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轻的女性“厂二代”来说，家里的小厂，仿佛烫手山芋。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业者，无论家业大小，大都在面临着企业接班难题。而对女性继承者而言，父母的托付难以拒绝，但接班很少是她们的人生首 选；当她们接受宿命用心适应新的角色，时代与世代差别带来的错位感，又时常令人手足无措。
当她们选择说出自己的难处，又会招来冷嘲热讽：能接这么大的家业就知足吧，有什么资格到网上喊苦说累？
这既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压力，也有个体心理和社会认知的挑战。接班人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个人愿望与家族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也映照出一些小型制造业在当下的尴尬处境。
厂二代标配：留学后回家接班？
“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受这份罪？”星雨委屈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去年，29岁的星雨还在深圳一家国际学校工作。星雨的父母在广东佛山开了家柜门电子锁制造厂，厂子不大，有15个工人，生产用于桑拿洗浴、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的更衣柜电子锁，每年营收几百万。
星雨的父母年轻时都是西南地区*企业的机械工程师。工厂辉煌不再，于是南下闯荡，2004年左右在佛山创业开厂，二十年来经营状况一直不错。随着父母老去，近些年公司一直是职业经理人在打理。2023年年初，职业经理人离职创业去了，父母便和星雨商量，要不干脆回来接手家里的厂子。
“家里的收入，怎么也比你在外面打工多。”爸爸说。
星雨从没有想过回来接这个班。她此前的经历，都指向另一种人生轨迹：自小在寄宿学校，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国外留学。2021年从纽约毕业，在深圳做过两份市场营销类的工作。她的情况与很多“厂二代”类似，每一步都像在远离作为起点的工厂，但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所以，回家接厂的要求，让星雨苦恼了很久。她在外面早自由惯了，“从小没怎么和父母一起住过，回来要和父母一起住、一起上下班，真的会受不了”。
另一方面，星雨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不愿让他们太辛苦。犹豫再三，去年年底，星雨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佛山。
对今年31岁的潘潘来说，“接厂”的决定来得更加突然。去年8月，还在北京工作的她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父亲出了意外，家里需要有人马上来接手工厂。
和星雨父母的经历相似，潘潘的父亲也是当年“南下打拼”的那一群人。父亲早年间是国企的一名科长，下岗后一个人来到深圳，从技术工人做起，最后创办了一家耳机生产厂，主打中低端市场。如今销售基地设在深圳，足有三四百人的生产制造基地则放在老家四川。
潘潘从小和妈妈生活在四川，后来去英国留学，201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北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战略规划研究，后来做自动驾驶相关的业务拓展——用她的话来说，都是看上去“光鲜亮丽”的白领岗位，人生轨迹依然是有意无意远离，或者延迟“接班”这个选择。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潘潘知道接手家里的厂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只能提了离职，交接工作。去年10月，她从北京回到了深圳：“倒是没有犹豫，但是很害怕，担心自己做不好，把我爸爸这么久奋斗出来的东西毁了。”
“厂二代”不是“富二代”
今年29岁的月亮，是一位生活在浙江嘉兴的“厂二代”。接手家里的建材厂前，她在一家国企上班，月入不到一万元，虽然稳定，但苦于得参加各种酒局。后来她在爸妈的劝说下回家接班，但很快她发现这比想象中艰难，厂子的订单明显减少，往年都是工人需要加班才能完成，但今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单。
在互联网上，“厂二代”们似乎更能惺惺相惜，月亮在网上发帖问：‘厂二代们’，你们的工厂还好吗？为什么今年生意如此惨淡？”评论区里，很多“厂二代”相互安慰和询问：“卖仪表的，今年生意也不好”、“石材厂的，生意一年比一年惨。”“有没有做钢材行业的？拉个群聊聊？”
月亮后来建了一个有三四百人的“厂二代”社群，她感觉在大家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一些焦虑可以被安慰。“感觉厂二代还是带有一些‘奋斗’的气质的，大家都希望能把厂子做强，做好，让更多人看到。”她说。
（图/受访者提供）
“厂二代”和“富二代”有本质上的区别，看着父母辛苦过来的潘潘，自小就清楚这件事。女性工厂接班人，没办法成为网上盛传的，被宠爱和保护的“江浙沪独生女”或“东北独生女”，而是一群把命运深深嵌入家庭经济运转中，继承父辈奋斗精神的人。
父辈的家业远没有到自己能“躺平”的程度。从接手家业那一刻起，潘潘逐渐被卷入了持续的焦虑中:“今年赚到的钱，很可能只是变成了第二年的原料、设备、账款……一切都还是要以这个厂的维系为中心。”
星雨也明白，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强调“奋斗”。父母给自己创造了不错的生活条件，而当自己当接手厂子开始，就进入了“未必能够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的担忧里：“生活质量如果往下滑，肯定是很痛苦的。还是会觉得有压力，要奋斗，要传承。”
潘潘和她的男朋友过去一起在北京工作，如今两人一起来到了深圳，男友协助潘潘做电商相关的业务，分担她的压力。星雨的父母也希望她交个男朋友，但星雨有很多顾虑：“我每天几乎都要和父母吵架，让一个外人来我家，面对一个陌生的行业，肯定有矛盾，我爸妈该怎么和他相处？两个人一起接厂，可能会有一些财产上的纠纷，如果让对方做‘上门女婿’，会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随着时代变化和高强度的实践，“厂二代”们逐渐意识到，除了艰苦的个人奋斗，父辈们的成功创业更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潘潘明显感觉到，国内外的市场都在缩减，转型是必然的，但是否能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
“只有在你眼里，我啥也不是”
接手之后，一切从零开始。
星雨念的专业和工作领域都是市场营销，机械相关的知识一片空白。接手之前，她对厂里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一颗螺丝钉，长的短的、凹的凸的，有几十种专业名称，各种各样的零件。我爸就让我在厂里面，把每一个产品拆开，再自己装起来。”
更多的不适应，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比自己过去的生活，星雨感觉自己像是“都市丽人回了老家”。
星雨的社交平台上，过去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以前的工作内容，大都是给学校录制宣传片、主持活动、接待来宾……如今她每天出入在工业区，“想点个奶茶也点不到，我的车停在厂里，每天都落一层灰。”
（图/受访者提供）
工厂很小，里边几乎都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星雨的母亲过去和工人像朋友一样相处，工人以女性为主，逢年过节，星雨的母亲会给她们买花。有时候员工带小孩来上班，她也会给小孩买零食、送礼物，是一个有亲和力的“老板娘”形象。
但星雨感觉自己和工人之间显然有隔阂，“我可能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是个‘社牛’，但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是‘社恐’。没办法，我只能尽量试着和他们熟悉，客气一点，比如问问他们中午吃什么。”
星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可拿，社保也是按最 低标准交，父亲会给她画饼：“你尽快接过去，订单、客户以后都给你。你自负盈亏，挣了就都是你的。”
这也让星雨感到很不适应，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爸妈给零花钱的状态，明明自己在外面已经能带一个小团队工作了，回到家里，她又要从零开始做一颗螺丝钉。
（图/受访者提供）
“我在外面自由惯了，所以真的很容易就和爸妈吵起来。我动不动就想，还是出去打工吧，不想再受这份委屈，我又不是靠自己活不下去。”有一次星雨和父亲吵架，愤怒地对父亲说：“我在外面工作大家都很认可我，只有在你眼里，我啥也不是。”
星雨把这些烦恼发到社交平台，但这些感受似乎很难引起大家的共鸣。一条阴阳怪气的评论，让星雨印象深刻：“她只是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失去的是她的爱情啊！”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回家接厂”是普通人无法拥有的奢侈选择，这些“烦恼”似乎显得太矫情和轻飘飘，但在她们的生活里，困难就是困难，没有高下之分。
“维持以前的程度，
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
接手公司以后，潘潘才意识到，原来父亲之前的工作如此繁重：销售、采购、研发、运营……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要亲力亲为。
小型制造企业多年形成的惯性很强大。潘潘会提出一些新想法，而对数十年来早已形成习惯的工人们来说，接受她的提议很难。潘潘明显感受到员工们对她这个“新老板”的不信任：“比如我们的耳机一直采取的是低价策略，但我希望可以提升产品定价，增加研发成本，做更多的品类。但员工们都不太理解，他们会觉得，我们原来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要多花这些钱？”
一切新的变化都很难推行，因为“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星雨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经历一个正式的交接过程，“父母根本不会交接，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市场化大公司的经验。像我去到一个新公司，会有岗位培训，有一个正规流程，你很快就能明白和上手了。但是我爸爸不会，他只会告诉我，‘你去厂里把产品拆一下’。很多员工都是干了十年八年，他们一直以来就不需要去带新人”。
有一次，星雨提出想把仓库做得标准化一些，做好编码，整理一下，出库、入库都要签字。但母亲觉得没必要，东西就这么多，乱放也没关系，“反正所有人都找得到”。
除此以外，星雨惊讶地发现，厂里很少人用电脑，用Word文档，下订单、安排生产，全部都是手写。而对星雨来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手写过工作文件了，她试图推行使用电子文档，但母亲说：“你得先适应我的方法，等以后再慢慢改吧。”
（图/受访者提供）
潘潘感觉，“家族化”也是小型制造企业很大的问题，公司里的很多岗位都是父母的亲朋好友，人际关系很复杂。她接手后明显感受到一些人已经不再匹配岗位的需求。她希望可以建立更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但面对一个内部盘根错节、像过于稳固的熟人社会般的企业，做什么调整，都可能伤筋动骨。传统的人事结构、生产方式、发展观念，都是高悬在接班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比过去更好”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但困难重重的要求。这不是一家工厂的挑战，而是具体的人面对的新的困难。代际之间的落差和新的形势逼迫着她们不断调整自己。
潘潘最近时常对未来感到焦虑：“我一开始是希望能把工厂做得更好，但我现在只希望能够维持到以前的程度，这已经是个很大的挑战了。我也会迟疑，我是对的吗？如果让公司跟我一起冒险，后果我能承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