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从中国百年看民企的四种死法

　　丧失了对企业家的定价能力 没人去创业

　　凤凰财经：为什么我们没有长出苹果公司的土壤，你刚才也聊到中国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的那种精神，冒险、敢想、努力、勤奋等等，现在企业家所处于的生存环境，哪些对我们企业家精神产生制肘？

　　冯仑：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对企业家来说，*的鼓励，就是对创新的一个定价，对企业家能力和创新的一个定价，如果一个市场没有这个定价的功能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想象，像扎克伯格他开始用网络泡妞， 但是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司。市场不光给他定价，连给那个油漆工都定价了，给这么多人都定价。哪怕靠直觉，靠一个偶然性做出的创新，最后市场给了一个这么高的定价，这样的一个定价是什么意思呢？会激励无数多的人前仆后继再去做这样的创新。

　　如果没有了这个定价功能，比如说不可能有再融资，不可能有再上市，甚至是上市的时候，还有国企、民企的限制，境内、境外的限制，那首先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定价，另外也没有价钱，最后一定是国有控制，没他事儿了。

　　那你想民间谁还创业呢？民间都不创业了，一个乔布斯，一个扎克伯格，背后可能死的是无数多的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死多少人呢，所以有效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定价，而这个定价，应该不受歧视，不受所有制身份，不受个人的身份，不受年龄，不受包括政治观点，什么都不受，你就是企业，他即使对别的事儿说错话了，但是对这个经济上的定价，一定要很好。

　　所以市场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定价功能，公务员系统有定价功能，于是大家就去公务员，因为那能定价，潜规则很多，表面上的定价不高，实际定价很多，你比如说当到一个什么长，那就潜在的利益，福利就非常大，这就是一个定价功能。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的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我们创业和企业家最后的成果给予定价，现在企业家的身价，都是这么定出来的。扎克伯格我看现在定的快300亿，那28岁你说这300亿，这就是一个定价权，他能不能拿到300亿，其实不重要，甚至他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这么多钱，那定价到这。

　　我们国内的这些，为什么在民间，互联网创业前仆后继呢？也是有这种定价功能在这里，你比如说李彦宏定价了，大家就多少人就学这个，然后腾讯马化腾上市也定价，马云也定价，都是资本市场给他们定价的，有了这个定价，机制，大家就开始去创业，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对整个民营经济，民营发展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市场效率降低，市场效率高低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就是交易速度的快和慢，你比如说交易速度慢，这就市场无效，比如说我要买瓶水，20个人审批，这就交易速度慢，然后支付手段很困难，一定要用现金，现金里头还要分哪种，交易速度越来越慢，市场效率就降低。

　　为什么呢？经济活动的效率是靠重复交易来体现的，如果这一个交易总也达不成，要达成非常之复杂，所以就叫市场效率低。

　　第二个交易成本高，今天、明天马上就能达成交易，但是中间的成本很高，这个成本就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成本，你比如我们说有腐败存在，那就是隐性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很高，市场效率就低，那有些人送不进去，就出现了不公平，那就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的成本高。

　　另外效率低，我们目前逐步这几年发展我认为体制环境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欠缺，就是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另外加上前面讲的，跟企业家的定价功能越来越差，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好。

　92派的家国情怀是被强加的

　　凤凰财经：我们把以你为代表的，包括陈东升、田源、毛振华这样的一批，叫做92派，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92派为代表的这批人和您的的家国情怀是什么样的？

　　冯仑：往远了说吧，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点情结，你比如说很简单，你比如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么左宗棠还在山里教书的时候，他想的，惦记的都是大事，我前一段我也去隆中，去看诸葛亮，他在隆中的时候，他想的也净是大事，其实这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在现代人身上的一个折射，也就是说所谓家国情怀。

　　因为从最早，中国古人就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这一套功夫呢，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身上都很强烈，特别是在社会封闭，个体，个性不够发达，而群体，国家意志，民族意志要超过个体意志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特别容易用国家民族来代替自己的发展路径，去想更多的国家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不光是所谓92派，其实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无非就是体制内、体制外，认为全都是一样，你不能说现在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没有这种家国情怀，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不够那么主动，他不够主动，不够这么直白，另外也不够那么生动，有时候也不大愿意表达，但是他内心也是有的，我知道。

　　这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嘛，比如说我认识陈东升，在83年，他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然后是武汉一杂志的，然后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读硕士，然后我给他写稿，然后我去找他，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黑乎乎的，那时候灯光很昏暗，然后在学生宿舍里开会，那时候就认识了。你想我们操心的事儿都不是个人发财，也不是个人生活的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都是别人的事儿，这是一个时代下的，特别的一个话语系统和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和精神气质。

　　但是这个精神气质呢？我认为，有两个特别的外在条件加给我们。

　　凤凰财经：哪两个？

　　冯仑：一个就是封闭的集权社会，封闭的集权社会的士大夫，所谓精英全部被强加了一个外在的理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一个习惯，你比如说小孩上小学，讲的全是大事，为人民服务，烈士鲜血，不是你个人生活，都是政党历史形态。

　　所以在集权社会下的知识精英，或者说你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各方面的，最后都在重复一种，他人的，或者说被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关键、文化、价值体系，都说别人的事儿，不说自己的事儿，你所谓的家国情怀，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不是自己的。

　　但是你对照一下，开放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的社会，所有人是通过说自己的事儿，但是在法律的给定的规范的渠道下，合法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说的全是小事，说的自己的事儿，按照自己的个人理想去奋斗，最后集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特征，自由、创新、法制，就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这两件事，是个反的，是被外在的原因加上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是有特别，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伟大，那个时代人全这样。

　　所以这就叫做外在强加，连情感都是外在强加的，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造成我们这种所谓家国情怀，跟集权社会下的超级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有关。

　　第二个跟我们社会提供的自由发展的通路太少有关，我们为什么都关心这些事儿呢？假定说社会，我捏脚能捏成十亿富翁，那我还关心这事吗？我做互联网，我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英雄，主流价值对我都是英雄，那我还去弄这事，我还会天天管国家的这些闲事嘛，那就是你只要给现实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我们就不大可能去关心这些所谓家国情怀的事情，我们就一定去关心我身边的这些具体的小事和我个人发展的路径。

　　所以也就说，由于个人发展的制度环境，自由空间太小，所以没办法只能想大事了，再加上外在又有强制力，你不想还不对，你比如说封建社会，你考试，你都考的是修齐治平这一套，那哪行，你不考行吗？或者说，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前，你一考试前，谈的全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什么都要谈，你不考这个试，你又没有别的地方发展，你能活吗？于是就落下了一个病根了。

　　所以我认为讲92派，讲到他们的所谓家国情怀，不要完全简单的从正面来理解，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这是他们的不幸，也许是他们的不幸，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体制，更早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发展更多的空间，那我都不一定，我成扎克伯格了，扎克伯格*不会说家国情怀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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