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7日，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全会一：全球经济预测和风险应对”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等多位大佬展开了精彩讨论，以下为精彩记录。
“一个国家30年来都是经常项目顺差，顺差目前依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数一数二，另外还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加上强大政府执政效率、政策资本管制，你觉得这个国家的汇率会大幅贬值20%吗？根本没有这样的先例存在。”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近期关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担忧逐渐加重，但在余永定看来，虽然人民币短期面临贬值压力，但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长期贬值。汇率贬值背后无非银行货币错配、企业外债、主权债、通货膨胀4大问题，但这些问题中国目前都不存在，况且汇率贬值也根本没那么可怕。
余永定称，他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做法坚决支持。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他还透露，有些企业老板竟然借员工身份证大量换汇，包括大量海外买房现象存在，因此，他表示，必须进行资本管制，严格执行5万美金购汇额度的政策。但余永定也承认，资本管制存在一系列副作用。
核心问题是如果汇率无法由市场决定，这样的话，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
在余永定看来，如果人民币具有贬值压力，应该尽快释放而不是缓慢释放这种压力，缓慢的贬值并不能消除贬值预期，反而会阻碍资本市场改革措施，比如本来可以通过发展衍生品金融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如果大家一致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很难找到交易对手，政策发展会遇到困难。
因此，余永定建议，应该早下决心，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这样资本管制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
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
余永定：我不敢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判断，谁都很难做出判断，很多著名的银行家都说，对他们来讲最最困难的事情是具体判断最后会走到什么水平，这太困难了。我想讲一下比较原则性的问题。首先，我完全赞成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长期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强势货币，但目前，人民币确确实实面临着贬值压力，从总体上来说，来源于贸易，我们过去出口顺差非常大，现在出口顺差就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资本外流，包括资本外套，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怎么在美国买房，我就奇怪了，每个人5万美元的额度，怎么能在美国买房子，合法不合法？但电视台已经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怎么在美国买房子不吃亏、不上当。
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适度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有序的、逐步的贬值，最后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过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我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赞成，我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确确实实要加强资本管制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资本管制，加强资本管制的同时，电视节目里却在议论如何把钱挪到外国去，在外国买房子，是不是还有很多渠道使人们能够非常方便的把钱汇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关方面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干预的程度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这种干预的结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消耗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头有估值作用等等，但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对8000亿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强调一点，IMF的总资源一共是6600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政府所消耗的外汇是3500亿美元，我们是8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认，但有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们损失了钱。
另外，它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降准呢，因为一降准输入更多的流动性，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央行也充分认识到了，如果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虽然我长期以来支持加强资本管制，但我们必须承认，资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们让人民币更多的由市场决定，资本管制的压力就会相应的减轻。过去我们的一些政策错误的原因是顺序没考虑，如果把顺序搞对了，最终我们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
缓慢的贬值，不能消除贬值预期，市场总是预期，你还是要贬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就会受到很多阻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如果大家都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很难找到交易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也是比较困难的。
汇率贬值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可怕。从国际上，一般大家讨论四个问题：第一、银行货币的错配。第二、企业的外债。第三、主权债。第四、通货膨胀。就我们中国目前来讲，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且我还想说一下，在世界经济史上，你是否能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三十多年来都是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依然是世界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这个国家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国家的执政能力超强，这个国家还有资本管制，它的汇率会大幅度贬值20%吗？能找出一个例子吗？我认为是没有的。我不否认，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可能在短期会出现所谓的超调，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是有能力来克服这种冲击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及早下决心，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尽快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许多枷锁，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宏观调控搞好，把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
余永定：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肯定会明显加强，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初期，因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竞选诺言，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现象，全球化对美国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美国的蓝领工人，确实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减缓，甚至没有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蓝领工人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所以，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政策是有民众基础的，中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国际化的步伐，我们要高举自由化的旗帜，你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是从实际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
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问题，要适度的问题，不能太冒进。最近，我们一些银行被罚款，我们媒体和一般公众的潜意识，马上认为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是受了人家长期宣传影响的一种偏见，不见得是咱们的不对，或者咱们可能有点不对，错可能是在对方，美国不但罚中国，而且罚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警惕。我们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向外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量力而行。
余永定：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稻葵说的巨大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简单的算笔帐，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办呢？只能是资本管制，这个额度是不能改的。当然我不会主张他把额度减少，但无论如何，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额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学生告诉我，有些老板把员工的身份证借来换很多外汇，这种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买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吧，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完全靠市场的方法是没法解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在贬值压力之下，应该尽快释放这种压力，而不是缓慢的释放压力。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那是理性的预期，你打来打去，热钱不断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现在同样是这样的，你是打不掉的，让它贬到底了，预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给我们提了非常好的经验，它升到高点要降，不让它降花了几万亿套在那儿，最后还是降，最后到3000点还是稳定在那儿了。
何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额度得管，幅度要放？
余永定：我的意思是资本管制不能放弃，但我们不能轻易改变过去的一些承诺，我们现在是严格执行已有的管制，另外，尽快的让人民币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减轻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的压力。
“2017年的主题词就是全球经济会非常不确定性。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数值：一是IMF预测说今年是3.1%，去年是3.1%，明年有可能也不会比这个好；二是在全球经济复苏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全球的贸易很不好。三是全球的资本流动会大幅度变动。”11月17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张燕生指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反映在去全球化。“2009年以来，无论是全球的贸易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人均GDP增长，已经证明去全球化是一个事实，包括TPP，TTIP对全球化就是一个退步。”
当前全球增长的不平衡在加剧。张燕生认为，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在比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凡是结构性改革在过去八年做的好的地方，现在经济的复苏就比较强劲，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不要被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所掩盖的背后的结构性调整的速度加快所忽视。
以下为张燕生发言实录：
张燕生：2017年的主题词就是全球经济会非常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我个人想从三个方面讨论一下：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数值：一是IMF预测说今年是3.1%，去年是3.1%，明年有可能也不会比这个好；二是在全球经济复苏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全球的贸易很不好，WTO预测今年的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只有1.7%，比3.1%的全球经济增长还差，而贸易增长量增长的缓慢已经是第五年了，从今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发达国家的进出口的增长好于新兴市场（我讲的不是价值，不包含价格的波动，就是它的商品量）。三是全球的资本流动，去年是38，今年预测会下降10%到15%，全球的资本流动是大幅度变动的，但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绿地投资的增速只有0.9%，真正对全球有效需求有影响的绿地投资增速连1%都不到，而且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是上升的，新兴市场是下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景，2009年到2015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只有1.1%，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
第二，不确定性反映在去全球化。2009年以来，无论是全球的贸易增长，还是全球的投资增长，以及全球的人均GDP增长，已经证明去全球化是一个事实，包括我们讲TPP，TTIP，对全球化就是一个退步，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全球化没有中国、没有印度、没有绝大多数的新兴市场的参与，它会是全球化。无论是英国的脱欧，还是现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他的政治纲领是进一步的去TPP，去BIT，也就是说，他将会比2009到2015年的去全球化会进一步走向内向。在这种情况下，它将增大全球的不确定性。
第三，当前全球增长的不平衡在加剧，包括发达世界的不平衡，也包括新兴市场的不平衡。因此，我自己的理解，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在比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凡是结构性改革在过去八年做的好的地方，现在经济的复苏就比较强劲，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定不要被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所掩盖的背后的结构性调整的速度加快所忽视。
“2007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的杠杆率不断往上走，民企杠杆率不断往下走，这是一种降低杠杆率质量的一种分化。平均而言，国企的效率和利润率都不如民企的表现。所以，也可以反过来说，坏的杠杆在增加，好的杠杆在减少，显然对我们下一步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压力。”11月1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明年全球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黄益平认为，风险三角是今年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所谓的“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的收缩。现在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确实是很普遍的存在，在中国也存在。
更值得关注的是，黄益平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收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像2008、2009年那样扩张很困难，这确实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谁能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就看谁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世界各国是如此，对中国尤其如此。
在谈到如何扭转我们对人民币短期贬值的预期？黄益平强调，从结构改革上做文章，首先是怎么把经济增长稳住，我们经常讨论现在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其实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旧产业更替，旧的产业过去做的很好的，现在没有竞争力了，新的产业还在培养，这是归根到底最后要用我们的供给侧的改革或者结构性的改革，来帮助新的产业的增长，支持旧的产业的退出。
以下为黄益平发言实录：
黄益平：我非常赞同Bert Hofman先生和张教授两个基本的看法：第一，明年全球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明年的增长，全球来看，似乎还是比较疲软。在这两个前提下，还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风险三角，这个风险三角是今年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困境，而我觉得这个困境确实是很普遍的存在，在中国也存在。所谓的“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的收缩。所以，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看，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靠周期性的政策已经比较难做了，我非常赞同张燕生教授说的，归根到底到最后能不能走出去，经济低迷，增长低迷，是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但似乎已经不可能再像2008、2009年那样采取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让我们的增长回升，走出现在这样的困境，其实已经很困难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少，但似乎对它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高。全球来看，日本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两支箭出去了，其他一支箭并不明显。我觉得风险三角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对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生产率下降很明显，从2008年以来，有很多研究发现，总要素生产力已经明显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多少个单位的资本投入），这个数字在2007年的时候是3.5，去年到了5.9，可见资本投入的效率在不断地下降。我们杠杆率在不断上升，这变成全世界都关注的中国经济的风险，我们的杠杆率很高，尤其是企业的杠杆率很高，非金融企业的负债跟GDP比到了160%，更有意思的是，2007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的杠杆率不断往上走，民企杠杆率不断往下走，我称作为是一种降低杠杆率质量的一种分化。平均而言，国企的效率和利润率都不如民企的表现。所以，也可以反过来说，坏的杠杆在增加，好的杠杆在减少，显然对我们下一步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压力。
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收缩，这是显而易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像2008、2009年那样扩张很困难，这确实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最后谁能赢这个比赛，谁能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就看谁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世界各国是如此，对中国尤其如此。
黄益平：三年前我们和国际国内的投资者交流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问我，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什么时候破6，什么时候破5，什么时候跟美元变成1：1，今天很多人讨论什么时候破7，什么时候破8，最悲观的提到什么时候变成20：1。我们今天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一下子被人民币汇率变得这么悲观，刚才都提到了人民币从长期来看，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为什么大家一下子觉得人民币必须贬，稻葵的观点比较保守，他也认为明年要贬3%—5%。我觉得要具体分析，我觉得有三个原因跟三年前比发生了变化：第一，原来美元一直是相对疲软，后来变成了一个强势的货币，尤其随着美联储开始讨论加息以后，美元的汇率就开始升，人民币的压力就开始增加了，短期内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不太好说，这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现在做一揽子货币是有意义的，在单纯的盯住美元，如果美元是一个不很稳定的货币，我们盯着它代价是很大的。第二，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希望有更多的资产配置到非人民币的资产，简单的来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随着贬值预期的产生，这种资产配置多样化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短期内可能改变不了，可能是一个长期性的虚实。第三，大家都在说预期，预期背后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增长不断地减速，但不知道底在哪儿，再加上有很多人讨论高杠杆的风险，经济转型的风险，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很多投资回报，原来我们做不了的新的到底做什么，还不知道，所以有很多企业家把钱拿出来到海外去。除了刚才各位说的各种建议以外，从根本上来说，要扭转我们对人民币短期贬值的预期，恐怕还是要从结构改革上做文章，首先是怎么把经济增长稳住，我们经常讨论现在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其实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旧产业更替，旧的产业过去做的很好的，现在没有竞争力了，新的产业还在培养，这是归根到底最后要用我们的供给侧的改革或者结构性的改革，来帮助新的产业的增长，支持旧的产业的退出。我个人的感受是，新的产业在大幅度的形成，旧的产业不太顺畅，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预期是一个短期的东西，但背后有基本面的因素，增长减速一直稳不住，要扭转贬值预期就比较困难，所以，恐怕还是要从根本上做文章。
提问1：我是神华国际集团的，请问一下黄益平老师，世界和中国，目前大家谈论的很热门的话题与金融、经济有关系，那就是数字货币和物联网，我不知道黄老师对中国的货币和物联网有何看法？我们中国如何和世界接轨？
黄益平：数字货币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理念，尤其是涉及到区块链的应用，说实话，我个人对数字货币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我的理解，央行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而且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看到很多很实际的，不但是研究产品，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可运作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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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太敢真正发动一场贸易战争，但可能会在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产品上，比如轮胎、钢板，这种工会势力很强的、大家关注的局部产品上搞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贸易保护措施，但全面的贸易战打不起来。”11月17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李稻葵教授首先阐述了其对世界经济明年走势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明年最有可能是一个转折年，即从过去连续四年增速全面下降的态势，转为增速稳定，甚至于略有回升的转折点。尽管明年欧洲国家将历经数次选举，但不可能立即影响明年的宏观走势。因此，明年欧洲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今年和去年的情况，增速大概在1%左右，也许还略有回升。
同时，大宗产品价格过去9个月以来有40%到50%的回升，也直接会拉动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世界经济，至少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在明年可能处于U型的底部，也许无法很快从底部走出，但最起码不会下滑。
在谈及美国大选时，李稻葵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变化可能是范式、革命性的。特朗普的许多话听起来很臭，但其实这些想法深深埋在美国选民心中，他们认为现实就是这么回事。因此，他们虽然不愿意同意，但内心是赞同的。所以，很多投了特朗普票的美国选民，事后都不愿意承认。相较于特朗普讲出难听的真话，希拉里与其不同，是在讲假话。
但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一个共和党人，中国与其沟通时可能会更顺畅一些。特朗普尽管可能会在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产品上，比如轮胎、钢板，这种工会势力很强的、大家关注的局部产品上搞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贸易保护措施，但全面的贸易战打不起来。
所以我们应该做好两项准备，一是加快国内经济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加速企业破产程序，让一些真正的坏账、呆账暴露出来。宏观的金融结构也必须调整，必须从现在开始想方设法减少银行贷款在融资中的比例，减少存款在百姓中储蓄的比例，来降低汇率升值贬值的压力。第二项准备则是，当西方国家从全球化中逐步撤出的时候，中国应该适当在全球举起全球化大旗，在相关精准的领域应该起到阻止西方反全球化浪潮的蔓延。
李稻葵教授随后就汇率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他提到由于中国巨大的流动性，传统模型不太适合解释中国的汇率波动。而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放大器，一个不稳定因素，一旦人们形成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金就会往外走，如果汇率市场放开，汇率往下走，又反过来自我循环，形成一个正反馈。
所以，明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会贬过5%，最多3%甚至更少一点，这恰恰是中美之间无风险的财富管理的产品的利差。李稻葵教授还强调，在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背景下，完全按市场的方式管理汇率，恐怕是自杀式行为。
特朗普当选后，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概率非常大，但幅度会比较小。在这个背景下，由于汇率超调的原因，美元兑主要的汇率还会升值，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预期因素还在那里，但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应该管住。而且目前资本外出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层面，但很多企业家认为，只要换成美元，买了美国的房地产和酒店、保险公司就能赚钱，这是个非常错误的认识。
以下为李稻葵发言实录：
李稻葵：首先我谈一下对世界经济明年走势的基本看法，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说法永远正确，每年讨论都是不确定，似乎等于没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加精准的判断，各种迹象表明，明年整个的世界经济，在我看来，最有可能是一个转折年。从过去连续四年增速的全面下降，基本上走到一个增速的稳定，甚至于略有回升的这么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讲？看一下发达国家，美国增长速度，今年大概能到2.2%左右，头三季度是1.8%，第四季度可能会快一点。美国经济整体上讲，这一轮的调整还是比较到位的。欧洲国家，尽管有选举的不确定性因素，完全同意，但是，明年的选举不可能立即影响明年的宏观的走势，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它会影响未来几年的增长走势，明年的欧洲增长走势，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今年和去年的走势。欧洲大概还在1%左右，也许还略有回升。日本，0.5%左右，基本上到这个程度。俄罗斯，最近的数据是停止下跌，开始回升。原因很简单，大宗产品价格过去9个月以来相当程度的回升，40%到50%，甚至更多比例的上升，直接会拉动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以，总体上讲，世界经济，至少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明年有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折年，可能是U型的底部，当然不等于说这个U型的底部马上就能够走出来，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起码不会下滑。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就是布朗谈到的，西方民主国家最近的一些变化，我尤其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这个会是两个星期前开，布朗先生的话，我们更加应该仔细听，但可惜的是，我们是两个星期之后开的。上个星期出现的美国选举的情况，让我们对于西方的精英阶层的分析，恐怕要打一些折扣，我们发现他们的分析不见得完全靠谱，尽管我们对他们个人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因为发达国家在变。
整体上讲，发达国家的这些变化，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格局性的，一个范式改变，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主要是两个主题：一是反精英。二是反全球化，要回归到民族主义的大思路上去。这个大背景下，特别值得关心的是特朗普现象，为什么特朗普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能够当选，那就是很多的选民没有讲真话，为什么？我称之为“臭豆腐现象”，特朗普的很多话听起来很臭，但很多选民是支持的，他对侮辱妇女的想法，这些想法是深深埋在美国选民心中的，他们认为现实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特朗普紧紧抓住了百姓的内心想法，公开的讲出来，有好多人不愿意同意，但心里是赞同的。所以，很多投了特朗普票的美国选民，事后都不愿意承认。特朗普当选之后，很多人非常沮丧，但我知道有几位是投了特朗普票的，他们也必须装作沮丧，他们不能显得很高兴，特朗普给美国政治，甚至西方政治带来的一个冲击，可能也是好冲击，就是讲真话，这真话很难听，但他给你讲出来，这一点跟希拉里不一样，希拉里讲假话，很好玩儿。
我之前预测特朗普会赢，后来看到很多专家的分析，包括特朗普竞选前10天，萨默斯说特朗普当选的概率小于15%，我被他的分析所左右，就认为特朗普不可能赢，所以我是不坚定的。但我觉得整个世界在变，西方在变，全球化的格局很可能会变化，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张燕生主任的分析。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应该做什么呢？第一，不用担心，特朗普毕竟是一个商人，毕竟是一个共和党人，中国的领导人反复讲共和党人讲真话，沟通起来可能稍微畅通一点，尽管真话难听，但我能跟你沟通就简单了。而且，我认为特朗普不太敢真正发动一场贸易战争，可能会在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产品上，比如轮胎、钢板，这种工会势力很强的，大家关注的局部的产品上搞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吸引眼球的贸易保护措施，但全面的贸易战打不起来，因为他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他知道历史上的美国打贸易战引发的一系列的恶果，对他自己也不利。
第二，应该做好两个准备：一是国内经济的调整必须加快。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快破产的程序，不要怕，要让一些真正的坏账、呆账暴露出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的汇率会贬值，一个因素是预期，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减少了，因此要到美国去，这是企业家的观点，企业家大部分都问到怎么去美国，怎么换美元，这个因素背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流动性非常强，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全世界登峰造极的，每一块钱都可能跑。设想一下，如果这21万亿相当一部分换成债券，他就很难跑了，或者部分的换成保险产品，保险产品是流动性很低的，因为买保险不可能买五年不买了。所以，宏观的金融结构，必须调整，必须从现在开始想方设法减少银行贷款在融资中的比例，减少存款在百姓中储蓄的比例，必须从现在做起，一点一点调起来，这件事不做，我们的汇率永远是不稳定的，或者是升值的压力，或者是贬值的压力。
二是当西方国家从全球化中逐步撤出的时候，中国应该适当的量力而行的在全球举起全球化大旗，在相关精准的领域应该起到阻止西方反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应该起到保持全球化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包括在一些国际组织，包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外的一些投资，包括“一带一路”，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才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及我们长久的影响力。
从理论上讲，我们传统的模型都是用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顺差，资本账户的顺差，以及物价水平，等等因素，来解释汇率的波动，但这个模型对中国可能不太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远远领先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流动性，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它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放大器，一个不稳定因素，当大家预期美元会贬值，每一块钱人民币都想往外跑，买房子或者买股票，到国外去，预期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一旦这个预期形成了，资金就会往外走，如果汇率市场放开，汇率往下走，又反过来自我循环，形成一个正反馈。所以，这是中国经济与世界上任何经济体的模型不同的地方，因此，对预期的管理尤其尤其重要，讲的非常具体，我个人的建议或预测，我认为明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会贬过5%，最多3%甚至更少一点，为什么？这恰恰是中美之间无风险的财富管理的产品的利差，美国基本上是零，我们银行大概无风险的理财产品4%左右，3%—5%，甚至比3%更小一点，这是管理预期的一个基准的空间。
现在是6.8%，可能7.1%。作为政策建议，我认为这个必须要坚持，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会那么天真，认为在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背景下，完全可以按市场的方式管理你的汇率，那恐怕是自杀式行为。
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一轮特朗普竞选成功之后，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冲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很多的华尔街投资者突然想明白了，特朗普并不是那么难对付的，股市反而往上涨，反过来促进12月份美联储会加息，加息的幅度可能比较小，在这个背景下，由于汇率超调的原因，美元兑主要的汇率还会升值，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是预期的因素在那里，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应该管住的。
我非常同意永定老师的观点，但我想补充一个细节，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发现主要资金出走的压力，目前还不是在家庭，中国的百姓对出国投资大部分认识比较模糊，还不太清楚。资本外出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层面，企业层面现在特别想到美国去，包括去欧洲，主要是买两个东西：酒店、商业性的大楼；保险公司，因为他们发现保险公司在国外是一个金库，控制保险公司之后，还能在国外吸收它的保险的钱，就可以像巴菲特一样可以有长期资金池去投资，这个风险就非常大了。我跟很多企业交流，也跟华尔街交流，我觉得我们亏大了，他们赚的钱太多了，他们瞒天要价，我们脑袋一拍就定价了，基本上亏三、四年。
我真担心。现在很多企业家认为，只要换成美元，只要买了美国的房地产和酒店、保险公司就赚钱，这个认识是非常错误的。做商业的事情一定是认认真真，必须要谈判的，寸土不让的，按中国的文化，双赢的，宽厚的心态，跟犹太人寸土必争的心态，搞到一块是大亏特亏，最好是以犹制犹，找个犹太人来帮你谈判。
我只是把轮胎作为一个例子，因为轮胎的案例背后是钢铁工人的工会在推动的，不是汽车工人的工会。特朗普上台之前做了很多承诺，发了很多宣言，我想他会以某种形式来兑现，他是一个对媒体运作极其熟练的一位新的领导人，我相信他一定会通过媒体来放大他的政策。怎么放大呢？会找像轮胎这样的案例，轮胎放开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不仅比较小，他还会找类似这样的在美国有广泛媒体传播力的产品，提出一些抓眼球的贸易保护措施，我担心的是钢材，某种类型的钢材，比如线材或者板材，因为这个事已经炒的轰轰烈烈了，包括在美国修的一些桥梁用的是中国的钢，但这个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明年全球35%的经济体，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都会进入大选之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这些大选的不确定性都加重了。”11月17日，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Bert Hofman（郝福满）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Hofman在演讲中称，世界银行预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形势在明年会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明年的经济还会缓慢地恢复。但同时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美国大选结束后特朗普将采取怎样的政策，英国脱欧后欧洲将会是什么情况。更重要的是，明年全球35%的经济体都将进入大选之年，明年对中国来说同样是一个政治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意外获选后，整个国际形势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Hofman同时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有机会在全球贸易、收入增长、及其他国际日程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以下为Bert Hofman发言实录：
Bert Hofman：非常感谢，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的论坛发言。确实我们有了预测，我们认为明年会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比如美国以及各国的形势，明年的经济还会缓慢的恢复，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是2.3%，跟之前所说的是低的，明年的经济增长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可能并不是太好，中国还可以。我们还要看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世界的贸易，今年不太好，我们希望明年会好一些，尤其在第三、第四季度，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有所恢复，恢复到更高的价格，尤其是石油的价格，比如从38美元—55美元。我们对美国也进行了一些预测，刺激性的经济政策会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而且目前已经体现出了它的作用。
贸易，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同时对全球的经济也会产生影响。美国在大选时候的政策和实际实施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而且全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仅仅是美国，欧洲也是如此，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会对欧洲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会有一些大选的不确定性的因素，明年是一个大选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年，中国也会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全球35%的经济，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他们也会进入大选之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之前我们民意的调查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加重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是有不确定性，比如中国政策的标准，经济的目标，2017年的计划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政策。整个环境是不确定的，首先我们要应对的是不确定性。
另外，要解读刚才布朗先生所说的，我们要继续前行，而且中国能够发挥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有一个日程，布朗先生也谈到了中国有机会能够在全球的贸易，以及收入的增长，其他的国际日程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