

这个历史性的节点,表面上和追求艺术*的戛纳之间并无关联,但它背后影响的是第五代、第六代,乃至之后的新人导演职业生涯发展的侧重和选择方向。

就像戛纳的记者们在千禧年之后,每年都会向创作者抛出的那个问题那样——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这两条路该如何选择?中国电影应该走哪条发展道路,那时没人有好的答案。

4、艺术与商业间的碰撞

1996年,王小帅没有入围主竞赛,蹭着张艺谋的团队去了戛纳,“我自己进不去这个单元,我要去看看主竞赛的影片是什么样子。”结果,因为没按照电影节要求穿正装,没能如愿。不过,戛纳严格的电影规则,深深触动了王小帅,“没有经过那个过程,内心是无法建立起那种东西的。”

“那种东西”对“第六代”来说,是对电影不能放弃的尊重,以及坚持自我表达的创作初心。

不同于可以在戛纳征程中心无旁骛地搞创作的“第五代”,“第六代”面临更复杂的情况。1994年,中国开始每年引进10部分账片,本土市场遭遇好莱坞大片的强势冲击,国产电影票房一路滑坡。而2003年的市场制改革,让电影市场从制片、发行、放映多方面经历大规模调整,形塑着创作者新的电影认知。年轻一代导演无法拯救低迷的电影市场,更无处安放自我表达,独立电影成了“第六代”自己寻到的一条电影之路。

2002年,贾樟柯的《任逍遥》入围主竞赛,娄烨的《紫蝴蝶》和王小帅的《青红》先后入围主竞赛。第六代导演用*的成本控制,进行着失意的表达。之后,每年戛纳都有一位“第六代”的身影,但每一年几乎都是陪跑的角色。

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金狮,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同一档期撞上。制片人劝贾樟柯另择一个档期上映,但是贾樟柯不为所动,制片人气急,你简直是在用国内的市场票房殉情,贾樟柯说,“让我殉情吧。”

在《三峡好人》的点映礼上,贾樟柯发出质问,“在这个充斥’黄金’的年代,有谁还在关注‘好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制片人张伟平反呛,“我都懒得搭理他,他那个片子不就是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

现实是,金狮奖并没有给《三峡好人》带来票房加成,30万的票房不及《满城尽带黄金甲》2.9亿的零头。

艺术与商业的论战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之间撕裂,也在影展名誉和市场票房之间撕裂。评判电影价值的标准多了一重,从过去的“奖项至上”,增殖出了“票房至上”。

欧洲三大电影节,无论是威尼斯、柏林,还是戛纳,都不再是电影*的金字招牌。同样,“文化英雄”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众对国外影展的文化兴趣在逐渐降低,在乎的只剩下了少数的电影人。

2009年,秦昊凭借《春风沉醉的夜晚》再次来到戛纳,遇到了四年前因《青红》来戛纳结识的老朋友,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电影。在手记中,秦昊写到,“仿佛这便是戛纳的传统,如同电影之于戛纳一样,永远是对电影尊敬的,热爱的,亘古不变。”

颁奖礼红毯上,娄烨说,不管我们得什么奖,大家跟我一起上台。秦昊问,如果拿了*导演奖,我们怎么上台。娄烨坚持,不,大家一定要跟我一起上台。最后,《春风沉醉的夜晚》拿下了编剧奖,所有人上了台,娄烨发言说,编剧是这个创作的*步,演员是这个创作的最后一步,这是大家的努力。

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华语电影只剩下贾樟柯孤独地代表着戛纳的中国形象。关锦鹏、陈国富、杜琪峰等导演试图冲进戛纳,但总是短暂停留,更遑论台湾新浪潮后,台湾电影直接陷入后继无人的颓靡。

到今年,“第六代”齐聚戛纳,贾樟柯被问到是否是有意集体出海时,回答道,“它是一个巧合。这几年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里,大家对共同的记忆有所反映,比较一致地保持了一种对记忆的触觉和速度。”

“第六代”以一种无法言明的默契,在戛纳再次回首。

5、红毯之上

戛纳和华语电影的缘分并不止步于第六代。

2018年,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入围主竞赛,但是媒体普遍更为关注的是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的毕赣,以及入围了短片竞赛的魏书钧。新面孔的出现,意味着戛纳对中国电影有了新的想象。

通知魏书钧短片《延边少年》入围戛纳时,他正在写《野马分鬃》剧本的第四稿,看着通知邮件,确认了好多遍还是不敢相信。15分钟后,法国打来了电话,他才信了。那天晚上,几人原计划平心静气聊剧本,但是最后聊成了去哪儿订西服。

颁奖当天,魏书钧坐在摄影机下*的位置,剧组的人都说他肯定有奖。最终,《延边少年》在戛纳获得了短片竞赛单元的评审团特别奖,也开启了魏书钧与戛纳的不解之缘。

首部长片《野马分鬃》再次入围戛纳,《永安镇故事集》入选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河边的错误》入围“一种关注”单元,魏书钧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得到戛纳不同程度的青睐。同样,毕赣也凭借《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短片《破碎太阳之心》两次入围戛纳。初出茅庐便得到戛纳的持续关注,这是国内电影人少有能及的。

无论是魏书钧还是毕赣,新生代的导演相对前辈而言,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市场负担,这也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轻盈。戛纳评审评价《野马分鬃》时说道,“为华语影坛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力量。”

然而,魏书钧和毕赣对大众而言,不似张陈当年那般具有影响力,他们的故事淹没在毯星的花边新闻之下,大众对戛纳的印象仍停留在1993年*的金棕榈,以及2000两岸三地的高光时刻。新时代的戛纳对于华语电影来说,成了一个遗落太久的文化符号。

宁浩用《红毯先生》戏谑地拆解了明星、电影、影展之间的商业关系,也展现了创作者在面对商业片和艺术片时的身份挣扎。

《红毯先生》这类电影的调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华语电影创作者的一种普遍性焦虑,困于市场大潮和资本要求,却仍想回到红毯之上。片中,导演林浩不屑投资者之间的寒暄,在一旁默默背着法语单词,在林浩看来,“站在国际影展的视角上看呢,咱就得看这大棉袄。”

我们无法揣测每个“大棉袄”出现的背后,有多少冲着“国际影展”去的动机。但对戛纳的执念,无论是第几代导演,都从没放下过。

一方面,这仍然是世界级舞台对其商业价值的放大与肯定,让他们收获更多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登上戛纳的舞台,意味着身为电影人的才能得到了肯定。

在戛纳,无论是掌声还是嘘声,都是华语电影人最迫切知道的声音。贾樟柯曾在一篇长文中写到,“我们为什么要来戛纳?借一位法国作家所言:我愿意在一个尊敬电影的地方失败,也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这样的尊敬,在这个时代里已经越来越稀缺了。由此,我们才为华语导演此次重聚戛纳而尤其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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