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项飙在珠三角调研时，关注到他后来称之为“悬浮”的状况。
悬浮状态的年轻人，基本上没下过地，在经济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都不可能回农村。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在城里待不下来，以极高的频率更换工作，来回迁徙。
30多年过去了。武汉大学乡村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张一晗这几年正在关注中西部县城的“县飘”群体。从她的田野调查经历来看，她认为如今更贴合“县飘”这个词语的年轻人，是中西部的“农二代”。在他们之中，许多人想在县城安居，但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
他们并不想当“无脚鸟”，但也不想回乡养老。他们算尽六个荷包，就是为了在县城找到属于自己和孩子的位置。
以下是张一晗的述说。
飘着，是对生活的进击
我去旅游时，接触过大理、香格里拉的“县飘”群体，那里的民宿、咖啡店的老板，很多都是外地人。最近电视剧热播，阿勒泰也会吸引这样的“县飘”。这一人群想寻求生活状态的转变、实现精神自由。他们本是中产，或是觉得精神被禁锢的白领。
这些地方本就是现象级县城，而现象级县城是少有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也是少数人，他们本质上还是属于精英或类精英群体。
而我所关注的“县飘”是90后的进城农民家庭。从2019年开始，我一直在做田野调研，曾在福建、安徽、湖北、河南等十几个省的乡县累计调研了500多天。
中西部“农二代”的资产基础比较薄弱，学历水平也没那么高。结合访谈情况以及数据来看，他们的平均学历在高中以下，很少对旅居故事产生精神共鸣。那些网红目的地也与他们没有关系，跟他们有深刻关系的是家乡周边的县城。
“进城宝妈”开的小店，地处典型的县城街头，杂乱又热闹。（图 / 由受访者提供）
在长三角、珠三角发达地区，许多“县飘”曾想在大城市定居，后来因为无法实现，就前往下游县级市谋生。在人口迁移的过程里，这些县级市的交通、产能都有提高。他们遵循就业安居的生活逻辑，我认为很难称得上“飘着”。发达地区对县域城镇化政策的适应程度是很强的。
中西部县城才代表着中国大部分县城的情况。这10年来，县城城镇化高速发展。就我在县城的生活经验来说，变化非常具体。县城里有了博物馆、植物园，甚至有了和一线城市一样的连锁奶茶店。
但这些年的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悖论。我在中西部的农村做入户调研，不少农民说儿女在县城买房、安家，农村明显空心化；但去县城里看，它们也面临着劳动人口流失、产业转型不顺的困境，有一些地方甚至有空城现象。
河南江县（化名，河南南部某县城）是我的家乡。它与许多中西部县城一样，处在农业型地区，工商业比较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我进入江县农民工聚居的社区、街道，调研、采访了60多户农民工家庭。我发现，教育是特别重要的变量。
《县乡的孩子们》一书里也提到，县城教育重构了农民家庭的生活。优秀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县里，乡镇年轻人进城的速度就会加快，给县城提供土地财政、经济收入，而农民家庭也拥有了进入县城生活的精神动力。这10年是县城的快速扩展期。
80后新生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时，学界对这一群体特别关注，认为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但从我的调研情况来看，80后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场域还是乡土社会，他们又是多子家庭结构，仍然背负着乡土社会的规制。成家之后，他们重新捡起老一代的克己勤俭的家庭主义。而90后农民工的成长经历、生命历程完全不一样。
90后农村孩子在真正的双留守家庭（父母皆外出务工的家庭）长大，对留守经历有很深的体会。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女孩，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敏感。以匮乏补偿的理论来说，他们的物质条件已经相对充裕，匮乏的是家长的陪伴。
我的访谈对象们对“完整家庭”是非常向往的，也很重视精细化教育。许多80后陪读妈妈只是阶段性陪读，在关键时期（高考前）提供支持。但90后“进城宝妈”，会将小孩的教育计划嵌入现代生活里做一体化考虑。
90后“农二代”没有那么强的乡土属性了。访谈时，如果问80后的人生最终规划，他们会说，等儿子娶了媳妇，想回到乡镇、农村生活，可见他们的价值归属还在乡村。但90后想在县城落脚，县城是家庭新的起点，他们的儿女会成为“县城二代”。
为了陪伴和教育子女、支付县城生活成本，中西部县城“一家三制”的状况特别常见。普遍情况是父亲在大城市务工，母亲在县城以陪读为主要任务，老人在乡村务农帮补家用。
靠“儿媳妇”推动的县城房地产
进城农民家庭生活的变革是由年轻女性，也就是靠“儿媳妇”推动的。农村女性受现代化影响的程度比男性更深，出于种种考虑，她们不愿意在乡村生活，借着结婚的契机提出在县城买房。
我调研的家庭里，90后农村女性的经历比较类似，大多只有初中学历，打两三年工，家里就催她们回家相亲，大部分都早婚。
小燕的经历就是如此。她在大城市打工时，厂里有一位姐妹的亲戚是保姆。在交往过程中，她讶异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心里由此深深埋下一颗教育的种子。对她来说，在外务工不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
90后“农二代”的物质条件也相对有了改善。访谈对象里，许多80后女工相当节俭，中西部地区多子家庭的农村女性甚至按月把钱寄回家。而90后女工则把在大城市打工视为一种体验，她们会用赚到的工钱去溜冰。
接触了城市的生活方式，90后农村女性的心理状态与上一辈完全不一样。像小燕这样的“进城宝妈”，大多想要扎根县城。
我认为江县的购房潮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2013年，小燕结婚时明确地跟男方家表示，“我不会在农村生活，你们必须要在县里买房”。于是，男方家为了娶儿媳妇，在县城全款买了一套两层的小独栋。
小燕认为真正在县城扎根，要靠自己赚钱创业。她先是兼职推广刷单，赚了一点小钱，再用这些钱在县城里盘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进城宝妈”的职业选择是很有限的。想创业的宝妈大多会开服装店、美容店或美甲店，一来成本相对低，对学历和技术的要求也不高，二来工作时间灵活，她们要以照顾小孩为主。
灵活就业的服装厂，但是人早已招满。（图/由受访者供图）
如此一来，县城的美甲店、服装店的数量就超过了一般体量。哪怕美甲套餐只需9.9元，非节假日也很少有顾客上门。江县有一条出名的商业街叫二小道，老摊主说这里50%的门店仅开张1年，铺面在关张、转租的过程里来回。
进城农民家庭也想一家三口留在县城生活，但为了支付县城生活与教育的费用，丈夫独自去大城市打工的情况很常见。县城留给年轻男性的机会也少。访谈里一位年轻男性说，整个县城超过5000块钱月薪的工作，一只手都数得出来——送快递、送外卖、做装修工、跑业务、进牧原（当地农产品上市公司）。妻子曾经抱怨丈夫吃不得苦，才没法在县城赚到钱，可丈夫在屠宰场工作了两个星期，两只手上就长满了水疱。
而女性劳动力是被精细化教育捆绑的。为了照顾孩子，她们的工作时间变得很零散，这导致女性很难找到合适工作。80后女性农民工对中国工业发展很重要。改革开放时期，长三角、珠三角经济靠女性撑起半边天。如果宝妈长期不就业，待在家里围着小孩转，也会面临全职妈妈的精神困境。有一位访谈对象说，她接触外人时都会害怕。县城的工作机会不多，无法胜任工作的经历会使她们的社会生活继续收缩。长此以往，她们的工作意愿、能力都会下降，难以流入人力市场。
美甲超低的价格。（图/由受访者供图）
80后“农二代”对家庭收支有精准的计算。1984年出生的一位女性受访者说，她儿子正在上初中，而她最担心儿子成绩不上不下。如果成绩特别好，她就准备陪读，好好培养他，以后房子、车子就靠孩子自己挣；如果成绩特别差，她就不打算在教育上花太多钱，她得出去打工。在县城“陪读工厂”做工的，大多是当地高三尖子班学生的80后农村妈妈。高考这一年的陪伴投入是有效的，高考结束，她们会返回大城市劳动。
但90后的“陪读妈妈”已经变成了“进城宝妈”。对她们来说，孩子的每个成长阶段都很重要。她们有更加精细化、中产化的教育观念，她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县城扎根。
扎根在县城的难题
近年来，农民的家庭节律改变了。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家庭过的是以储蓄为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主轴、价值归属在乡村，那么新一代农民则把家庭主轴转移到了县城。
而县城是消费的场域。在农村不用花钱的事物，在县城要花钱，基本生活开支上涨了。而且经过现代生活的改造，消费变成县城家庭的日常，外出聚餐、孩子娱乐的花费是省不下来的。
农民家庭进入县城，需要付出比县城人更高的生活成本。江县有一所启蒙教育式私立幼儿园，各项设施皆采用高标准，一学期收费6000元，我原以为里头全是“县二代”的孩子。但相关负责人告诉我，大部分孩子来自进城农民家庭，这让我很意外。
这些父母说，在公立学校里，周边都是老师、公务员的孩子，小孩只有得到关注才能被激励，自信心才能增长。他们会在社群讨论，村里的小孩在县城公立小学上学，上三年级了，老师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认为私立学校的老师更负责，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老师相当于服务者，家长可以提要求；但如果小孩上了公立学校，只能讨好老师。
进城农民家庭在村里交医保，在县城看病，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但日常生活场所已经转移到县城，小孩生病频繁、周期长，需要额外在医疗上花钱。
县城是人情社会，他们认为需要花钱打通关节，否则会支付更多成本。
“一家三制”的脆弱性，体现在县城收支倒挂上。在他们的生活逻辑里，许多花销是不能避免的，但收入没有实质性提升。以储蓄为主的生活，可应对关键节点的大额开支，但这些背着县城房贷的家庭，以临时就业为主，收入极不稳定，房贷却是固定的。如果家里突发意外，家人面临大病或失业，压力就很大。我调研江县某个烂尾楼项目时，有一对中老年夫妻为了减轻儿子的压力去海南打工。在疫情时期，这个楼盘同时有8对夫妻闹离婚。
这两年，资本很关注县城经济，中西部县城的消费力曾经确实被低估了。农民家庭的世代更迭、整体消费观念变化，一度让县城爆发了很强的消费力现象。
但话题火热到这种程度，我认为它是被高估了。中西部县城处于在地城镇化的过程，没有太多人口流入，大多是存量市场，大型的餐饮品牌资本下沉之后，小地方的小品牌很快就倒闭了。潮汐经济在中西部县城是普遍现象，过年过节生意火爆，电影院一张票卖60块钱还场场爆满，但平时一位客人都没有。
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产业基础没改变的前提下，现状很难改变。因此，也许低成本公共服务才是中西部县城的主要任务。否则，在生产、生活分离的情况下，这一类县飘可能会陷入“有落脚无立足”的生活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