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迎来*轮科技繁荣期，诞生了属于自己的*个互联网时代，有了搜索引擎、电邮和博客工具、新闻门户，阿里巴巴开始在网络销售市场扩张。那个时期，中国迫切需要以美国公司为蓝本的本土科技企业，因为当时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经营往往水土不服，受到多方面限制，而国内企业相比外企有诸多优势。他们懂得，在21世纪初国内宽带上网远未普及时，中国亟需互联网专才。比如十年前，eBay曾试图占领中国大部分市场，但未能成功。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中国小企业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或者没有上网的条件，否则他们也可能选择eBay的平台将产品销往全球。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却深知互联网的重要性，他组建了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团队，教阿里巴巴平台的商家正确使用互联网。阿里巴巴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也在中国遥遥*于eBay的同类平台PayPal。支付宝允许买家在收货后并且对商品感到满意时才真正付款，这样的设置帮助支付宝在互联网市场创出了口碑。在*代互联网时代，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企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巨无霸，他们的地位就如同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微软等业内巨头。
复制美国企业的成功为互联网第二代企业铺平了道路，后者兴起于21世纪*个十年将近之时。对那些新生代的科技企业来说，大企业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建立了对今日高科技繁荣环境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众多年轻人赖以走上创业道路的利器——云服务。正是依靠云服务，他们仿佛一夜之间便成功启动业务，并开始迅速吸引客户带来回报。
美团网是这第二波科技业高潮最成功的产物之一。这家公司让国内小商家向上网或是使用美团手机应用的周边购物者发布交易消息，凭借这种方式成为大型电商。我曾拜访该公司设在北京的总部。它看上去像一片热带雨林：每个工作间之间都有郁郁葱葱的绿叶植物，加湿器喷出的气体还在袅袅升腾。表面看来，那里几乎悄然无声，其实就在那方寸之间却有巨额资金涌动。几十位编程员座位上方悬挂着一块四人用办公桌大小的LCD屏幕，上面闪动着一个数字：8309。它代表那天截至当时美团已经发布的交易数。成立五年来，美团网的营业收入一路激增，2014年，该司为90万合作商家处理了70多亿美元的交易。其2015年的目标是，到年末让这一交易规模翻一倍以上，达到185亿美元。
美团办公大堂。
别看美团网首席执行官王兴身材瘦削，语气温和，他可是紧跟中国初创企业创新潮流变迁的企业家，已有多次创业的经历。在2008年注意到团购鼻祖Groupon兴起之前，王兴曾建立一些仿效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网站。他承认：「毫无疑问，我们（美团）受到Groupon的影响。」但也是在留意到Groupon之时，他就凭借丰富的经验，发现其商业模式存在一些缺陷。Groupon向每笔交易抽取最高50%的佣金，这让合作商家的利益受到较大侵害。因为通过Groupon发布交易会定期失去部分收入，他们不得不承受盈利的压力，寄望于吸引新的长期客户，但往往事与愿违。
王兴不愿像Groupon那样施压商家，他希望美团成为小商家与客户交易最简便的渠道，希望与这类商家保持往来。因此，他设定美团仅收取5%的佣金，以保证合作的商家几乎始终能获得盈利。
王兴也开始开发美团自有的电子商务技术。他给我展示了一项最新成果，美团的程序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连锁影院，将他们的订票系统与美团的应用连接在一起。这么做对美团来说固然麻烦，却方便了用户，现在他们不仅能通过美团的应用购买电影票，还能提前挑选相关影院的座位。王兴以影片《霍比特人》为例，在应用上向我演示。他说：「去影院以后，你不必排队买票，只需要去自动售票上扫描自己的密码就可以进去看电影了。」如今，美团这种只需轻轻一点的购票方式已售出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影票。2014年，仅出售电影票一项业务的收入就占公司年收入的10%。
这实在是一步顺应潮流的妙棋。因为在当今中国，提供便利的服务正是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迫切的诉求。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人士使用高端手机，向往欧洲的精英生活时尚，几乎要用手机满足各类生活需求，比如用支付宝付车费，去北京郊外的艺术家聚集地赴派对；开通微信，使用地址分享功能，告诉朋友自己在哪里；用美图秀秀美化自拍照，然后分享到朋友圈里。
2013年，中国中产阶级44%的开销都贡献给了服务型经济。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预计，到2022年，这一比例将升至50%，因为年轻的城市居民会尽可能通过手机订购一切生活服务，从基本的短信通讯到叫外卖、美发、美甲等等包罗万有。即便2015年中国股市一度大跌，看来也并未挫伤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美银美林分析师估算，10月黄金周旅游旺季期间，全国票房同比猛涨70%，海外游消费也高涨36.6%。
虽然电子商务已经在中国发展壮大，但产值还未达到惊人的规模，海量的日常服务仍在线下进行。例如中国80%的酒店客房还是线下预订。中国消费者青睐电子商务的原因不是它能带来便利，而是它比实体店的经营公开透明得多，腐败因素少得多。
正如李开复所说，按美国标准评价，中国的实体商家普遍效率低下，大肆吹嘘的行为比比皆是。他指出：「美国有几百年公平竞争的传统，商界相对比较公平透明。」
可中国截然不同，「如果要出售房地产，交易根本是不透明的。如果想买二手车，也没有像Consumer Reports那样的独立调查机构出具质量报告，或者勇敢的消费者出面披露汽车安全问题。」李开复认为，电商无需中间商和创造声誉的系统，让交易更透明、更可信，「所以，基于社交的手机解决方案会好得多。」
腐败只是中国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中国投资者还面临银行业务不透明、污染泛滥等挑战。
短期来看，高科技业的掘金潮已经使业内竞争白热化，一些企业家陷入狂热。无论何时，只要开发一类新的领域，就立即会涌入成百上千的创业公司分食那杯羹。在美国，竞争还比较温和，比如租车分享服务领域只有Uber和Lyft两大巨头。而李开复估计，在成立之初，美团不得不与国内3000位对手竞争。在这种激烈竞争中存活的企业，都可谓身经百战。王兴就是如此。现在他也是天使投资人，正在关注创意有前景的后辈。他投资了一家名叫e代驾的初创公司。该公司帮助车主寻找自己喝醉时的代驾。他笑着介绍：「他们（e代驾）眼下在中国成了霸主，去年进入了首尔市场，因为他们告诉我，那个城市的人是全世界最喜欢喝醉的。」
中国的网络服务创新高潮已经颇有规模。和美国相比，中国在硬件方面的优势无疑大得多。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深圳等沿海城市目前云集电子生产商，既有区区零星工人的小作坊，又有富士康这类一个工业园区就有上万工人的iPhone零部件代工厂商。这些企业都很了解如何制造产品，本土的创业者几乎必定会利用这种地利优势。
因为附近就是生产厂，或者距离电子产品市场很近，中国的网络服务公司可以率先掌握硬件领域的最新潮流。
北京科技公司泽普互动（Zepp）的联合创始人韩铮直言：「中国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了解（形势），因为我们有深圳。」泽普互动的传感器在运动领域风生水起。它追踪人们挥动高尔夫球杆、丢出篮球、挥出网球杆等运动时的动作，用iPhone应用帮助运动者改进动作，提高水平。
五年前还在攻读博士期间，韩铮曾进入北京的微软研究院工作过，当时萌发了创业的想法。在大公司工作可能比较稳定，但研发人员即使在某个项目上倾注了几年的心血，也可能永远无法让它真正推向市场，拿出真实的产品。他坐在明亮的泽普办公室里向我坦言，在那种公司，成功不能自己说了算。说这话时，他身后坐着二十多名敲击键盘的程序员和设计师。
当年在微软工作时，韩铮注意到，HTC和惠普的手机以及任天堂Wii游戏机的遥控器都使用了陀螺仪。他预见到，随着大公司继续在产品中应用陀螺仪，这种部件的价格会下跌。因此，陀螺仪将很有商业开发潜力。他和目前主管泽普互动研发的朋友叶昱升都热爱欢运动，于是他们想到，可以开发摆动传感器，让运动者分析自己的摆动动作，或者将自己的动作和职业运动员比较，也可以帮助职业运动队的教练监控全队的实际摆动，甚至远程查看动作。就这样，韩铮和叶昱升选择高尔夫球作为创业的突破口。他们推测，不善于运动的人会愿意花钱买一款保证能提升自己水平的传感器。
两人将我带到一间地下室，墙上装饰着偏离正道的高尔夫球位标。韩铮介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完善传感器，研究摆动。」他们的样机表现出色，吸引了来中国为苹果专卖店寻找适合销售品的一位苹果公司销售代表。由于苹果公司对美观的要求一丝不苟，他们先后推出了14款样机，慢慢打磨设计。过程很艰难，但不断改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2年，泽普互动的传感器在苹果电子商店上架，目前下载量超过30万次。
凭借天使投资人小王提供的150万美元种子资金，韩铮和叶昱升成立了泽普实验室（Zepp Labs），通过各自的人脉找到了一家可靠的工厂，帮助生产样机和实现设备量产。泽普互动生产的最后步骤是找到一家像富士康那种级别的代工厂，它还要有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巧妙地解决设计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这一步骤以往都是棘手的经营环节，但这些年也更容易处理了。因为有了一些沟通设计者与生产厂的中间商，比如制造业巨头PCH的项目Highway 1。它挑选世界各地的机械设备发明家，寻找最有实力的加工厂，愿意尝试将那些前景不明的发明创造转化为实物产品。
泽普实验室联合创始人韩斌在北京办公室。
Zepp Labs联合创始人用该司开发的技术捕捉挥杆动作。
硬件初创公司Zepp Labs的北京办公室。
Zepp Labs员工正在测试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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