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还有巨大潜能

　　胡祖六：打破国有垄断保障公平竞争

　　解说：中国还未做好准备吻别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潜能，如何看待中国是否面临着中等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吗？如果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中国未来需要怎样的经济模式，《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正在播出。

　　胡祖六：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探讨下，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的陷井，所谓中等收入的陷井，就是在人均GDP达到5000至15000美元之间的这个区间的时候，GDP增长就开始减速，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进入一个低成长的轨道，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中等收入陷井并非经济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观察近两百年的经济史，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相继实现了工业革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低成长低收入的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所以欧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是一个动态、复杂，但是是非常连续的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扩张，最终使日本沦为废墟。

　　但在二战以后，日本又奇迹般的复苏和崛起，确立了其先进发达国家的地位，东亚四小龙紧步日本之后，经济起飞于1970年代左右，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水平，两次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传统产业竞争力的丧失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并没有使它们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井，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在长时期保持的较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并最终成为了高收入的经济体，今天如果你看IMF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这个四小龙都是在跟欧美发达国家一起列为这个高收入的经济体，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在经过了30年高速发展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有些跡象表明，中国也有可能步拉美国家后尘。

　　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这些拉美大国，资源丰富，与盟国一样曾经为欧洲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在20世纪初，比如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在美洲排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高于加拿大，但是大萧条以后拉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地伤害了经济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拉美国家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严重贬职的恶性循环，拉美经济完全停滞，甚至大步地倒退，经历了失落的20年，在1980年和2000年之间，人均的收入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所以如果有中等收入陷井的话，拉美国家绝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东亚四小龙和拉美的经历也清晰地表明，中等收入陷井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规律。

　　而是人为的政策的结果，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与资源优势拉美国家推向了一个绝望的陷井，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资源短缺、人口拥挤的瓶颈，极大地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从而迅速地迈入了高收入的社会，我想最后与大家探讨，我们如果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要避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慢速的发展轨道，我们未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经过3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个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就在我们试图努力说服，美国、欧洲、主要贸易伙伴国来接受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也有自知之明，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市场经济应该说依然是幼嫩的，脆弱的、不完善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都说明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尽管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无缺，它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或者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其他经济模式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连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惊叹，资本主义在它一两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这是马克斯在《资本论》那是1860年写的，那时候资本主义才100多年的历史，他说在这个100多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超过了所有之前人类历史的总和，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资本论》，但是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呢表现了不同的形态，一种主要形体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和约瑟夫熊彼特所推崇的，就是创业性市场经济，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以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创造性的破坏为典型标志。

　　但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形态，就是曾经或者继续流行于拉美国家，东南亚、特别是印尼与今天的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有些学者包括吴敬琏先生，也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国家目前有些现象，也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个色彩，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官僚资本主义，因为毕竟国家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其具体的表现与运作，依赖一个庞大的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体系，官僚资本主义，通过政府过度的政治和行政权力从事以盈利，而非以社会价值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它通过行政垄断、特殊的法规，监管的政策等等，让国有企业优先享占稀缺资源。

　　比如说国土、土地、能源或者电信、电力、电视网络、航空、铁路、金融等行业的特殊经营权，享有国家监管与产业政策的倾斜的支持，享有低息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等，在官僚资本主义下，非常类似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市场准入受到限制，竞争受到压抑，市场经济的固有优越性得不到发挥与释放，所以官僚资本主义是低效率的，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官僚资本主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由于政治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使用的高度不透明，缺乏适当的制衡与问责，往往导致腐败盛行，在国企与民企有特殊政府关系的人脉与无关系的市场参与之间，造成了极不公平的游戏场。

　　与此不同，创业的市场经济保障企业再一个公平透明的法规政策环境下，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约了政府官僚体系的滥用特权，公平透明的环境，大大压缩了滋生腐败的空间，它虽然不能总是确保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公平，但它至少是高效率的，能够确保社会稀缺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与利用，能够增添国民财富，从而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的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也可以享有经济繁荣，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曾经有一段经济好像一跃千里，势不可当。

　　但是最终低效率与不公平的竞争，最终导致经济逐渐地丧失活力，走向停滞，比如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经济完全就已经停滞，最终酿发社会与政治危机，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下半叶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井与严重债务危机，与其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紧密的联系，而创业型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经济真正的优越性，具有巨大的能量、灵活性，与自我调整能力，能够充分调动与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与创业热情，引导资源最合理的配置与利用，刺激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扩张，与经济可持续的成长，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只要加速与深化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市场化的进程，打破国有垄断，壮大私人企业，保障公平竞争，鼓励研发创新，换言之，只要在我国建立与完善创业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家就能够充分释放出我们固有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未来保持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高速成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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