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活在哪座县城？
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内地有1866个县域，约占国土面积的90%，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县域内。
与一二线城市相比，县城里有一个更接地气的中国，也有一个更开阔的世界。
2000年，《新周刊》提出“飘一代”，聚焦北上广的打工人；2017年，有了续集“飘二代”；2024年，“县飘”开始成为当代年轻人向往的生活。
“飘一代”是理想主义者，天真，向往诗和远方；“飘二代”是现实主义者，务实，活在当下，不再盲目追求“大城”；“县飘”则是两者的结合体，既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也追求人生旷野。
对于来自乡村的“县飘”来说，县城有更丰盈的生活，离家乡不远，可以把县城当作新起点，做好向更高线城市冲锋的准备。
对于来自城市的“县飘”来说，县城有更松弛的生活、更浓郁的烟火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下沉到县城。
所以，你的下一座城市，何必是北上广深？
从“飘一代”到“飘二代”，再到如今移动路径相反的“县飘”，“飘”所指向的，是流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为游牧青年，去寻找他们的“大理”。“飘在县城”，也可以是一种主动探索的生活方式，而非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从“县城贵妇”“县城文学”到“县域旅游”，最近几个月，“县城”成为继“中产”之后，又一个全网热议的话题。
“北漂十年，输给了县城中产。”类似的叙事，传递了一部分大城市新移民的迷茫和纠结：是继续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地方？是选择有边界感、能容纳个性的陌生人社会，还是选择人际交往密切，但不免有些窒息的熟人社会？要紧张感，还是要松弛感？
人生的道路该如何选择，视乎你自己。就拿“飘”——离开家乡，在外打拼——这件事来说，有的人选择飘在大城市，把自己出身的小城视为乡愁；有的人选择飘在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在平淡的日常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有的人则在小城和大城之间几进几出，成为媒体所称的“回笼漂”。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把带着浮萍般的无奈和无助、被动的“漂”代之以主动的、自觉的“飘”，来自《新周刊》于2000年推出的《飘一代》专题。从“飘一代”“飘二代”到如今移动路径正相反的“县飘”，“飘”所指向的，是流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01、飘，是为了找到支配人生的可能性
1922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赤手空拳地从湘西前往北京。他写道：“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近百年前，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像沈从文这样的有志青年纷纷从家乡前往北京、上海，掀起了*波都市迁移潮。他们也成为*拨“京漂”“沪漂”，离开家乡及其附着的乡土社会传统，寻找自己支配人生的可能性。
普通国人得以大规模自由移动，则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原有的社会关系、地缘关系逐渐被打破之后。1995年夏天，刚刚从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的文艺青年胡吗个去了北京，随身只带了一床被子和一把吉他——他是班上*的放弃户口和档案走出体制的人。一年后，毕业生分配制度被取消，大学生得自寻出路。于是，或主动或被动，人人都得开始飘。
这正是《新周刊》推出“飘一代”概念的背景。哪里有机会，哪里就会聚拢有梦想的人群。飘一代流向的，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而飘一代的后代——“飘二代”，他们走得更远，流向的是世界各国。
飘一代、飘二代的主流移动路径是往外走、往高处走；但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往内走，他们飘在丽江、大理这样的小地方，为的是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进步，高线城市与相对低线的城市在物质消费上的差距日渐缩小，尊重个体选择也成为社会共识，飘在县城的条件也成熟了。这些“县飘”，一方面是往回走——在大城市的经历，让他们对大城市“祛魅”，选择回归；另一方面则是往内走——他们沿着当年那拨生活家开拓的路向，希望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
Just So Soul研究院针对Z世代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上广深打拼的异乡人，超八成想过回家；而留在家乡工作的人，有59%不愿前往大城市工作。该调查指出，在Z世代眼中，繁华的都市生活是他们的理想选择，但已经不是*选择。
选择多了，就允许“试错”，比如前文所说的“回笼漂”。“逃离北上广”的理由是相似的：大城市工作压力大，节奏也快，自己就像“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回流北上广”的理由也是相似的：以为自己从异乡逃回了家乡，结果发现两处都是异乡，那还不如回到整体氛围更为包容的异乡。
“一个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offer，一个是老家某银行的offer，年薪差距20万元，怎么选？”
一名过来人的建议是：接受前一个offer，看能不能适应。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的话，起码能存下钱，到时候可以做“县飘”，可选择空间更大。
02、1866个县域，哪里是理想之城？
有媒体注意到，“县城贵妇”与城市中产对比讨论的升温，和中国一线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趋缓、限制增多，在大城市越来越难有“出头天”的现象同步。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北上广深常住人口均出现了微量的下降。有人口专家表示，北上广深人口负增长所体现的共性，就是非户籍人口的流失。而人们离开大城市，并非都是被动离开，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十余年前流行的“逃离北上广”口号，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不应该是悲情的、灰溜溜的“逃离”，而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人的流动，是人和城市之间的双向选择。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大城市是“飘之城”，小地方则是“一生之城”。像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人们只熟悉自己所工作、生活的区域，跨区恋爱已经称得上是异地恋，跟这座城市并没有产生紧密的联结感。小地方则不同，城市尺度小，人情味浓厚，容易找到“这是我的城市”的归属感。
在中国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县”是最稳定的，历经两千多年而不变。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43个，刨去977个市辖区后，有1866个县域单位（包括394个县级市、1301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据统计，我国县域常住人口约7.48亿人——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县里。
其中，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这四个县级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达到了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数量100万—300万）标准。它们也都入选全国GDP*县，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县、经济大县，也是“县飘”心目中的理想之城。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四个县级市）发展预期好、管理政策完善、生活稳定有保障，丰富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人口流入。年轻人来到这片土地打拼，在站稳脚跟后，又带动身边的一批人，人口规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3、给我生活，地方随便
当一部分人还在“卷”北上广深、“卷”互联网大厂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开始做反向选择，更愿意飘在县城甚至飘在村里，动机很简单：不想“卷”了。
作家陈春成在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描述了一份“神仙工作”：在云彩管理局修剪云彩。小说中的“我”，日常工作就是操作机器，把云朵裁剪成规定尺寸的椭圆形合法云后放出。工作很清闲，工余时间归个人所有。“我”有老师留下的几千册藏书，决定选一门学问作为毕生的事业，只是举棋不定：是研究灭绝的海洋古生物呢，还是研究建文帝的去向？
这种带有甜美的荒诞感的“神仙工作”，只可能在小说中存在。但“神仙工作”有谁不向往呢？尤其是厌倦了“狗屁工作”的打工人。在社交平台上，晒“神仙工作”成为一股潮流。
嘴里说着想接“神仙工作”、希望“提前退休”的年轻人，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给我生活，不要把我当成工具人。
就像作家许崧所说，当人们的价值观不再以“成功”为标准，最顺理成章的转移方向便是生活。许崧2010年起定居大理，他发现，这里闲散的生活状态，可以促使人尝试一下以前没机会做的事。居民们自发成立了机车小组、登山小组、读书小组、帆船小组、滑翔伞小组、“夕阳红”篮球小组、烘焙小组，以及生娃小组、打毛线小组、观鸟小组，等等。
“‘成功’驱使大家以差不多的行为模式相互对待，‘生活’则表现得五花八门精彩纷呈。”在《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一书中，许崧这样表示。
许崧是杭州人，但他不习惯现在的杭州：“我的杭州是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是个人口不过百万，满城白墙黑瓦的小地方。是下了班跟伙伴们一起消夜，打车不超过起步价，骑车不超过二十分钟的地方。所以呢，那已经不是我的杭州了。”
许崧曾经创立乡村生活方式研究院，他喜欢乡村的理由是：在乡村可以拥有城市一样的文明生活，还可以拥有城市没有的环境，可以占尽两头的便宜。2021年，许崧和好友阿德从云南大理前往浙江安吉，将一座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成“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DNA），从“县飘”变为“村飘”。
数字游民的状态就很“飘”：只要能连上网，就能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地工作；想停留就停留，想离开就离开，这样的自由，对于数字游民们来说最可贵。
2019年1月4日，四川南充。一位小镇青年变身网红作家，每天上万人等他更新。层出不穷的新职业，也为新的生活方式创造可能。
很多人对大城市以及所谓“理想工作”，可能有一种幻觉，那就是，它们定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以及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会不会是在成功学框架内塑造的人生理念？只有工作才能定义自己吗？只有大城市才能证明自己吗？
答案是不一定。稳住人生的方式有很多种，飘在县里，就是选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