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建设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我们也要建设着超国家的体制和多边的体制，比如亚投行，这样一些超国家的多边机制，他们可以融合各方面的利益和关切，以适合所有参与者的方式向前推进我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她指出，中国和欧洲已经从接触变成了参与，走上了一个共商和共建的道路。90年代以来欧洲接触中国，也是期望用项目来引领。现在这样的项目立体化的、多层次的沟通网络在开始建设。
周弘强调，在和合作伙伴经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碰到一些标准问题，无论是技术和质量的标准，还是环境、劳工的标准，这些问题都需要想方设法地进行沟通，需要打破原来的壁垒，建立新的规范。“比如说新的投资法，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和规范。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中，新的标准必然要建立，而这个标准不是哪一家的标准，而是共商、共建的结果。”
以下为周弘发言：
周弘：谢谢大会，谢谢主持人。最后一个发言，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是听到了这么多权威性的发言，无论是代表政府、代表企业，代表金融业，还是代表“一带一路”，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感谢重要的法国所做的这些权威性的发言，是非常有益的。特别对法国大使说，我们中国和法国站在一起应对恐怖主义，我们还要共同寻求我们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刚才的发言都是权威性的发言，我想做一个非权威性的解读。
简单地说，我想讲四个词。今天我们这节大会题目是“愿景与践行”，首先是“愿景”，但是这个愿景已经在一个不同时代的愿景，如果说中国和欧洲从历史上就一直向往着对方，所以才有了西学东建和东学西建，以及亚欧的一些会议，到了现在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我们这样的一种努力，对对方的向往已经从接触变成了参与，已经走上了一个共商和共建的道路。共商和共建，刚才发言人讲了，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项目”，90年代以来欧洲去接触中国，也是期望用项目来引领，只不过是这些项目，它涵盖面不够广泛，如果把中国这样的努力加进来，比如说，中国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优势和中国在走向市场、走向世界这样一个决心和努力、愿望加在一起，我们看到了现在这样的项目立体化的、多层次的沟通网络在开始建设。我们看到了，从政府的意愿到协议的达成，这个之间的决策向职能部门、向企业、向基金、向银行业、向服务业的下沉。这样一个下沉就使得在中国和广大的亚非地区一直到欧洲地区，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多经纬度的、立体的和能动的矩阵，正在形成之中。所以这样一个矩阵是用很多的项目来串联起来的。
第三个词是“标准”，在我们和所有的合作伙伴经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碰到刚才顾山大使先生讲的一些标准问题，无论是技术的标准、质量的标准，还是环境的标准和劳工的标准，这些问题由于来自于不同的合作方，所以就需要认真的、细致的坐下来，务实地去想方设法地进行沟通，需要打破我们原来的壁垒，需要我们建立新的规范。比如说，新的投资法，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和规范。所以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新的标准必然要建立，而这个标准不是哪一家的标准，既不是西方的标准，也不仅仅是中国的标准，而是共商、共建的结果。
在建立标准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可能平时没有注意的这样一个精彩的时代，在我们共同努力合作的时候，我们正在建立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新的“机制”，我们知道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建设中起到过一个贡献思想的作用，也是一个发起者。我们看到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建设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我们也要建设着超国家的体制和多边的体制，比如亚投行，这样一些超国家的多边机制，他们可以融合各方面的利益和关切，以适合所有参与者的方式向前推进我们的发展。
最终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它导向的是一个制度环境的改变，这样也就是一个共同体环境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习主席讲过很多次，我们叫战略对接，同时又讲到战略对接的未来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在经过了我们的意愿实现，我们项目的设立，我们标准的建立，我们机制的重建，重塑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向着命运共同体在努力。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511/201511193905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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