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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在故事里,询问世界

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读的空间,对他的纪念,最好的指向是阅读他的作品。

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读的空间,对他的纪念,*的指向是阅读他的作品。

7月11日,94岁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与世长辞。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1975年起在法国生活,6年后加入法国国籍。2019年,他重新获得捷克公民的身份。

昆德拉写过诗集、小说、文论、剧本,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笑忘录》,文论《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医嘱》等。2020年,他获卡夫卡文学奖。

早在1987年,昆德拉就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年获奖者为约瑟夫·布罗茨基。学者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评价,“布罗茨基是*够资格的,但接下来的十多个获奖者很难说都比昆德拉强。”不少读者关心他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而真正的读者明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标杆,正如昆德拉本人不喜欢标准答案。

昆德拉的作品中,最为大众熟知的是出版于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小说让昆德拉名气骤然提升。作品之间的关联与音乐的共通,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自己的小说建立在许多基本词语之上,就像勋伯格的十二音列。

他在1984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在《笑忘录》中,词列如下:遗忘、笑声、天使、力脱思特、边界。在小说的推进过程中,这五个关键词被分析、研究、定义、再定义,因而转变为存在的类别。小说建立在这几种类别之上,如同一座房子建立在它的横梁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横梁是:重、轻、灵、肉、伟大的进军、狗屎、刻奇、热情、眩晕、力量和软弱。”

1984年小说出版后,《巴黎评论》的记者去采访昆德拉。昆德拉的书房令他印象深刻,“看上去更像一间学生宿舍,而不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的书房”,“书架上满是哲学和音乐学的书,有一台老式打字机和一张桌子”。这或许证明了昆德拉的某个侧面,在意精神实质而非外部虚名。

昆德拉不希望谈论自己,而是愿意更多地谈论作品。突然间的名气让昆德拉不自在,当聊到媒体对他小说的评价时,昆德拉说:“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他曾对《新观察家》说,“对必须谈论自己感到厌烦,使小说天才有别于诗歌天才”。

在中国,昆德拉首次进入读者视野,也与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时间相一致。昆德拉译者景凯旋曾在文章中追溯,“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当代两个最重要的作家”。

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读的空间,对他的纪念,*的指向是阅读他的作品。

昆德拉探索小说的可能性,学者吴晓东评价:“他试图重新为小说立法,因此他才激赏奥地利小说家布洛赫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

“昆德拉的小说学价值或者说诗学意义上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是继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新的小说样式,让我们知道小说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同时启示我们小说更可以写成别的样子。”

小说的可能性是什么?吴晓东在对比小说和电影这两种形式中,指出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维度:“小说大可不必在电影面前感到自卑,而是相反,恰巧因为有电影,有其他体裁的参照,才真正突出了小说的本体特征,让小说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的优势所在,什么才是小说独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其他体式无法替代的,明白小说的可能性是什么。”

谈到昆德拉,人们都会谈到“Kitsch”一词,音译为“刻奇”,被翻译为“媚俗”,前者更能涵盖词语本身的意思,后者有人认为是误解,也有人认为能够拓展这一词的多层次的意义。“刻奇”究竟指什么?这要回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语境中,他的“两滴感动的眼泪”的说法更容易理解:“刻奇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刻奇成其为刻奇。

昆德拉曾在采访中说,“刻奇,而非娱乐,是真正美学的灾难。”(注:引用译文在原译本基础上,“媚俗”以“刻奇”代替)

复调式结构和梦境,也是昆德拉作品的特点,是对卡夫卡的延续。吴晓东解读“复调”在文学上的含义:“一部小说中有多种独立的、平等的都有价值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对话关系共存。”学者袁筱一在接受澎湃采访时聊到昆德拉作品中的“复调叙事”谈道:“小说里除了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在梦境中分裂出去的人,这个人会在梦境中和所有的历史真实人物对话。”

昆德拉重视想象的力量。他说,“对于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你什么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想象本身就有价值。”他赞同诺瓦利斯的观点,“梦让我们远离生活的无味”,“用它们游戏的欣喜,将我们从严肃中解脱”。

昆德拉对语言艺术的探索,蕴含其中的哲学理念和对世界的发问,启发人们尽量去看清世界的本质。比如,在意发问,而不只是寻找一个标准答案,是理解世界的一个方法。这从他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中可以观察到。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在故事里,询问世界:“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

昆德拉不希望只有一种可能性,对待小说如此,自己的实践也是如此。吴晓东对此分析:“昆德拉在小说中引入了哲学文体、报道、传记等,同时又借鉴音乐和电影的手法……但这样一来,昆德拉的追求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了悖论,一方面声称小说要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寻找独属于小说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甚至哲学历史文体的界线,这也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所共同面对的一种悖论式的境地。”

一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万事万物也彼此关联。昆德拉早期用捷克语写作,后来用法语写作。当语言与政治关联时,昆德拉希望更多地去聊作品和哲学,而不是政治。艺术在某些时候的相通之处,令人感到遥远的相似性。正如坂本龙一在《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中提到的:“本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语言却给出了界限。当然,这种界限有它的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觉得这可能说就是人类谬误的根源所在。”

参考资料: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吴晓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0月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

《米兰·昆德拉之于中国的意义和影响》,景凯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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