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支付宝股权转移背后：中国公司的契约困境

　　驱动力

　　国内企业的内驱力肯定是不足的，至少到现在，很多企业还并没有品牌意识，更没有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契约精神反而会成为企业很重的负担。

　　按照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的准则，除了人权和劳工标准外，环境和反贪污是两项重要内容。环境部分包括企业应主动增加对环保承担的责任，推动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还要对未来的环境变化未雨绸缪。而反贪部分则要求企业反对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等。

　　“准确地说，绝大部分企业都不会主动去响应。当然，敲诈勒索的违法事件我们当然不可能干，但行贿就不可避免的了。一个项目，少则几十家企业去竞标，换做是你，会怎么办？”当然更让郭恒基在乎的是企业成本，“一个项目不做也就罢了，可我总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去投资人力和环境吧？”

　　汪中求直言中国企业家素质偏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市场所迫。一些企业家修为并不够，反映到企业管理上，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如果为了短期利益，契约都可以是无效的。”

　　很显然，国内企业家一方面后知后觉，另外又没有市场压力，如果单凭内驱力，也许契约精神在中国推广的周期要极大拉伸。但这还不是关键所在，毕竟企业自身有意愿通过契约精神来减少运营成本。汪中求认为在健全法律法规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才是契约精神推广中最难攻克的环节。

　　汪中求曾为一家在华投资的日本化工企业做过咨询服务，而这家公司最后无奈地把投资转向印度。问题只有两个，都出自地方政府的先前承诺。一是地方政府答应把这家工厂所在区域的地下管道整理清楚，以便安置污水排放系统，结果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反悔了；二是在这家工厂希望扩建的时候，地方政府之前承诺的地皮却无法兑现，甚至要求日本方采用填海，自谋土地。“这是很荒唐的事，这不仅仅是契约精神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开始践踏契约了。”汪中求碰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都存活在一个政策朝令夕改的环境下，这根本就不是契约精神所要求的土壤。”

　　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一家在中国还算成功的世界500强企业有一个特殊的12条“入华员工培训手册”，*条便是“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还有一条是“如果地方政府承诺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有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手册的最后一条竟然是“当你遇到困难时，请参照*条”。

　　地方政府的职责是维护一个所谓的经济圈的持续稳定，它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但实际上，拥有资源，却没有合理安排资源不说，地方政府甚至不能清楚地判断一个企业行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在另外一起著名的契约精神纷争——娃哈哈与达能并购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利益相关方，一众地方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力挺娃哈哈。当然不能草率评价说这个行为对和错，但地方政府在面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时，态度的确不够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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