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界6月26日消息，在“2011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上，对于PE监管问题，北京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导何小锋指出，整个体系的理念应该是政府监管为辅，行业自律为主的一种软监管模式。
何小锋表示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多环节分工的监管。比如说PE一经注册就有工商行政管理局监管。PE如果想吸收保险公司，保监会要监管，吸收券商的钱，证监会要监管，吸收国企的钱，国资委要监管。PE要跟外资合作，商务部外管局也要监管。
第二层监管是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健康。比如北京市PE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北京市政府金融工作局以及中关村、海淀区等等这些政府的支持、服务和监督管理这方面，推动了PE的发展。
谈及PE是否有法律缺失问题，何小锋纠正PE不是失控、无序的发展泛滥，“人民币的PE只有短短30年的发展时间，它现在还是一个婴儿期。我们不用担心它老年的病症，现在有一些说失控了，无序了。实际上PE出现的问题很少，有一些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某些城市有个别的非法集资。”何小锋称。
对于PE的人才培养，何小锋建议PE的优秀管理人不应该由政府去界定准入、给予资格。PE的人才是在实践中打拼的在实践中，大浪淘沙，来寻找出好的PE，这有一段竞争时期，不用担心鱼龙混杂，他们在实践中可以分出高下。
以下为论坛实录：
首先关于监管环境，我认为PE的监管，它整个体系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政府监管为辅，行业自律为主的一种软监管模式。而政府的监管，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做了，并没有说政府监管是缺失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多环节分工人的监管。比如说PE一注册它就有工商行政管理局监管。PE如果想吸收 保险公司，保监会要监管，吸收券商的钱，证监会要监管，吸收国企的钱，国资委要监管。PE要跟外资合作，商务部外管局也要监管。监管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中心城市的地方政府。PE的监管，在地方政府，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我们通过前几年的实践看到的。比如说北京市PE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北京市政府金融工作局以及中关村、海淀区等等这些政府的支持、服务和监督管理这方面，推动了PE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心城市的政府履行了职责，这个城市就会城市PE和VC的中心城市，得到巨大的发展。相反有一些城市，到现在有限合伙制的PE，还受到歧视，还不受理注册。有一些政府的有关部门，老自作聪明，老认为合伙企业有什么什么问题，甚至有些指责全国人大起草发布的《合伙企业法》。结果耽误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这个一定要改变过来，就是对有限合伙企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比公司还要古老的一个企业组织形式，甚至在形式上，有限合伙企业绝对量都多于公司的绝对量。但是在我们很多城市，有一些还不让注册，我们有一些政府官员，实际上还对它持有歧视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第二个就是文化环境。PE发展需要有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包括舆论环境。我们有一些媒体或者是舆论部门，对PE的了解并不深入，而杜撰了一些说法，甚至成为一种炒作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全民PE、草根PE、PE腐败等等这些叫法很多。有一些叫法显然就是背离了常识的。比如说草根PE，PE怎么能够跟草根联系在一起？这种忽悠草根PE的概念，实际上很容易为非法集资找到依据。我们的PE，每一个组织形式在工商注册的时候，都有人数很少的一个数量限制。所以它是高门槛、高起点的，跟草根拉不上关系。
至于说PE是不是有法律缺失，PE是不是失控、无序的发展泛滥，我认为这个看法也不对。PE在中国，人民币的PE只有短短30年的发展时间，它现在还是一个婴儿期。我们不用担心它老年的病症，现在有一些说失控了，无序了。实际上PE出现的问题很少，有一些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某些城市有个别的非法集资，实际上你去看，他搞的并不是真正的PE，只是利用PE来从事非法行为，真正的PE是合法的，特别是在中心城市，是受到了足够的监管的。
还有就是PE的人才培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PE的优秀管理人不应该由政府去界定准入、给予资格。这是不对的。如果由政府给予资格，就变成权力公关的高手就是优秀的人才，所以PE的人才是在实践中打拼的。有一些人PE泛滥了，PE良莠不齐，我认为目前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在实践中，大浪淘沙，来寻找出好的PE，这有一段竞争时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鱼龙混杂，他们在实践中可以分出高下。
第三，PE的融资环境。中国的人民币PE跟国外的PE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高尽职个人在其中大约10%左右，绝大部分是向公共机构去募集的。比如说全国社保、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商业性的母基金，向这些机构去募集。但是现在由于各种限制，所以募集资金的主体还是高尽职个人。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企业家他们思想很开通，他们愿意投给所谓火热的PE，我认为这个进步非常快，5年前不愿意，现在愿意了。现在所谓不愿意，实际上恰恰是在国企内部，因为国企内部讲的不是所有人是谁，你要追踪国企的所有人是谁，是你、我，是我们大家。国企讲的文化是行政控制权的在行政手上，这点它跟PE的文化是相冲突的。因为它不是要放在最优秀的管理人手上，还是放在权力级别高的人手上。所以这个文化不一样。所以说中国以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掌握资金的公共部门要通过母基金去向PE开放。
同时还要发展一个民间的母基金，现在母基金这个领域，清科做了一个研究，92%是各级政府的引导资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第二大是民间的母资金占4%多，还有3%多是国企的母基金。就像我们讲到苏州创投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的母基金，号称600亿，所以大家形象简称为国母基金，北京市政府1加3加N的结构，这个1也形象的简称为主母基金。但是我们还缺乏民间的母基金，比如说大学发展基金，可以借鉴哈佛、耶鲁的模式，变成有投资功能的基金。还有很多地方的社保、企业年金等等很多公共机构，甚至保险公司，我认为应该以母基金的形式去物色最好的管理团队，去替它管理。还有就是民间这块，我最近也做了设试点，在广东佛山很快筹建了一个母基金，第一个投资项目就是投资给鼎晖，这里面也有一个政策问题，由于母基金要集中众多的中小投资者的资金，虽然我们按照法律规定不会超过50个，但是希望我们作为PE的投资者，被投企业在上市的时候，不要算托挂的人数，什么超过200个就有问题，就是说人数问题，希望主要考虑实质，考虑它的合作运作和规范运作。
最后一个，行业环境。PE很需要行业自律，现在全国股权投资协会也成立了。现在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会长的领导下，我们在做一个PE的自律规范意见，我们正在邀请六个权威的律师事务所在做这个工作。我希望很快就能够把这个推出来，使得我们这个行业自律的环境形成一个非常农求的一种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