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解“困”与增长应对：2016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贾康：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已经到来

　　“前一段时间，针对争议，我们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什么概念陷阱。”11月18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贾康进一步指出，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已经累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央所说到的这些隐患和矛盾叠加在一起，怎么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优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怎么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严峻的挑战。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已经有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把它保持在各个方面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关的供给环境，机制优化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贾康说道。

以下为贾康发言实录：

　　大家好。结合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扼要的谈谈自己的看法。说到新常态，我认为可以讲新意明朗，但常未实现。常是在我们这个经济合乎逻辑的，从高速向中高速下台阶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尽可能时间长久的发展升级版，要常在这种状态上，我们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进入中高速。另外一方面，根据现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谨防因为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如果简单的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我们是不是至少居安思危的要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是不是要把我们拖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当然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所有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龙头激发出来，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一方面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供给的问题。现在从决策层到学界都特别注重怎么消除供给抑制，我们认为，中国制度供给这个龙头怎么样能够带出来新的发展理念下的各种动力因素合在一起的混合转型。从这个视角上，我们特别强调，针对当前大家感受到的，中国经济下行中间最主要的矛盾方面，已经是人们在谈论的通过紧缩压力，必须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的同时，怎么样掌握好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通过在优化结构方面把文章做足来增强我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状态上。

　　我们有一个认识框架，问题导向，我们勾画了必须重视的三大国情约束条件，要缓解这些约束之下的矛盾凸现，必须在供给端找到可行的对策。首先看看这些问题，第一、中国是一个非常之局，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的资源环境，能耗，环境压力等等，和经济发展的粗放特征，以及在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的格局，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特别的高压力区间和高压力阶段中间，由于种种因素形成的异乎寻常的怎么样能够实现绿色发展的挑战。现在的雾霾，一定要回到一个客观的格局里理解，中央建议里提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当然包括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非常之局怎么样以非常之策破解，我们认为，一定要在供给端有一个成体系化的，问题导向之下的，有高水平的对策设计。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到来了。中国如何避免许多经济体遭遇的这个问题，来争取顺利的摆脱陷阱潜在威胁。前一段时间，针对争议，我们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什么概念陷阱。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矛盾的累积，中央所说到的这些隐患和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问题到导向下，比较结果怎么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优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

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要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导向已经形成严峻的挑战。邓小平晚年最关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全局皆输。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已经有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把它保持在各个方面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关的供给环境，机制优化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必须在已有的供给方面考虑到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形成可支撑升级版的混合动力。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生动力是需求，人们必须满足自己的生存以及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但是，回应这个需求原生动力的后面的供给，却决定了我们不同时代的特征和不同阶段上，有没有可能通过创新一个一个的上台阶。供给方面大概有五项：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体制安排。前面三项在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之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多需要强调的是后面两项，科技创新和制度的创新。中国现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是制度的供给。

　　如果提出对策，显然就是针对这五大要素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比如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本培育发展战略方面，必须应对现实的问题，现在终于看到五中全会放开两孩，后面还有动态的优化我们的整个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二要把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给提升上来，还必须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考虑。这里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面的建议，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已经在努力的实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逐步实行的改革措施，它的绩效真正能体现出来，必须结合体制框架。比如大部制、扁平化。整个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基本构架能不能如愿改造，大部制讨论了很多年，没有什么进展，扁平化在逻辑上早就在探讨，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只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运行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激发我们的潜力和活力。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511/201511183904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