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界消息，2016年12月9日-11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财经》杂志、财经网、海航集团承办的《2016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变局下的包容成长”。论坛上，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围绕“结构转型与释放经济新活力”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整理：
秦晓：中国不缺乏创新企业家，关键要建立创新制度环境
我先做个开场白，希望能够调动嘉宾和听众的思绪。这个议题的标题是“结构转型与释放经济新活力”。我看了看大会议程做了简单的陈述，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营型换档升级，发展模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当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结构转型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中国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可以追溯到20年前1995年，在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提出来，当时讲到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式转到内涵式，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恶化了，“十一五”规划又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利，主要是制度性的障碍。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外部需求不足，国内投资效益递减，而且债务堆积，中国已经第六年经济下滑了，与二十年前相比，或者与十年前相比，我们今天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些国际化历史的视角，有些更深入的认识。
我先点几点：*，要澄清对凯恩斯理论的误解和误用，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来自三架马车，这是凯恩斯在对待经济衰退的时候或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短期的需求模型，调动有效需求。我们现在认识到了，凯恩斯的理论依然有用，但它是有代价，有条件的。
第二，什么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呢？在供给侧，就是我们常讲的索罗修正过的生产函数理论，就是把资源怎么配置的更好，有创新，如果观察现在很成功的大企业，都是在创新方面做出了成绩。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已经做了很多，但还需要继续做。减税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尽管财政有减税的负担，但是中国的综合税率、宏观税率远远高于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加强法治，保护产权，要提供充足的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才能为市场提供一个有效的，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用扭曲的价格税收还替代市场的所谓选择性产业政策，我们要回到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什么含义，也可以追溯到日本，就是由政府来选择胜者，选择性产业政策，而且会被税收和各种方式的补贴，不要维持一个特殊的国企的垄断部门给予保护使资源向低效的方向流动。
第三，人口老龄化和创新缺失是造成跌入中等收入陷井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活跃的创新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克服人口劳动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同样一个人，如果在高效率产出的情况下，他正在抚养着非工作的劳动力就会增加。
第四，在创新驱动下资源的横向和纵向流动。
第五，金融业影响实体经济回归。要寻求一个防范金融风险下的金融业发展开放和创新的平衡，一方面要防范风险，一方面要继续开放，继续创新，这个均衡要把握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完成金融自由化，同时遇到了系统性风险。
第六，新业主、新产业、新的模式，正在一步步走入我们的生活，这是中国和全球的未来，中国不缺乏有创新的企业家，关键是要建立和不断完善创新的制度环境。
辜胜阻：双创是培育经济新动能实现转型的重大引擎
前面环节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2016年是“黑天鹅”事件频发的一年。我们这个环节主要讨论国内的问题，主持人讲了，我们这次会议在三亚开，一个很大的好处是突破了北京生态上的雾霾，但是我们经济中也面临“经济的雾霾”，如何实现经济在“雾霾”中的突围，我觉得要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以，我演讲的题目是“双创是培育经济新动能实现转型的重大引擎”。“双创”是中国版的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伟大实践。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明确它有三大任务：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制度供给。总书记讲，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是创新。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三大主体，发挥人的积极性，依靠市场主体——企业家，创新的主体——科研人员，改革的主体——官员，这三个关键的少数，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改革落地非常重要。再次，要防范认识上的三大误区，我们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供给和需求对立，也不能把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西方的供求学派混为一谈，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增加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产能，应该是我说的三项任务的统一。
我们要用好三大引擎，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有三大引擎：*，中国制造2025，推动我们产业的升级。第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三，“一带一路”。
如何通过“双创”培育新动能？改革开放以来有四次大的创业浪潮：*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以体制内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精英创业”，包括了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的行政科研人员，当时媒体称有10万公务员下海经商，大量体制内的政治精英、科技精英下海经商；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创业浪潮。第四次就是现在，这一轮创业浪潮的六大特征，改革成为创业创新主要推动力，创业创新主体多元化，创业创新的形式高度互联网化，创业、创新、创投成“铁三角”，创业、创新、创富成“金三角”，“双创”载体呈聚合式创业创新。“双创”是中国版的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成功实践，美国奥巴马也提出了创业美国，英国也鼓励大众创新。日本也提出来创业，每年平均创办的企业为9万家。我国每天新创企业1.4万户，一周新创企业相当于日本一年的总和。
我去了20多个城市、对数百家企业和平台进行了“双创”调研，并形成了研究报告。要通过“双创”培育新动能，首先要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推进“双创”的主体多元化。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创业主体、创业要素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构成的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现在创新的竞争不仅是企业、项目，非常重要的是生态。要重视三类回归创业，推进草根创业与精英创业共同发展。不仅有“洋海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而且还有“农海归”（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及创业成功人士回归家乡创业，例如浙商回归。
二要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和营造良好环境，推进创新人才的知识资本化和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建立知识合法转化为财富的机制，实现创新、创业、创富联动，形成创新“金三角”。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因此，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
三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打造创业、创新和创投“铁三角”。美国私募基金规模超过中国10倍，差距较大，我们要鼓励更多的闲钱进入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和法治化，我们人大常委会正在修改《证券法》，现在资本市场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仍存在，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包袱，要靠法治管理。
四要推进模式创新，实现众创、众包和*的有效对接，推进聚合创业创新。通过科技园引领新一轮要素聚合，比如中关村是典型的要素聚合创新载体，具有产、学、研、用、金、介、政齐备的协同创新体系，吸引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资源集聚。深圳是全国创新最成功的城市，具有典型的是有移民文化，有利于孕育“敢于冒险、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创新精神，形成了多元化的创新主体，我把它总结为新四军，“海归系”，有6万“海归”在深圳创业。还有“孔雀系”，全国各地的人到深圳创富，为了创富要创业创新。此外，还有本土的“深商系”和科技大企业的“裂变创业系”。还有就是深圳形成创业，创新，创投的“铁三角”，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五要发挥科技大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龙头”作用，推进“裂变式”创新创业，形成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企业。李克强总理讲，“双创”既是小微企业生存之路，又是大企业繁荣兴盛之道。大企业是新创企业的黄埔军校，裂变出了联想系、百度系、腾讯系、华为系等创业者。
六要建立容错机制，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业文化和价值观。创新面临着多重风险，所以需要有容错机制，形成有利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七要完善产权保护机制，让创新创业创富者有“方向感”和“安全感”。非常高兴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促进创业创新非常重要。
八要防止“浮夸刮风”的偏向，避免“一哄而起”式的误区、“一夜暴富”思维，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持续健康发展。
魏加宁：中国经济形势喜忧参半，唯有改革可以攻坚克难
大家好。我想讲的是：中国经济形势喜忧参半，唯有改革可以攻坚克难。
一、当前中国经济：喜忧参半
（一）中国经济之“忧”。
首先看需求侧，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面对的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再加上特朗普当选带来的不确定性，出口形势难以改观。二是政府主导型消费遇到了“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出来以后，政府消费明显趋缓，三公经费大大减少。“八项规定”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规定，但是政府消费受到了抑制也是客观事实。而民间消费今年以来似乎也出现了一些不大好的迹象，比如化妆品行业，根据调研，这些年一直是逆势上行的，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一些企业的销售开始出现大幅度下滑。其他一些消费品也有不景气的迹象，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是政府主导型投资遇到了负债率太高的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过高。而民间投资的增速一直在放缓，2014年的时候，民间投资还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个百分点；到了2015年的时候就基本持平了；到今年1至2月份，民间投资反过来变成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个百分点。
再看供给侧。首先看劳动。目前的就业形势*复杂，一边是东北、西北地区大量的国企职工下降或者待下岗，东北每年流失多少人口，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个事实是，现在来海南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东北的——如果东北地区有很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为什么要跑到海南来？！但是另一边，广东、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在拼命地开发机器人，提出的口号是“用机器换人”，——这就使得我国的就业形势*的复杂。
其次看技术。能够引进的成熟技术都已经引进的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技术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能力又明显不足。
最后看资本。与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相比，资本的问题就更麻烦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在明显下降，一是大量的资本在外逃，二是留在国内的资本被大量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三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本流向了房地产，促成了房地产泡沫。
（二）中国经济之“喜”
中国经济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很多好的消息。
还是先看需求侧。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需求：一类是传统需求，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说我们的城市，一下雨就淹，一刮风电线杆子就倒。而现在珠海做的就很漂亮，把各种通讯、电缆、煤气管道等统统埋到地下，搞地下管廊。那么搞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钢铁，需要水泥呀！再比如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如海底隧道，比如琼州海峡的海底隧道，比如烟台——大连的海底隧道，这些项目都是早晚要上的，为什么不趁着现在钢铁、水泥产能过剩的时候赶紧把它们建起来？！为什么非要等到产能去完之后再去建设？！那样的话，不是还得要重新恢复产能吗？！
再一类是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每个周期都解决了不同的需求问题。80年代*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家用电器。本世纪头10年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到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新的需求是什么？——教育、医疗、养老以及环保等等。这些新的需求非常旺盛。
比如说教育需求。现在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发愁？！从上幼儿园就开始发愁，一直到大学，甚至还有许多人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8月底我去加拿大访问，一飞机左的几乎全都是中国的留学生。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到珠海去调研时，就曾经跟珠海市的领导讨论这个事情，我就建议他们能不能把国外的名牌大学请到中国来办分校？！这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消费能够留在中国。现在学生都到了国外去了，消费也到了国外。
再比如医疗需求。为什么现在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的供需状况严重失衡。一方面，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随着老龄化，随着医保的改善，人们的医疗需求在快速膨胀；但是供给呢？——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办医院，又不允许民间资本进来，也不允许外资进来，就让医院自己去挣钱，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
再比如养老需求。《北京晚报》曾经登过一篇文章说，在北京要想上官方的养老院要等100年！要等100年我们还用去养老院吗？！
再看供给侧的“喜”。首先，产权保护的提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事情的第三方评估是我们做的，提了很多意见，都接受了，所以我非常振奋。而且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居然是以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发布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最近大家也看到了，冤假错案在平反，将来在经济领域的冤假错案会不会也要平反？至少要重新审理吧？！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做到产权保护。
其次，土地流转，最近也有了放松的信号。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习总书记最近提出了“四个有利于”的新标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这就是：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号。“四个有利于”至少在指导思想上更前进了一步。
三、当前宏观政策：松紧两难
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我认为是松紧两难。首先，货币政策现在很难办，如果升息，经济已经在下行，企业承受不了；如果降息，资本已经在外流，就会加速。
其次，财政政策也是两难局面。消极的财政政策不行，经济下行，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窄的形势下，大家都在期待着财政政策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如果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的可持续性又会面临问题：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支出在快速增长，尤其是民生的支出在快速增长，而民生支出*的特点就是刚性特征——只能上不能下。
四、唯有改革，可以避险，可以攻坚克难
综上所述，所以说，当前形势之下，唯有改革可以避险，唯有改革可以攻坚克难。
首先是需求侧。面对新的需求，必须进行改革，方能让人民群众满意。过去办教育、办医疗、办养老都是政府垄断，政府是补供方。比如要想让孩子上学，政府就得盖学校，否则孩子就上不了学。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把主要补供方变成主要补需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可以做到公平，每个学生一个教育券。第二是消费者可以拥有选择权。消费者拿到教育票以后，既可以让孩子就近上一所公立学校，也可以自己加一点钱，或者是买个教育保险，送孩子上远一点儿的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补了需方，那么供方可以放开了，采用PPP的形式，民间资本、社会资本都可以进来了。这样就可以达到快速提高供给量的目的。而且引入竞争以后，就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但又不能垄断公共服务。
其次是供给侧。供给侧改革需要做的事情有：*，产权保护要进一步法治化，必要的时候修法、修宪。第二，要理顺价格的形成机制，政府不能与市场较劲。第三，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是增加透明度，引入社会监督。第四，民企发展方面要把更多的金融资源直接配置给高效率的民营企业。第五，放松管制，有些权力不是要下放到地方政府，而是要直接放给市场。第六，降税减负。第七，要想技术创新，首先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首先理论创新。我认为，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很可能是围绕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来展开的。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改革，中国经济恐怕连“L”型都没有，恐怕就会面对危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加快改革，加快供给侧改革，把教育、医疗、养老、环保这些领域的潜能释放出来，那么中国经济就一定会止跌回升，就一定会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
许善达：不能低估特朗普减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我谈一点看法，刚才几个专家都讲到美国新当选总统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讲的比较多的是金融，加息或者是汇率引起的影响，包括因为汇率引起贸易，给我们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新总统的经济政策里头，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我们原来对这点的估计可能是不太够的，美国真的把税收从30%到15%，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行业都在外迁，我们的优势是一般制造业性价比是比较好的，如果美国大幅度减税就缩小了我们性价比的优势，这样我们国内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我觉得对这点不能低估，因为美国减税以后，很可能各国的资本都会向美国流动，但美国资本多了以后，不会生产鞋和帽子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里去，很有可能美国在短的三五年长的十年中，美国的科技会出现一种水平的升跃，就像上世纪80年代里根减税以后，90年代美国的IT业就突破了，一下子把当时还很厉害的前苏联、日本都甩到后面。我们如何应对这么一个大的形势，这是非常需要认真考虑的，而这个因素在大选以前是没有的。那么多不确定里头，我倒觉得这个影响是确定的
我们应对这个有很多方面，我主要讲关于财税方面的意见。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财税的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已经完成了，体现在几个方面：*，政治局今年7月份*次提出来降低宏观税负，这个问题是一直有争论的，专家里面有主张提高宏观税负的，认为我们中国应该集中能力办大事，这种主张也是非常强硬的。也有十八大以后的文件，都用的是稳定宏观税负。为什么提出“稳定”两个字，就是面对着提高和降低的争论，需要观察，需要在实践中做出判断。经过这三年，这个判断已经做出来了，我们的宏观税负是偏高的，这个结论已经下了，所以政治局才决定降低宏观税负。现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实施这个战略，这是*个重要的战略调整。
第二，中国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国家要履行的职责比国外的政府要大，我们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就应该有比较大的一点资源和权力，现在有四个指标反映中国和地方关系的失衡：收入，中央占了50%略低一点，地方占了50%略高一点，但是支出，地方支出85%，中央只负责15%的支出，相当于地方政府每花一块钱有4毛钱等着中央政府给，这样的一个比例不利于地方政府履行职责，也不利于他来贯彻中央的决策，这个失衡是要解决的一个矛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收入和支出两个领域，现在有人主张，收入中央可以少一点，地方政府支出85%，中央拿的少一点，就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但这个意见是肯定不能采纳的。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或者重要的国家，中央政府的收入没有这么低的，我们已经偏低了。但现在要想提高中央政府的比重，也是不行的，因为调整支出结构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提高中央政府比重，地方政府履职就更加困难，所以政治局的决定是保持中央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
但这个大体不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的问题，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前，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去年有19000亿左右，营改增以后，施行了增值税的五五分成，钱给了地方，但给钱不给权，五五分成是要中央政府往地方拨的。所以，现在人们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有一个主体的税种，这个税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收，他来使用，管理，多数人的建议是把现在在生产批发环节的消费税划到零售环节，这个转环节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了，再加上已经在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这两个税加起来13000多亿，可以形成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这样虽然收入格局依然是五五，但地方政府在税收的管理权限和调节余地比现在大一点，这样比较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更好的履行他的职责。
支出方面，中央政府要上收若干项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支出，我认为最主要*先的应该是社会保障，现在我们讲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但我们在讨论每一项任务的时候，都觉得要完成每一项都会遇到企业的社会保障不能支持。去产能，就有一部分企业要关闭，社保部门接不了，这样就必须解决社保的问题。去杠杆也是，企业成本高，没有盈利水平，杠杆是去不掉的。
在讨论中间就认为，在各项改革里头，在中央地方的支出责任上，*先的是中央上收社会保障职责，这样就能大大缓解中央地方财政的失衡。但这里又伴随一个问题，现在要是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靠一般预算的资源是不够的，比如减少一点支出，增加一点债务，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够提供这个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国有资本的收益，要把国有资本划转一定的数量给社保基金，比如山东省已经把省的国有资本划了一部分。央企的国有资本划给哪个省是办不到的，必须是全国统筹。
所以，在社保问题上，全国统筹，中央负责社保，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本的收益来补充这个资源，假如这个事做出来，又能降成本，又能提供去产能所需要的社保的支持，就可以把好几项供给侧改革向前推进。现在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推进是非常艰难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枢纽，如果这个枢纽打开了，好几项改革推进的效果要比现在有效的多。
所以，我们财税新的战略已经确定了，如果很快研究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尽早推出，我们供给侧改革也好，现在面临的全世界的挑战也好，都会应对的更好一点，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更稳定一点。
李礼辉：做实综合监管机制 建立统一金融数据库
大家上午好，我说一个比较具体的话题，金融转型与监管平衡。我们把中国这么多年的金融发展放到全球的维度上进行观察，应该可以得出这么个阶段，前十几年是我们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时期，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国家之一。现在我们的核心财务指标还是排在全球的前列，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完全处于世界和中国*的水平，移动互联金融业务的发展，我们中国也是*于全球的。当然有很多原因：*，国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带来的更大更多的市场需求。第二，信息技术的进步打造了更平、更快的金融平台。第三，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创新，形成了更强更活的发展活力。第四，金融监管的市场化改革构筑了更宽也更松的金融环境。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做的很有成就，但也还没有到位。*，金融服务平台从实体柜台到移动互联网的转型。这块转型我们发展的非常迅速，我查了一下数据，2015年全国网络支付的笔数是1324亿笔，占全国电子支付的比重超过了40%。但我们也看到，移动互联金融的发展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一些金融诈骗等等，还没有解决。所以，移动互联网金融往深一步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网贷的数量是1300多亿，只占全部银行业贷款的0.44%。
第二，金融服务从大金融主导到大中小微金融并重。在银监会统计的数据，中小型的商业银行在银行业里占的比重是44%，已经超过了大型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但进一步发现，还发现一个问题，中型的商业银行也在找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小型的商业银行也不一定以小微业务作为重点。往下看，越是底层越是需要金融服务的地方，金融机构越少，而且金融资源配置也越少，包括信贷资源的配置。
第三，金融市场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的转型。今年我们又推出了深港通，去年是沪港通，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等等，但我们认真看，我们现在的程度还非常低，我们现在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境外的人民币资产的总数是3300多亿人民币，比重是只占全国人民币所有资产比重的0.92%，这说明我们开放的还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转型，监管上能平衡，除了企业本身的发展之外，监管、政策的角度，需要做到监管的平衡。*，市场活力与市场秩序的平衡。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很快，新的互联网金融的形态，比如区块链金融，也正在研发的过程中，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IMF说，区块链技术具有改变传统金融的潜力。从国家来说，我们互联网金融有个包容性的政策，允许包容性的创新，与此同时，还是要把秩序管好，现在在互联网金融秩序方面还是有些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小微金融更有活力，更有动力，让小微金融能够发展起来。小微金融发展慢了，好多人不愿意做小微金融，其实这其中有根本性的经济原因，在于小微金融业务的风险太高了，很多人就退出了小微金融的市场。在这方面，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政策性的保险，政策性的担保，要和商业性的保险和商业性的信贷结合起来。期货市场也应该发展，让经营农业的企业能够避免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带来的风险。
第二，分业监管和综合监管的平衡。我们的监管是分割的，不同的机构制定的规定宽严是不一的，一致性比较差，这给市场监管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在这方面深化改革，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这事的重点在于，我们要做实金融监管的综合化监管机制，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一致性，实现跨市场、跨机构、跨平台监管的一致性，避免监管的真空和漏洞。另外，国家也应该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金融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要横跨所有的金融平台和金融业，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监管。
第三，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安全管控的平衡。现在人民币已经纳入SDR货币，实际上人民币在全球使用，不管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交易货币，占的比重还很低。现在的情况，我们的流动性不够高，稳定性也不够高，透明度也不够高，交易产品少了一些，行政干预多了一些，税率比较高，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我们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证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比如现在人民币汇率在大幅度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要采取什么措施呢？应该有高效的市场运作的机制，有常规性的政策措施，而且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应急的预案，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的市场做的更有活力，又保证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
马蔚华：消费是未来提升GDP质量、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重要方面
结构转型，既是势在必行，也是迫不得已，可以说出各种原因，我只说两个原因：
*，外部原因。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民粹主义的逆袭屡屡成功，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去年我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去访问意大利，当时40岁的伦齐总理踌躇满志，他说我不对默克尔负责，我要对意大利的发展负责，要对中国进一步开放，欢迎中国企业家去。时隔一年黯然下台，这毫无疑问会增加我们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长期以来为全球化准备的生产能力，现在过剩了。
第二，内部原因。前几天我去了印度，我过去对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尽管它的速度超过我们，我们觉得它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忧虑的。这次完全不同，我觉得他的人口红利是对我们*的挑战，他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而中国已经未富先衰。我们现在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10%，全球的老龄化从7%到14%要用40年，而中国这个进程只是20年。我们的综合生育率只有1%多一点，如果2.1%人口才能保证平衡，1%多一点劳动力是逐年下降的，现在每年是下降200万到300万，要一直持续20年，这是对我们*的威胁，老龄化悄悄的来了，所有的经济增长因素都和这个有关。屡试不爽的投资模式，靠出口带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了。
怎么办？大家都讲到转型是出路，并不是选择，不容你选择。怎么转型，这也是大家经常讨论的。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投资讲了很多，人口红利，储蓄红利，由于市场开放，这个优势也带减少。我们要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这也是迫不得已，我们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大家说了很多。三大转型里要把握几点，我觉得消费是未来提升GDP质量，或者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我们有潜力。现在消费只占GDP比重的52.8%，全球的平均水平60%左右，发达国家70%以上。在这方面要盯住三点：*，最活跃的人群——中产阶层。第二，最有价值的领域——中高端服务业。第三，高新技术在服务业中应用的商业模式。
最活跃的群体是中产阶层为什么？我在招商办私人银行，私人银行是一个中产阶层，标准是闲钱可以超过1000万人民币，这是在周围所有银行里最高的。当时我们想和瑞士两家银行合作，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只好自己干，结果没有想到三年以后我们就成为中国*的私人银行，现在将近10年了，我们已经进入全球第20名，我们的私人银行客户已经超过3万人，每年增长率都是20%以上，这在全球是个奇迹，主要是源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爆炸式的提升。
麦肯锡最近说过，到2020年中产阶层的消费占比要占整个社会消费占比的50%，这个市场是应该关注的。波士顿学院也认为，城市的消费到2020年要从3.2万亿美元的基础跃升到5.6万亿美元，中产阶层是我们刺激消费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跨国公司很注意研究这个，奥迪看见中国有很多有钱人，设计了一个加长的有司机的车，结果在全球成为销售量最高的。可口可乐设计了一个品牌，全球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的销量，外国人瞄准了中国的中产阶层。
中高端的服务业，首先是80后、90后，我们的信用卡成功就依赖他们，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大的咨询公司说，中国搞信用卡不能赚钱，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透支消费，但我们计划了八年，但四年就盈利了，谁的贡献呢？年轻人，我们的年轻人叫有钱就投资，没钱就透支。现在的年轻人注重体验消费，或者个性化消费，在北京一个小公司做美甲的，现在估值3亿美元。消费在过去五年增长了一倍，我们预测在未来五年，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增长一倍，可以预见，到2020年我们的消费占GDP比重可以达到60%。这是使我们GDP保证有质量增长的非常重要的结构调整。
老龄化也有我们的机会，最近发现老龄化人群的消费，农村的消费和城里消费的差距在减少，而且在老龄人口的消费中，纯属医药、生活的消费在减少，而他们旅游型、保健型的消费在提升，养老产业也会成为GDP很重要的一个贡献者。
新兴技术在商业模式中的应用，我举两个例子，青岛有个红领服饰，过去在中国做衣服批量生产，卖不上价钱，量身订做价格很高，但产量很低，红领服饰用大数据、云计算用批量的生产量身订做，这是技术的力量。今天的东莞已经大不一样，现在用高科技来武装产业，在不到全国万分之三的土地上创造了全国1%的生产能力。他们用了很多的无人机、3D等等，很多的东西叫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在西方占服务业的70%，而我们不到40%，在这个领域有非常大的前景。
所以，我觉得未来服务业是我们释放经济活力的着眼点，但需要政策支持，有很多政策，比如养老配套，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税收。我们呼吁很久了，奢侈品进口的税应该解决，现在也没解决，所以我们叫海淘，在国外的消费去年是128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奢侈品消费量的46%，假如都在中国买，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本文观点整理自嘉宾现场发言，未经发言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