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互联网大厂的房补加持，就能实现“租房自由”吗？
答案是否定的。
恰恰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为员工所提供的租房补贴，带动了大厂附近的房租涨价。
有媒体曾报道，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所面临的真实租房窘境——受限于公司租房范围，他们只能围绕工位三公里以内租房，而租房平台、房产中介也瞄准了这一群人，通过各种方式使房租上涨。
本期显微故事试图揭露互联网大厂房补背后的故事：
在房东、中介、租客的生态链条里，我们看到高收入的大厂青年为了房补被困在公司30分钟的距离里；
中介和二房东，围绕房补政策绞尽脑汁，只为了让“漂一代们”掏出更多的房租；
而那些曾被高涨的房租所收割的老一代大厂员工，在见证了互联网企业对房价的影响后，将所有身家压在公司附近，购置住房，收割下一代年轻人……
在这场追逐房租的游戏里，互联网企业承担更高昂的成本招聘人才、年轻人明面上享受了房补但却缴纳了本不应该涨价的房租、想进大厂的年轻人则被迫在没有房补的情况下、承担高昂的房租。
谁才是最终受益人？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挤在50平老破小的6个年轻人
深夜12点，有人敲响了钟静的房门。
门外是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见钟静开门，对方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指责她，大意是抱怨年轻人生活作息混乱，大晚上不让别人睡觉，没有社会公德。
钟静很委屈。这个点她才刚刚下班到家，正准备换衣服洗澡，累得不行，哪儿有功夫“生活作息混乱”？
她所租住这个不到60平的一居室，楼龄超过30年，电线、水管、木地板老化，在看房时钟静就发现只要踩着地板、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但她还是迫不及待地花7500元/月的房租租下了这个开间。
没想到，这个木地板却成了邻居们抱怨的来由。钟静此前已额外花了1000多元找人刷墙、去除墙壁上的霉斑、重新购置家具，她实在不愿意再多付其他的钱了。
“没一个年轻人，能笑着租下房子”，送走老人后，钟静委屈地在朋友圈留着这么一句话。
今年4月，钟静刚成功跳槽到北新泾附近某互联网视频平台，工资涨到每个月2万元。
面试时，HR表示会额外增加1000元每月的房补，但钟静必须在半个月内入职，并在公司附近租房，以确保加班时能随时赶来公司。
确定入职后，钟静在两天时间内看了7套房子，租房预算从6000元跳到7500元，但始终看不到满意的房源。
大部分房源都集中在北新泾地铁站附近，以“新泾村x号”命名。尽管屋外被市镇工程美化过，但走进楼道，潮湿昏暗的走廊、无人打扫的楼梯、半悬在天花板的杂乱电线，都反复地强调着它们年迈的楼龄。
这片区域的住房大多没有学区，但房租却依然“挺拔”，甚至逐年上涨。随同的中介耸耸肩，“北新泾房子不靠挑，靠抢，能租到房子就是幸运。”
最让钟静惊讶的是，她还看到一间月租6500元、楼龄超过30年的50平开间，那里摆了4张床，其中3张都排列在客厅。
中介说，这套房最多时住过6个人，"这里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年轻人，就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2010年前后，北新泾入驻了大量互联网企业。沿着北新泾，到威宁北路，全长不过4公、地铁相隔4站的道路上，聚集了如美团、携程 、爱奇艺、拼多多、京东、饿了么等数十家互联网大厂。
互联网企业需要新鲜血液，北新泾每增加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意味着上千个新租客将涌入这里。
互联网的高收入、额外的租房补贴政策，也抬高了附近的租金。在豆瓣“上海租房”小组，2017年时还有人发过3000元月租、60平两室一厅的房源，但到了2021年，同样的房源租需要6500元，翻了一倍还不止。
充足的资金也未必能抢到合心意的房源。中介告诉钟静，她想要的一套月租在7200元的、相对较新的房源，已被另一个人交了定金。
他还暗示，如果钟静可以增加预算、给房东写个小作文好好介绍一次自己，说不定还有一次抢到房源的机会。
钟静照做了，最终这套房子被钟静以7500元每月的房租定下。
钟静的状况并不是孤例，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可得知，互联网大厂已成为了带动附近房价、房租的有力参与者。
2020年7月，蚂蚁金服上市的消息传开，其总部几公里外的之江九里，房价一路看涨，到9月每平上涨7000元，90平的户型涨价超过63万元。
2021年3月，字节跳动宣布上海电商部门宣布将选址在杨浦区B站所在的尚浦中心，消息刚一出，附近三湘海岸小区、高镜小区房租应声上涨，最高上涨千元。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2018年之前还有几百元的“农民房”，但是随着互联网公司的扩张后，全部由二房东承包，摇身一变成了“公寓房”，以2000元至4000元的价格租给附近互联网工作的年轻人。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新闻里，“含网量”构成了当地房租的重要指标。
在整个生态链链条里，互联网企业扩招、房东涨价、中介赚取更高额的佣金、年轻人们跳槽涨了工资，看起来一片繁荣。
然而，被媒体所忽视的另一面，这个生态链条到底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并导致目前的状况，哪些群体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一片繁荣的阴暗面又有哪些人被收割了？这些却鲜有人提及。
房源捕手的租金猎人们
中介、房东和二房东，是这条生态链的直接受益人。
其中，中介是最关心互联网企业房补政策变动的一群人。他们熟悉各大互联网企业的政策——哪怕那些企业还未到其所属区域开设分公司。
在武汉光谷做房产中介的向琦向显微故事表示，字节跳动要求北上广深的员工必须在骑行20分钟的区域内租房，才能申请到房补。其他城市要求必须在步行30分钟以内，该时间由地图软件里租住地址到工位的时间估算截图为准。
此外，在总部位于上海的小红书也规定，如果想要拿到每个月1500元的房补，必须提供租住地址到工位的地图距离截图，要求是“3公里以内”。
“但是在武汉，你要了解更多一点”，向琦做了4年的房产中介，从2017年开始，陆续有大厂在光谷建设“第二总部”。
以字节跳动为例，优化师、销售岗位不享受房补，研发等岗位才能享受房补，“推荐的房源不同”。
每当有字节跳动的员工来询问租房时，向琦都会多问一句，“哪个部门”，然后再根据有无房补推荐：
有房补的硬性要求步行30分钟以内，如曙光，青年城，融科天域，坐标城等小区中比较好的房源，价格在2500-3000元不等；
无房补的则根据对方价格推荐，多集中在1500元左右。
也正是这些大厂的到来，让光谷原本偏远的地区租金水涨船高。
“2016年的时候，光谷核心地段米兰映像，两室一厅2500元左右，15公里外的光谷五路桃花源小区根本没人租”。
但随着小米、华为2018年将第二总部落地在光谷五路附近后，桃花源当月三室一厅房子的租金就涨到2500元，如今更是涨到3500元，接近核心地段房租，租金3年涨幅40%。
随着第二总部入驻，周围房租的抬高，武汉也有许多本土互联网公司效仿大厂推出房补政策。
因此，向琦会格外留心不同公司的房补规定以及薪资水平，她也会在手机备忘录记下一些公司的政策和工资水平，比如“美丽X行，毕业2年内，房补300元；X点公司，十点后打的报销……”
为了帮更多的年轻人申请到房补、帮助自己换取更高额的佣金，向琦也会装作面试者去和HR聊天，核实信息后告诉前来看房的租客如何申请房补。
为了获取更高的租房佣金，向琦甚至和同事联合作局，比如带着急入职的客户去看房补范围内即将签约的房源，制造“紧迫感”；也会帮手上的房东集体控价，避免租金波动太大，影响房价。
除了向琦这样的中介，虎视眈眈盯着“互联网大厂”这块肥肉的还有二房东。
曹虎在西二旗做二房东7年时间，平时他大量囤积符合互联网公司房补政策的回迁房房源——这种老房子价格便宜，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租客经常需要修理服务，需要更有时间管理租客的二房东们的存在。
囤积房源后，曹虎会用几天的时间改变房子格局，做成隔断单间出租。
以位于北京西二旗城地铁东100米智学苑小区为例，101平室两一厅的房子在链家上整租费用每月8000元。
但是在曹虎手里，95平的两居室被隔断成3间，按照3000-3500元不等的价格租出去，每月租金可达10000多元。如果曹虎再稍微装修一下、征收管理费，每个月租金能超过11000元，比房东直租多3000元。
曹虎只做互联网企业员工们的生意，他笃定这群高收入且有房补的年轻人掏钱爽快。
除了中介、二房东以外，还有一群房东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这群房东大多年龄在35岁左右，是媒体标题里被定义的、最容易被优化的那一批互联网员工。
但他们经历了2012-2018年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也享受了一波早期互联网财富的红利，成为了较早在购房这件事“上车”的人，在发现公司分部附近有价格洼地楼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加入购房大军。
2018年，年薪达到80万的杨致得知武汉小米第二总部附近1公里左右的龙湖新壹城不限购的公寓开售时，他特地飞回武汉，以每平1.3万元的价格购入面积38平、总价49万元、产权40年的公寓，每月贷款2000元，10年还清。
杨致估计，“10年后，这套房子的租金至少得4000元”。
“没早下手，错失千万"，是杨致常挂在嘴边的话。和他同在2009年入行互联网的前同事，在2012年以每平2万多元的价格，在西二旗买下了一套70多平的小两居。
2016年，该区域房价大涨，该同事攒够了数百万上车海淀区的另一个学区房，西二旗的房子则以8000元的价格租出去。
“让那些年轻人替我养房，哪个互联网人不想35岁提早退休，然后收租？”
与其说杨致是对自己投资房产有信心，不如说是对互联网有信心。
晚点LatePost《字节怎么都十万人了》文中提到，字节跳动2020年内，员工从6万人涨到10万，平均下来，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150人左右在入职字节，“仅在总部北京，字节跳动就有近40个办公点，员工们每天在食堂吃掉上万个鸡蛋、10吨以上的蔬菜”。
互联网源源不断地新人，对于杨致来说，就是源源不断地“流量”。
把源源不断的“后浪”看作“流量”，通过流量获取租金养房，是前浪杨致们心中除股权、年终奖外，另一个公认最接近财富自由的致富经。
那天和杨致一起排队买房的，多是互联网从业者。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置业顾问还还不忘“恭喜”他，“这地对口小米，未来不用愁租”。2020年，杨致手上的这套公寓已经飙升到每平方1万7，而小米还在扩招年轻人。
这更加让杨致坚定自己的判断，"流量是一切围绕互联网生意的命门"。
被收割的“小厂”年轻人
任何繁荣局面的背面，总有一些阳光所照不到的阴暗面。
互联网企业所带动的房租暴涨，误伤了那些和大厂在同一区域的互联网公司中、渴望进入大厂的“小公司”年轻人。
根据《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已经超过1677万人。
而在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147家，算上*榜中公司，加起来也不过200家“大厂”，在职人数不超过100万人。
这意味着，超过1500万的互联网从业者在互联网“小厂”工作。
这些互联网从业者每个月账面上到手的工资虽然比流水线上的“厂哥厂妹”高，但扣除了生活成本、以及暴涨后的房租，他们的囊中已所剩无几。
钟静还记得，那个6人合租的开间里，有人听说她得到了大厂Offer，就激动地和她套近乎，加她微信，*句话就是问钟静，
“你们那里还要人吗，你入职以后可以帮我内推吗？”
交谈中，对方告诉钟静，居住在这里的6个人里，全部是在附近的公司“小厂”、工作年限1-2年间。
虽然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不过3年，但同样要求996、大小周加班，却没有房补、车补，只有十点后下班免费打车的福利。
“为了节约，6个在网上认识了”，在这个房间里，人均租金1200元，算上水电不超过1400元。尽管房租贵、生活质量差，但这些非大厂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也离不开。
虽然在互联网的范畴里，他们属于“非高薪"的一批人，但是在传统行业里，25岁左右的他们能拿上过万的薪水、坐在办公室里，已经是妥妥高薪。
没人愿意放弃“高薪”离开，也没人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进入大厂工作的机会。
租客在和钟静寒暄几句后，给她发了自己的简历，末了，还加了一句，“小姐姐，好羡慕你，有那么好的工作，可以租整套房子。”
然而，在几个月被邻居上门抗议后，钟静则开始对照工资思考买房的事情。她列出了自己的需求：学区，上班近，公积金可贷，好出租。
合租在大厂附近的小厂员工，挤破头想混上能拿房补的工作，去拼一个更高收入的未来；而那些拿到房补的大厂员工，则挤破头地想登上购房的列车，进而收割曾经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
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算法里，每个人都是这场利益角逐中微不足道的流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